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洪: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6 次 更新时间:2018-12-27 0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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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洪 (进入专栏)  
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④(对其)信念坚定,忠诚不渝;⑤A.根据法律要求为美国拿起武器;或B.我将根据法律要求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执行非作战服务;或C.根据法律要求,在文职政府领导下从事对国家具有重要性的工作。

  

   (二)国家忠诚的理想模式

  

   国家是什么?无需借助任何理论家的玄思和虚构,生活经验直接告诉我们,国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事实,有大小、强弱之分,兴衰、存亡之别。因此,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也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理解政治忠诚的意义。

   从内部关系而言,国家是一个支配——服从的权力结构,其运作依赖一套暴力机器和一个法律规范体系的完美配合。但法律规范不能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还需另外一种力量的支持,这就是道德的力量。一方面,公民服从的义务必须升华为忠诚的道德情感,法律才能具有最佳实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依靠一个忠诚的政府才能健康地存在,个别官员滥用职权是腐败,如果政府不忠于主权者,那便是政治危机和宪法危机。总之,忠诚是维系政治共同体的金质纽带。至于从外部关系来看国家忠诚对于国之存亡具有多大的意义,这压根就无需理论论证,因为历史和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实例。

   国与国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需要忠诚,而在于忠诚的模式不同。也不妨反过来说,不同的忠诚模式产生和维系了不同的国家形态。这里的国家形态包括两个方面的形式要素,一个是政体,另一个是国家结构。所谓忠诚模式,无非是对三个问题的制度回应:谁应尽忠?效忠的对象是谁或者是什么?如何保证忠诚?在归纳和分析历史上的各种忠诚模式之前,必须建立或发掘一个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就蕴藏在卢梭的道德理想国之中,即:“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对照这个范式,历史上各种国家形态的忠诚模式的利弊得失就昭然若揭了。

   抽象地说,一切主权国家都由三个功能要素构成,其精神结构可初步图示为“主权者——政府——臣民”。政治体的精神结构内含双重忠诚结构:①臣民→主权者;②政府→主权者。两个忠诚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接受效忠的都是主权者。在君主制下,君主声称“朕即国家”,但这是一个拟制,是一种代表理念。在君主制下,忠君与忠于国家有时会严重对立。处昏君暴政之下,忠君则害国;外族入侵建国,前朝旧臣转而侍奉新朝,本质上是叛国。只有在卢梭的道德理想国中,无需借助代表的理论神话,主权者才能与国家直接同一,下述等式才能真实地成立:忠于主权者=忠于国家。卢梭主张,唯一合法的国家是人民直接出场的人民主权国家。在这里,人民既是主权者,同时也是臣民;主权者只能立法,政府负责执行法律,二者在组织形态上分离。合法稳靠的政权法则是: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这个公式的涵义,后文再做说明。

   1.臣民→主权者

   臣民必须忠诚地服从公意,也就是服从法律。“如果主权者没有办法确保臣民的忠诚,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臣民履行规约。”“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废文,它就默默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得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民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就是使每一个公民都有祖国,从而保证他免于一切人身依附的条件。”[13]

   这一段话的逻辑是这样的:①臣民对主权者的忠诚是社会契约的保证,换言之,没有臣民的忠诚,社会契约就是一纸废文。一旦社会契约变成一纸废文,社会的同一性立即丧失。②臣民对主权者的忠诚不能仅靠自觉,而需要强制保障。③强制的服从=被迫自由(forced to be free),换言之,自愿的忠诚就是自由的了。

   对很多读者来说,“被迫自由”的悖论要么耸人听闻,要么令人误入歧途,因而有必要澄清几点。第一,这个等式没有否定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与服从的二分法或者对立,因为强制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限制或剥夺自然的自由和社会自由;第二,在一个真正的人民主权国家,服从主权者也就是服从自己,并不违背自由;第三,“被迫自由”的“自由”指的是道德自由。至于道德自由的内涵,后面再说明。此处要紧的是引申出两个重要的结论:忠诚地服从公意属于道德自由的范畴;人只有忠诚地服从公意才有祖国。请不要鲁莽地斥之为极权主义,看看美国入籍誓言吧,这分明就是它内在的逻辑。

   用什么办法来强迫个体服从呢?那就需要创设一个政府,把力量托付给它。只有当政府被创设之后,个人才真实地变成臣民。臣民(subject)本身就是一个义务概念,无非是对个体在法律秩序中的状态的一种描述。于是,服从主权者和法律,客观效果上就成服从政府了。

   那么,臣民是否有义务忠于政府呢?不!臣民服从政府是服从法律的具体实现方式,不能上升为道德义务,因为政府仅仅是一个中介,是确保臣民忠于主权者的一种技术装置。要从道德情感意义上谈服从,那就得追溯到主权者身上去。更何况只有对应于权力的顶端和源头——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服从与自由才能统一起来。

   2.政府→主权者

   政府必须忠于主权者,也就是忠于公意,忠于法律。不幸的是,政府天然地趋于不忠诚,他称之为“政府的滥用职权及蜕化的倾向”。为什么呢?相对于公意,政府的意志属于个别意志,而个别意志天然地趋向于关心自身个别利益。卢梭指出,“既然个别意志总是不断地在反对公意,因而政府也就持续不断地在努力反对主权。这种努力越加强,则体制就改变得越多……这就是那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弊端之所在,它从政治体一诞生起就在不休止地趋向于推毁政治体,就像衰老与死亡最后会推毁人的身体一样。”。[14]

   如何维持政府忠诚呢?卢梭认为政治体生命的原则在于主权权威,必须依靠主权权威来制约政府,因而主张人民必须经常性地出场。他指出,每次公民集会,永远必须以两个提案而告开始。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任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15]其中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和表决,就是检讨宪法,或可称之为制宪权的例常化;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和表决,就是行使罢免权。

   3.公民忠诚与道德自由

   主权者是否也负有忠诚义务?这个问题着实荒谬,因为主权者是至高无上的,如若主权者需要向另一个主体效忠,它就不再是主权者了。提出这么荒谬的问题是想引出另一个非常实际的相关联的问题。卢梭的主权者是一个由个体公民组成的道德人格,作为主权者成员的公民是否应该具有忠诚的德性?

