陈端洪: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18-12-27 0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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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洪 (进入专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说主权者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公民宗教了。

   如何认定一个人是不信仰者呢?卢梭没有详述,但给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公开承认”。公开承认相对于默示承认,拒绝“公开承认”的人,自然就是不信仰公民宗教的人。既然公民宗教是主权者规定的,而且不信仰的人应该受到制裁,那么,“公开承认”也就必然是法定义务和程序了。公开承认要么是书面的,要么是口头的。在《日内瓦手稿》中,卢梭明确提出要用宣誓的方式:“每个公民都应当在行政官的面前进行这种信仰的宣誓,并且正式地承认其中的一切教条。”[34]

   不信仰公民宗教,也就意味着不承认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性,不愿意做公民。对这种人,驱逐他似乎有些严酷,但如果我们想象的场景是一个刚刚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走出自然状态的国家,如此处理也就不为过了。现在许多组织和政党均有忠诚誓言,不宣誓就不能算正式加入。

   至于如何认定公开承认了公民宗教的人的行为和不信仰的人一样,卢梭没有说明,但“行为”一词表明必须有证据证明其做出了这样的行为,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应该以法律为标准。为什么对他处以死刑?我理解,大概是因为他不仅犯了严重的罪行,而且违背了誓言,践踏了公民宗教,成了国家的敌人。卢梭的这个设想显然极端,却是洞悉人性弱点的警世钟。没有有德性的公民,何来人民主权的权威?

   然则,直接的人民出场只能偶尔为之,人民注定被代表。民主神退隐之后怎么办?为了防止人民的代表篡夺主权,防止政府专制,民主神不得不留下一部“政治圣经”——宪法。诚然,人民制宪是个理论神话,但在理论逻辑上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因为主权在民。在一个世俗化的代表制共和国,什么应该并可能成为公民信仰的宣言或者精神法典呢?非宪法莫属!作为国家的精神法典,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价值共识,于是,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忠于国家。这就是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哲学/政治神学基础。我国当下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些价值应该包括在内?如何规定?恕我直言,抛开宪法来谈核心价值,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旦宪法成为公民宗教的圣典,宪法宣誓也就成了共和国的公民宗教仪式,是镶嵌在世俗国家之内的神学结构,是将人民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宪法宣誓是召回民主神的仪式,宣誓者祈求民主神的祝福,一旦违背誓言,民主神的仁慈不再赐福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二)誓言的结构与力量

  

   为什么卢梭要用公开承认(宣誓)来表示对公民宗教的信仰?为什么在一个现代立宪国要用宣誓来表示宪法忠诚?这是因为宣誓是神圣的言语行为,誓言的力量存在于誓言的结构之中。

   发誓是人类普遍的现象。人类为什么发誓?这是因为人类作为言说的动物,当他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时学会了用语言玩游戏,撒谎就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一旦人会撒谎,语言原初的指意功能便遭受了挫折,能指与所指便不能吻合。如何让别人相信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呢?于是产生了另一种语言游戏——誓言。誓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其目的是禁止谎言游戏,确保恢复语言原初的正常功能,从而使人相信发誓者所说的话。[35]发誓是一个悖论,是在道德怀疑的情况下再一次向良知求证,是在不信任言语的情况下最后一次求助于言语的力量。

   为什么发誓能保证宣誓者所作声明是真实的?这是由誓言的结构决定的。按照古典学者RichardJanko的定义,“发誓实际上是招引一种比自身更伟大的力量来维护声明的真实性,其方式是,如果声明虚假,即施予自身一个诅咒。”[36]A. H. Sommerstein认为,这个定义意味着发誓者做出下述三个行为:[37]

