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吉:多元中的演进:日本视野中的“一带一路”倡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 次 更新时间:2018-12-26 23: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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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吉  

   内容提要:日本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外部因素。准确把握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其动态趋势,鼓励和引导其积极面,规避和管控其消极面,对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日本官方人士的言论、媒体报道与评论、学术文章及智库研究报告等的分析发现,上述主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则存在较大差异,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2015年3月《愿景与行动》出台,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不够,其中媒体居于舆论先导地位,主要关注中方意图,认知总体上较为负面;《愿景与行动》出台后,日本各界开始对“一带一路”倡议集中研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趋于全面、深入、积极,学界和智库成为此轮评估的主导力量;高峰论坛之后,上述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认知更趋理性、客观、务实,日本政府成为此轮认知转变的主导力量。认知转变成为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姿态与政策调整的基础。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多元主体、同向演进”;利益驱动和政治主导;受联合国、亚投行以及美国、欧盟等立场的影响。应以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和姿态转变为契机,寻求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

   关 键 词:日本安倍政府  “一带一路”倡议  中日关系  the Abe Administration  the R & B Initiativ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中国新的领导层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关系的大战略[1],也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领导层推出的第一个全局性战略。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也是亚太地区除中、美外对国际政治最具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大国。自“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以来,日本各界关注有加。那么,日本各界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其认知又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认知是政策和行动的依据,如何准确把握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其动态趋势,鼓励和引导其积极面,规避和管控其消极面,对中国顺利实施“一带一路”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正因为此,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则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黄凤志教授指出,日本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重大挑战,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重塑东亚国际关系,削弱美日在东亚的影响,日本将通过强化对外援助、加速与美国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加强丝绸之路外交,以及“搅局”印太,阻截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2]。李素华教授的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日本政府和企业对倡议持否定和抵触态度,但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日本政府有可能参与“一带一路”,加入亚投行[3]。基于日本“一带一路”的认知,对于中国推进该倡议进程中的日本因素,中国学者也多有著述①。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日本学界对该倡议的认知逐步深入和政策辩论增多,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日本社会的多元认知,并着重探讨其制度选择和逻辑[4]。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和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别是经济和外交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重镇,赵玉明教授通过对其主要学术刊物的研究后指出,日本学界更为关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心中国是否会借助“一带一路”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争夺国际贸易主导权[5]。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受到中日总体关系的影响,也是新时期中日关系的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日本外交中的对美追随和外交自主、自身战后国家角色定位、自身定位与他者预期之间存在的几组矛盾等塑造了其“一带一路”认知和政策[6]。

   总的说来,中国学者多注意到了中日在“一带一路”上的竞争性甚至冲突性因素,关注日本政府及其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认知及其“搅局”“对冲”应对措施;并随着认识和中日互动的深入,对日本学界、政策界和企业界的多元认识有较为全面的把握。但是整体而言,我们对日方正向的一面认识不足,研究不够,预判不足。2017年5月日方“出人意料”地派出高级代表团参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此后“一带一路”的政策大幅转变。实际上,这一发展符合日本外交决策的一贯逻辑,也符合日本政府及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曲线。本文分三个阶段梳理日本官、产、学、媒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演进路径,并就其认知结构与演进特征进行分析。

  

一、观望与质疑阶段(2013年10月-2015年3月)


   在一定时期内,日本对华政策仍将处于“战略戒拒”(strategic vigilance)态势。在具体政策方面,表现为战略上对美“一边倒”和对华全面竞逐,海外协力中步步紧追、军事领土领域针锋相对和地区合作中另起炉灶[7]。作为被中国赋予了相当战略意涵的“一带一路”倡议,易于被视为中国又一个旨在进行海外商业扩展、获取全球影响力的计划,加上执政的安倍及其阁僚总体对华政策偏于保守,日本政界总体持观望和质疑态度,对倡议不予支持,虽然自民党内和日本内阁中也不乏二阶俊博这样的对参与“一带一路”自始持积极态度的友华力量。安倍晋三及其外相岸田文雄曾在2014年中期至2015年前期多次质疑“一带一路”能否秉持“公正的治理结构”,确保“透明度”,对倡议及其重要政策工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达“慎重”态度。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遵从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在习主席正式提出两个倡议之前,不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系统,主要幕僚及咨询机构、新闻媒体从未有任何人提及“一带一路”。习主席提出后一段时期内,各大系统及其负责人,包括外交外事部门均三缄其口,外界更是无从了解。2013年至2014年前期,整体而言,日本外务官员、学者、媒体人士对“一带一路”倡议了解不多,即便是主要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多数对“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内容知之甚少,语焉不详,而主要将其视为中国拓展国际高铁市场的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日在高铁市场呈现竞争态势有关。中日先后在泰国、印度、越南及马新高铁项目中展开激烈竞争,竞争还进一步延伸至美国、英国,后者对中国高铁输出努力一向较为敏感。倡议提出之时,正值中日关系因钓鱼岛“国有化”和安倍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低谷。倡议初期主要规划了除中国外的64个沿途发展中国家,以各国的基础设施开发为重点[8],具有完备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日本并未在考虑之内。这也使日本在“一带一路”相关议题中缺乏存在感,这也是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缺乏了解的原因。

