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洪: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18-12-27 0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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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洪 (进入专栏)  
英国历任国王时而废弃《大宪章》,时而又重申遵守之。议会的发展也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组织军队发动了战争,最终砍了国王的头颅。

   类型II:少数人+多数人。根据少数人的结合方式与多数人的权利状况,可以区分为结义型、贵族制两种忠诚模式。

   1.寡头结义+多数臣服:三国时期,蜀国的政治基因就是兄弟结义。刘备、关羽和张飞的关系,没有严格组织化,因此几乎不能纳入政治理性范畴,而且三人虽有长幼之序分,但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忠诚。相比而言,诸葛亮的政治地位就不同了,尽管位高权重,但他对刘备的忠诚在结构上纯属下对上的臣服关系。故此,他与关羽、张飞日后的紧张关系并非全由个人性格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忠诚结构所决定的。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蜀国最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可惜,历史偏偏给人们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关于这一点,连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王夫之也疑惑不解。于是后人们找出种种原因,力图解释它:一、蜀国太小,力量有限;二、诸葛亮去世过早,刘禅昏庸误国;三、宦官黄皓专权;四、蜀中无人。[24]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想指出,这些解释都忽视了或者没有从理论高度提炼出一个要素:符合国家理性的忠诚结构。蜀国建国之后,国家理性、君臣之别与兄弟义气注定要产生冲突,最后蜀国之亡,一定程度上也缘于义气冲淡并压倒了国家理性。

   2.贵族制:当主权交给公民中的一部分人组成的会议时,国家就称为贵族制。[25]但自古希腊以后,贵族制几乎没有成为一个实际的独立政体,而是混合政体的一个形式要素。封建制国家包含较多的贵族要素,现代两院制议会的上院是贵族院或者带有贵族制色彩。封建国家下面单独阐述,两院制要么纳入君主政体,要么纳入共和政体。

   类型III:多数人+少数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形态特性。其中多数人属于人民的范畴,享有民主权利;少数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属于敌人范畴,不享有民主权利。[26]人民和敌人的忠诚模式截然不同,敌人是单纯的义务主体,也就是客体,其忠诚义务甚至不需要法律的转换。

   类型IV:全体公民相互忠诚。这种模式的标准版就是上面介绍的卢梭理想国的模式,此不赘述。

   从卢梭的人民主权国家演化出现实可行的代表制民主。由于主权者人民不能经常出场了,所以不得不委派代表出场。为了防止代表和政府背叛人民,人民不得不制定宪法,并奉之为高级法、根本法。代表制民主的精神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理想的“主权者——政府——臣民”演变为“[主权者]——宪法——主权者代表——政府——市民社会——臣民”。在这个新的结构中,作为一个规范系统的宪法填补了主权者的空位,时刻在场,高高在上。于是乎,公民的相互忠诚,或者国家忠诚也就体现为宪法忠诚了。

   代表制民主如何维持代表和官员的政治忠诚呢?根本的制度是“定期的选举+公民自由”,同时引入违宪审查和宪法宣誓制度。公民的忠诚不仅包括服从意识,还包含积极参与的一面。代表制民主的政治忠诚模式,以公民相互忠诚为基础,以代表和官员忠诚为核心,以宪法忠诚为标准。

   现代共和国还有一个独特的子类,在这里,领导权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因此,执政党也是主权代表机构。在一党领导的共和国,执政党全体党员必须忠于党。为确保党内忠诚,有必要建立党员宣誓制度、党内监察机制和严格的规则体系。在这种忠诚模式之下,宪法忠诚=国家忠诚,政党忠诚则独立于宪法忠诚。其难题是,如何确保政党忠诚与宪法忠诚协调一致,确保执政党忠于宪法。

   类型V:多层级的复合忠诚模式。这又可以分为封建制、联邦制。我国实行的一国两制属于局部地区的复合忠诚制。这里不考虑帝国、邦联与欧盟。

   1.封建制。封建制是在封土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制度。在封土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忠诚结构。一种是封君与封臣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君臣结构,也带有契约性质。第二种关系是贵族与其农奴之间的关系,属于人身依附关系。它们都是以土地作为换取下级义务的条件,所不同的只是贵族提供的义务主要是军事的和行政的,而农奴提供的是经济方面的。

   封建制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封君对封臣的下属是不能直接行使封建性权力的。十四世纪法国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即使是在王权比较强的英国,国王对封臣的封臣也没有太多的直接权力。从地产中产生出封建领主的司法权、经济权等管理臣民的各项权力,也决定了封建主对上级的相对独立性。[27]封建贵族常常联合起来逼迫国王宣誓或者签字确认服从国法,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抗争的产物。欧洲大陆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宪法文件。

   2.联邦制。在联邦制下,公民的忠诚是双重的,既要忠于所在州,又要忠于联邦,也就是说既要忠于州宪法,也要忠于联邦宪法。这种复合忠诚模式结合了主权国家与封建国家各自的优点,但也具有固有的缺陷,那就是分离的倾向,因此,联邦与州权力分配的比率是关键。联邦制总的发展趋向是集中化、同质化。

   3.一国两制。这是我国当代独创的一种地方高度自治的制度。常规状态下,中央不在港澳行使落地执法权,港澳居民没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港澳地区的官员只需宣誓忠于基本法,无需宣誓忠于宪法。人们马上就会提出疑问: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是否负有国家忠诚义务呢?另外,澳门基本法规定官员要宣誓效忠国家,而香港基本法没有相同的规定,这说明什么?