   ①发誓者作出声明(declaration)。声明分为两类,一类为断言式(assertory/assertative oath),是关于过去的事实的声明,一类为许诺式(promissory oath),是对未来行为的确认。这种区分是依据誓言的语义内容来界定的,与发誓的行为无关;②发誓者明确或暗示地指向一种或多种超人的力量,以之作为声明的证人或者声明真实性的担保者;③发誓者对自己许下一个有条件的诅咒(curse),如果断言为假,或者诺言被违反,他/她将承受担保力量的惩罚。

   换言之,一个完整的誓言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个要素是确认(affirmation),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或声明(dictum),其真实性或有效性由誓言保证;第二个要素,西方人称引诸神为见证,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宗教国家,只能泛指某种神秘力量,比如天地、鬼神;第三个要素是一个针对伪誓的诅咒。中国民间最常用的诅咒是“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等等。三个要素在术语和事实上都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如圣礼[sacramentum]中同时意味着誓言和誓仪)。[38]

   学者们普遍认为,誓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惧怕神灵的暴怒和报复。有“悲剧之父”之誉的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有几行诗唱诵了恐惧的激情对于人类正义的重要性:

   “灵魂之中,有一佳在,恐惧发焉,让恐惧居高临下,充当它的监察;在痛苦的压力下,学会良善意识,总归有益无假。什么人——或者一个人的社会,也无差,若不能以恐惧滋养心灵——还会崇尚正义吗?”[39]

   霍布斯在论述自然状态下的信约时说:“语词之力太弱,不足以使人履行其信约,人的本性之中,可以想象得到的只有两种助力足以加强语词的力量;一种是对食言所产生的后果的畏惧,另一种是因表现得无需食言所感到的光荣或骄傲。”他认为后者不可靠,可以指靠的激情是恐惧。“这种激情有两种十分普遍的对象。一种是不可见的鬼神的力量,另一种是失约时将触犯的人的力量。”“在不受世俗权力管辖的两造之间所能做的一切,便是彼此相约到所畏惧的神面前去发誓。”“这种发誓或誓言是附加在诺言之上的一种语言形式”,提出诺言的人引自己相信的神灵为证,“再加上个人在自己的宗教中习用的各种仪式,其作用便是使人对背信的恐惧越发来得强烈。”[40]

   其实,誓言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那就是“我发誓”这个开头语式。这是每个誓言的固定格式。在阿甘本看来,誓言的真正秘密就藏在这个语式中。要解开这个秘密就要借助二十世纪语言学关于述行表达(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理论。

   “我发誓”是一种“言说行为”(speechact)的完美范式,在语言学上也称为“述行行为”(performative act)。述行与陈述不同,并不描述一种事实的状态,而是立即产生一个事实,实现其意义。[41]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阿甘本说,“当然,这里的关键在于述行表达的自我指涉性质(self-referentiality)。”[42]何谓自我指涉?简单地说就是指严格的述行行为必须以第一人称来宣示,仅仅将自己作为参照。往深里说,“述行的自我指涉性往往是通过对语言的一般指意性质的悬搁(suspension)来架构(constitute)的。”[43]怎么理解呢?如上所述,誓言在“我发誓”之后紧跟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带有纯粹的指意性,没有这个声明,述行就是空乏的和无效的。但是,述行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就在声明变成一个述行语段的对象的时候,声明的指意性被悬置,被质疑了。这也就是说,述行用一个自我指涉的关系,替代了言辞与事实之间的指意关系,它将自己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实推向前台。阿甘本把这种语言游戏类比为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法律被悬搁,但这不是例外状态的目的,例外状态的全部目的在于恢复常态,奠定法律的力量。因此,“在述行行为中,语言悬搁了自己的指意行为,正是并只是去奠定自己同事物在实存上的关联”。[44]

   更进一步,“我发誓”这个语式,最好结合誓礼(sacratio)一起理解。誓礼包括某种特定的手势,[45]有时还有牺牲祭献,比如鸡、猪、牛。特定的手势表示祭献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发誓是一个例外状态,在这个时刻,起誓者由一个政治人(bios)还原为一个赤裸的生命(zoe),并且将自身的赤裸生命献祭出来。阿甘本说,“甚至在成为权力的圣礼之前,誓言就是通过言辞到言辞的方式对活生生的人的献祭仪式。由于誓言首先是语言的圣礼,因而誓言能够作为权力的圣礼。”[46]

