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铭:中国思想和亚理士多德哲学——互补的中西文化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18-12-24 13: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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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铭  

  

   摘要: 客观性和逻辑性是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灵魂,他的关于形式的思想在哲学、科学、逻辑、数理之间具有一种超越性关联,这使他的实体理论与他的逻辑学取得了一致,从而实现了哲学和科学的统一而成为西方哲学的亚理士多德传统。他把对事物终极原因追求表达为四因理论,并在其中建立了哲学概念与科学原理之间的超越联系,而他遗留的范畴理论却成为了西方哲学无法逾越的文化障碍,从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互补的实质性关联。

  

   目录:

   一、 形而上学

   二、 实体

   三、 逻辑学

   四、 形式、范畴与现实的思想

  

   人类的一切抽象思想或许都要起源于神话意识,而从古希腊神话分离出哲学使其具有自身的内容和方法,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先哲们所开创的学术研究。亚理士多德 (384-322 BC) 在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主要依赖比喻、经验推理的辩论的哲学思维推进为可以用概念和命题表达的逻辑方法。亚理士多德的学术研究方法明显地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的古希腊哲学家的地方,首先表现在他的研究重心已转移到对名词、概念与事物属性、本质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而不是仅仅依靠辩论和比喻的方法直接对事物、属性、本质等进行研究,就是说他意识到了用概念、命题进行表达和思维,而不是主要地依靠形象来表达,用比喻、经验来推理。苏格拉底的辩论和柏拉图的对话都是对话人之间的直接解释和辩驳,基本上是对事物的直接思维方式,而基于空间意义的形式正是柏拉图的理念的立足点 (参见中国思想和柏拉图哲学——互补的中西文化2) 。 亚理士多德把基于事物的思想形象的表达为概念关系,把对事物的原因研究推进到逻辑关系的,把主要依靠经验比喻的推理方法推进为逻辑推理,把辩论转变为完全理论性的学术方法,简言之,把广泛的思维变成了精确的思想,这种进步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对于哲学领域的,而是整个文化意义的。亚理士多德所建立的三段论的思维形式是迄今为止我们仍学习和训练思维的基础方法,我们或许不应当把人类智力进步台阶上的这一大步归功于某一个人,但亚理士多德对此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无疑代表了这一伟大的进步。

   亚理士多德在哲学和自然哲学上所做的重要贡献就是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如果说柏拉图代表的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那么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代表的就是自然哲学的雄伟建筑和近、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础,即基于客观性的科学本质,尽管它看起来存在着内部的混杂不清甚至是错误,人们可以夸张而不失其真实性地说,它托起了整个西方知识型文化的摩天大厦,后人对它的反对也是站在它所提供的基石上的,比如伽利略(1564-1642) 用落石试验证明了亚理士多德的一个错误论点而成为了近代科学的一个象征,但是人们不能忘了伽利略的比萨之塔是屹立在亚理士多德所提供基础上的。如果我们可以说,对儒家和诸子学说的领悟感受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那么也可以说对亚理士多德的理解就是对整个西方知识型文化鸟瞰能力的把握。

  

   一、 形而上学

  

   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实体(substance),形而上学主要地就是以实体概念研究事物的终极原因,所以形而上学讨论的重心不在事物的属性和它们的关系,而是实体概念和事物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区分上,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是的纯粹哲学思辩,而是真正的自然哲学,这正是他的“形而上学”一词(metaphysics)的真正意义所在。或许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将它看作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已为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证实。在他的建筑物之上,科学已远是今非昔比,而这座伟大的建筑物却仍然坚固,旧貌斑驳但却更加分离孤独,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在他的名著“时间简史”的末尾对现代哲学与科学的分离现象评论说:“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理士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堕落!”他的批评或许一方深刻地反映了潜藏在现代科学家意识中的亚理士多德的哲学传统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表明了哲学、科学、科学哲学之间二千多年来复杂的互生消长关系,在今天所见的一个更加变易从而难以把握的剧烈现实。