   港澳居民对国家并非不负有忠诚义务,只是相对于内地公民有所克减。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基本义务都只有一条,内容完全一样:香港/澳门居民和在香港/澳门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遵守法律”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这里的法律在构成上比较复杂,主体是基本法和港澳本地法律。在理论上,遵守本地法律也是间接地服从国家。

   港澳居民在常规状态下在两个方面对国家承担直接的忠诚义务。一个方面是,不得从事《港澳基本法》第23条所禁止的下列行为: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尽管两部基本法规定由本地立法来落实,也由本地执法,但这种忠诚义务是直接对应于国家的。这些否定性义务是底线忠诚,或可称为“雷区”。另一个方面是,遵守两个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比如《国歌法》《国旗法》。

   在例外状态下,港澳居民直接地效忠于国家。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具体包括哪些法律,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自由裁量。例外状态最能检验忠诚,在例外状态下,中央可以直接落地执法。

   必须指出,我把以上三个方面的法律义务,笼统地称为忠诚义务,这是从应然角度而言的。但如前文所述,法律义务是客观的,忠诚与否则是主观的,两者很难完全一致。对于港澳两地来说,上述义务是一致的,但两地对法定义务的落实情况大有差距。香港至今未完成23条立法,连义务的客观化都未实现,休谈“忠,敬也,尽心曰忠”了!

   澳门基本法规定五类官员需要宣誓效忠国家,并没有在国家法律的层面为澳门官员增加什么实质性的法律义务。澳门基本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无非考虑到澳门社会的政治生态较好,国家认同度较高,所以,国家对澳门官员的国家忠诚的道德期许也较高一些。

   综上所述,国家忠诚模式的变迁呈现出四大规律:第一,从下对上忠的单向结构演变为以公民相互忠诚为基础,以官员忠诚为核心的模式;第二,从多层次复合结构演变为“臣民→主权者”“代表→主权者”“政府→主权者”直接对应的结构;第三,效忠对象从具体人格转变为抽象人格和法律规范,即从忠君到忠于国家、忠于宪法;第四,国家忠诚从卑微的道德义务上升为道德自由,即“积极自由+服从”的综合情感与德性。

  

三、宪法忠诚与宪法宣誓


   如何培养公民,尤其是官员的宪法忠诚呢?人类最虔诚的情感莫过于宗教情感,除非宪法成为公民宗教,否则国家就不具有最牢固的情感基础,就不会有最根本的同一性。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就缺少连接的精神纽带。

  

   (一)公民宗教与宪法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思维还是先退回到卢梭的道德理想国,看他主张如何培养公民的社会情感和德性,然后再进入现代的立宪国家,特别是立宪的代表制共和国。经过这样一个思想过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宪法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宗教。

   为了维持政治体的生命,卢梭除了坚持人民必须经常出场之外,还挖空心思探寻其它的制度支持,从历史经验中借鉴了保民官制、监察官制,以及例外状态下的独裁制。然而,所有这些制度都无法解决一个决定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造就自由与服从均衡兼和的公民德性。为此,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宗教。他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但这种宗教的教条,却唯有当其涉及道德与责任——而这种道德与责任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需对别人遵守的——的时候,才与国家及其成员有关。”[28]

   可是人类现有的几种宗教并不能提供一个解决之道。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宗教——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如何建立一种公民宗教呢?只能借助于主权。他说,“因此,就要有一篇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这篇宣言的条款应该由主权者规定”。[29]在1756年8月18日《致伏尔泰书》中,他又称之为“精神法典”。[30]

   公民宗教应该包含哪些条款呢?他提议的教条既有反面的,也有正面的。反面的教条只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换言之,就是要宽容。正面的教条是:“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圣神性”。[31]这些教条中与主权者关系最大的就是社会契约与法律的圣神性,因为“主权者对另一个世界是根本无能为力的,所以只要臣民们今生是好公民,则无论他们来世的命运如何,就都不是主权者的事情了”。[32]所谓社会契约和法律的圣神性,不就是主权者的神圣性吗?可见,卢梭的公民宗教要造一个地上的神——民主神!

   主权者如何才能让人民信仰公民宗教的教条呢?卢梭提出了一个屡遭后人诟病的方案:“虽然它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它可以驱逐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地爱法律、爱正义,也不可能在必要时为尽自己的义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已经有人公开承认了这些教条,而他的行为却和他不信仰这些教条一样,那就应该把他处以死刑;因为他犯了最大的罪行,他在法律的面前说了谎。”[33]

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他说主权者不能强制任何人信仰它们,另一方面又主张驱逐不信仰者和处死违背承诺者。我理解,既然公民宗教的教条是由主权者规定的,所以公民信仰宣言理当具有法律效力;正因为它具有法律效力,国家才能驱逐不信仰者、处死违背承诺者。但是,信仰是内在的,主权者无论采取什么制裁措施也莫奈其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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