   有人会问,难道发誓的人就一定不会撒谎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发誓,已然是最后一次征诸人的良知,最后一次求助于言语的力量,一旦发誓也无效,言语之力既已穷尽,道德信任既已破产,那就只能退而求助于暴力了;在一个文明社会,那就只好转向客观法的制裁了。

  

   (三)宪法宣誓:权力的圣礼

  

   在古代,誓言是政治联盟的纽带。雅典的吕库古清楚地表达了誓言在政治宪法中的根本功能:“将我们的民主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就是誓言”。[47]随着文明的进化,言语的可信度越来越低,誓言衰落了,法律发达了。现在,在一些国家,出庭作证还需要宣誓,在我国没有这样的要求。不过,有些地方的民间法律纠纷的处理,至今还保留赌咒发誓的习惯,尽管国家法律不予承认和保障,却很有实际效用。[48]

   宪法宣誓是一种政治忠诚宣誓。之所以要采取宣誓的方式来表达宪法忠诚,是要诉诸就职者的政治良知。基督教国家的就职誓言往往包含一个祷辞:“愿上帝助我!”普芬道夫认为,这个祷辞与“上帝为证”“上帝为我裁判”等套式是同样的,因为上帝的仁慈若不助人即是最严厉的惩罚。[49]JosephStory在1847年出版的《宪法解析》一书中阐释了宪法誓言的心理作用:“一个总统如果胆敢违背其庄严的就职誓言所包含的义务,也许可以逃脱人们的监察,不仅如此,甚至还可能受到轻狂群氓的鼓掌欢迎,但是,他不得不知道,还有一个警觉的上天(Providence),那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和一个正直的上帝(Being),他是所有人心的监察官,他会让所有人得到他所应得的。此种顾念必定使一个有良知的人谨慎履职,即便一个原则性不强的人,当他行将故意违背职务誓言时也会迟疑下来。”[50]这种心理情感说到底还是恐惧感。

   我国是一个非宗教国家,宪法誓言自然不带如此这般的尾言。但是,世俗化的政治誓言,仍然是一个誓言,誓言基本的结构性要素还是保留了或者被隐含地保留了。就职宣誓有一个(一般是公开的)誓礼,包括特定的手势,但没有祭献牺牲的环节。公开仪式暗示着,引诸神为证的要素被隐含地转化为引人民为证或以人民的名义起誓。为什么人民取代了诸神?因为在共和国,人民是主权者,是制宪权主体,政府在本质上是人民的代表,“人民作为制宪权的拥有者处于一切宪法法规之外和之上”。[51]因此,主权者人民即便不在场,也被假定为不能缺席。你见或者不见,人民——民主之神——就在那里,见证着宣誓。主权者——人民——是神圣的,是不可能撒谎的,其言即是法。因此,引人民为证或以人民的名义起誓就意味着言辞与行为之间是无间隙的,要求宣誓者唇与心一致,言出必行。

   此外,“我发誓”这个语式配以特定的手势,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宣誓者以赤裸生命面对人民,将自身生命祭献出来,以取得人民的信任,祈求人民的“加持”与祝福。因此,世俗的誓言如古老的巫术——宗教誓言一样是神圣的和有力量的。对于违背誓言的人,人民将唾弃他/她。失去人民的祝福,对于掌权者乃是最大的惩罚。

当我们说人民不能经常出场时,指的是人民不能经常直接地行使主权。其实,人民何时缺席过?人民就并立于宪法法规之旁!“在这些法规的旁边,人民一直作为直接在场的——不以先前的规范、有效性和假定为中介——活生生的实体存在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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