   但是,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关注有加。日本经济学家江原规由认为,“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将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去”战略与国际产能合作进行结合,是中国内外经济的联动[9]。在评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的文章中,尤以《读卖新闻》发布的连载系列文章为典型。系列文章指出,“一带一路”是新一代领导层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求“超级大国化”的工具,也预示着中国“韬光养晦”战略的重大转变[10]。也有日本媒体将“一带一路”比作中国新领导层为了应对经济放缓采取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力图通过拓展国际市场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拓展海外基础建设市场,对内促进政治稳定,对外则通过经济外交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11]。同一作者还认为,中国力图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从而从根本上服务于中国的大国化战略[12]。上述观点指出了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动因以及谋求国际影响力需要。可以认为,这些分析颇得要领,且可以看出日本庞大的“中国学派”的痕迹。而部分媒体夸大“一带一路”的政治战略意涵,却相当符合美欧有关中国藉此挑战国际秩序的语境,比如认为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及其主要金融工具亚投行,谋求亚洲经济的主导权和“经济霸权”,恢复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秩序[13]。

   相比政治界主要关注倡议的政治动机和意图,学界、智库似乎更乐意进行技术层面的讨论。具体而言,是其对“一带一路”的前景存疑。不少日本学者并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功,对其重要性和中国政府付诸实施的决心表示怀疑。也有学界人士担忧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泡沫[14]。一些知名智库也从项目本身运营的角度指出中国在缅甸、斯里兰卡港口建设方面的困难,从而质疑“一带一路”的可行性[15]。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提出初期,日本学者似乎从中看到了倡议自身孕育的风险,而非该倡议对日本的不利影响[16]。2014年下半年以后,随着中国政府及学界的解释和宣传,日本学术会议和媒体讨论中涉“一带一路”议题增多。日方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加深,研究力度加大,态度也渐趋积极。

   纵然尚未出台具体政策框架,中国政治领导人、政策规划部门官员、官方智库负责人在不同的场合先后披露了部分酝酿中的部分方案[17]。其可以预期的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互联互通计划使日本企业界看到了其孕育的巨大商机,因而从一开始就表现了积极兴趣,而倡议所展示的开放姿态则使日本企业的参与成为可能。由此日本经济界出现了要求考虑参与“一带一路”的声音,至少日本社会已经隐约意识到不参加“一带一路”可能导致的失利,并削弱日本产业竞争力。但是,产业界的这种倾向在日本不居于主导地位。

   可以看出,从2013年后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5年3月《实施方案》出台之间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日本官、产、学、媒各界对“一带一路”欲实现的目标、主要政策框架等了解的程度有限,总体上处于观望和质疑阶段,拒绝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和参与立场。但是政治界、产业界、学界及媒体的认知和反应有较大差别。政治界主要基于“一带一路”及其主要政策工具之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治理结构是否“透明”“公正”而持“谨慎”态度;由于日本学界一向谨慎,在官方规划出台前,学术研究总体上是缺位的;日本的智库学者和媒体人士在这一阶段发挥了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在日本的传播报道和舆论先导作用,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总体而言,日本智库和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疑虑较多,偏于负面。在日本,学术界和媒体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于学者有关政策方面的观点常常通过媒体发声,更由于许多媒体的资深记者本身即是有影响力的学者。产业界基于经济利益需要在一开始就相对积极,但此种认知不居于主导地位。

  

二、密切关注和集中研判阶段(2015年3月-2017年5月)

  

   2015年3月前后,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有了显著变化。以这一时间为节点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政府公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使日本各界有了进行重新评估的依据。二是随着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的到来,从英国开始,德、法、意等西方国家相继申请加入亚投行,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展示出积极姿态,唯有美、日、加三国尚未加入。这导致一直担忧越顶外交的日本各界对其“一带一路”政策的反思。日本经济学界和外交界开始出现对“一带一路”系统的评估和研究,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也显著增加,导致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认知的总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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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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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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