   卢梭最为担心的恰恰是风俗的败坏和人民的堕落。他认为,如果公民爱国心冷却,私人利益活跃,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不再奔向大会去,结果就会导致政治体的死亡。[16]他说,“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17]如何才能算是一个有道德的公民呢?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不同地方分别提到爱国心、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社会性、社会情感、爱法律、爱正义、牺牲生命等要素。这些公民道德要素可以统统纳入他在第一卷第八章提出的“道德自由”的范畴。在那里,他区分了自然的自由与社会自由,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道德自由。他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有嗜欲的冲动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18]

   何谓道德自由?根据上段引文,道德自由包括两个方面:自己为自己立法;服从法律。在政治领域,第一个方面指的是公民作为主权者的成员参与立法,此即通常所谓的积极自由;第二个方面即臣民的本分。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就是,积极自由+服从=(政治中的)道德自由。正如卢梭所说,“政治体的本质就在于服从与自由二者的一致”,因为“臣民与主权者这两个名词乃是同一意义的相关语,这两个概念就结合为公民这一名称”。[19]两个方面如何结合呢?卢梭把政治体生命的原理概括为一个连比例公式——“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在政治实践的意义上,这意味着政府对人民有多大的控制力,人民就应该反过来对政府行使多大的控制。

   因此,公民忠诚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不能仅仅在服从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消极的义务感,而必须在道德自由的高度上来理解,将积极自由的精神——主人翁精神——纳入其中。如此,公民忠诚才能算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而不是一种卑微的情感。总之,从政治忠诚的角度来看,卢梭的政治体是一个公民相互忠诚的结构,这是由社会契约决定的。

  

   (三)国家形态与忠诚模式的变迁

  

   经典的政体分类方法以主权归属或行使统治权的人的数目为标准,[20]据此,可以区分三种合法的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国家忠诚模式的分类,除了必须以主权归属为依据之外,还须突出忠诚义务主体。按照排列组合的数理逻辑(非历史逻辑),可以区分为四种理想的组合:①一个人+所有其他人;②少数人+多数人;③多数人+少数人;④全体人相互忠诚。此外,根据国家结构的类型,国家忠诚分为单一模式和复合模式。以下综合阐释。

   类型I:一个人+所有其他人,或者叫1+X。这又分为两类:全体国民臣服于一人;君主忠于宪法+国民忠于君主。

   1.全体国民臣服于君主一人:这是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忠诚模式。绝对君主制是对封建制的克服与超越,打破了封建的中间层,使“主权者——臣民”直接对应起来。绝对君主国的主权属于君主,君主超越于法律之上,全体国民包括官僚在内都是君主的臣民,效忠于君主。用《诗经》的语言来说,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1]这种模式建立在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在西方首出博丹,在霍布斯的“授权——代表”理论中臻于完善[22]。中国在秦朝大体上就已经可以算作一个“主权国家”了,至汉代,大一统理论完全成熟。

   这种忠诚模式存在诸多固有的弊端。其一,君主双重道德人格合为一体。君主是主权者,代表国家,代表整体利益,是权威所在。为了控制政府,君主必须同时掌握力量,为此也就必须担任政府首脑,代表政府,也就代表政府(官僚)这个团体的利益。两个道德人格都由一个自然人格来承载,必然导致君主时时刻刻纠缠于个人利益、政府(官僚)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之中,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其二,君王治国如牧羊,全体国民政治人格卑微,处于政治无权状态;其三,君臣间政治信任随时处于危机边缘,此所谓“伴君如伴虎”;其四,以一人之力御国,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御史、太监等制度,包括跪拜在内的各种仪式,尊称、自称、忌讳字词等语言规范,同时滋生出宠臣、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等非正常的权力现象。

2.君主忠于宪法+全体国民忠于君主:这是立宪君主制国家的忠诚模式,是对绝对君主制的克服与超越。从概念上理解,立宪君主制与绝对君主制的区别在于一个“宪”字,这个“宪”字的实质就是“限权”。宪治作为一种主义,可以减归为一个原则,即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如何“限权”呢?根本的办法是两个:一是“王在法下”;二是设立一个代议机构。“王在法下”的意思不限于法律工具主义,而是法律至上,意味着国王作为国家代表对国法负有忠诚义务,正因为国王负有忠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所以历史上才能采取法律审判的形式,以叛国罪判处国王死刑。否则处死国王,就是非法的。霍布斯就坚决否定臣民有处死国王的权利,否定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23]所谓代议机构,其实是贵族分享主权的机构。历史上立宪君主制的确立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政治博弈。据称,英国宪法发端于《大宪章》,而所谓的《大宪章》是封建贵族逼着君主签字画押的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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