   亚理士多德广泛地考察各种哲学和自然哲学,他把所有当时流行的学说总述为追求事物的终极原因,他看出了事物的终极原因既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事物,比如泰勒斯主张“水”为万物之因,也不能归结于事物之外的超验存在,如柏拉图的理念,而是在于事物的自身原因,事物的自身原因存在于事物的自身但又不等于事物自身,因此事物的自身原因既不是别人又不是自己,这种困惑几乎成了所有的哲学家无法逾越的障碍,亚理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本因 (原因)、物因 (物质)、动因 (动力)、极因 (目的),以实体概念和实体与事物的逻辑关系表达了这个困难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了它,关于事物自身的学术研究是物理学和数学,而关于事物自身原因与事物的属性的关系的学说就是他所说的形而上学。当然他的形而上学仍在一般哲学意义的框架内,因此更精确的说法应当是亚理士多德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自然哲学精神并以逻辑方式表达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和统一,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自身正是哲学与科学之间,即mate-physics意义的实体。因经这就是亚理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本义上对智慧的追求 (philo-sophia)。

  

   二、 实体

  

   亚理士多德的实体不是实际事物本身而是事物自身的原因,也不是某种超验的存在,亚理士多德认为不存在一般意义的实际事物,这正是他与柏拉图的分歧,因此亚理士多德的实体既不等同于科学活动中的具体对象,又不相同于柏拉图的超验的理念,实体取决于质料和形式,但又不是这二者,而是这两者之间的潜在关系,亚理士多德就是努力地去说明这种多重层次的关系,但是亚理士多德并没有给予我们一个一致性的实体概念,实际上他只是通过对实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量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解他的实体概念的思想过程,但正是在这些精微的方向区分上,他把对知识的追求导向了作为思想对象的客观性。

   首先亚理士多德的论述的实体是基于科学基础上的,因此实体的意义与质料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质料” 在很多情况下是指物理性质上的“原料” (material),而不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物质” (matter),因此虽然他说:原料被制成物品后, “质料”仍保留着,(形而上学5) 但在这里,"质料"等同于物品的本质即“原料”,而不是指更进一层的原料的本质,即没有把质料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物质概念来使用。因此他虽然区分了两种“原始物质”的含义,即构成具体事物的原始物质和一般意义的原始物质,如青铜是青铜器的原始物质即原料,但水是青铜的原始物质,后者才是早期希腊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物质概念之一:凡是可熔性物质〈包括青铜〉都是水。恰恰在于亚理士多德不是在这种纯粹的哲学观念上坚持他的实体说,避免了柏拉图的超验,但另一方面,实体与质料又不是像实际事物一样具有与原料直接的构成关系,质料依靠潜在的形式以目的性的变化过程而成为具体的事物,这样形式又不是物理意义的形状而是对它的抽象,这才是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事物自身的原因,正是在这样一种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意义上,它成为亚理士多德的实体和形式的关系,所以亚理士多德的实体正是自然哲学与纯粹哲学观念之间的桥梁,这与人们所熟悉的关于事物与属性的关系都不相同,从而使许多人都很难跟随亚理士多德的思想。

   实体实际上是亚理士多德提出的事物的终级原因的四因说与哲学和自然哲学的统一的概念方法,四因一方面可以融贯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可以归属于哲学领域的因果理论,因此从四因说出发而完成实体概念是亚理士多德建筑在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整套结构蓝图,他在哲学、自然哲学和科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过渡性的统一,虽然存在混乱和错误,但绝不是拼凑,他的“实体”正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形而上学实体。

   为了建立实体与自然科学对象之间的一致,他提出了潜在或潜能的概念,潜能一方面可以解释实际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动力,即科学意义上物因和动因之间的关系,这很自然;另一方面潜能使质料走向事物自身的目的——形式,这是物理学意义的物因和哲学意义的极因之间的一种超越关系,同样在哲学意义的本因与物理学意义的动因之间也有这种超越关系,他使用了另一个概念——实现,潜能使质料走向事物自身的纯粹目的超越关系被等同为事物的概念在实际事物中的实现这样一种间接的说明,这是一种莫比乌斯-克莱因式的转换,而且亚理士多德也不是在他的所有论述中始终一致地使用这些概念,但在一种可以理解的意义上它们是一致的,这样他也就在具有哲学意义的极因和本因与科学意义的物因和动因之间建立了转换性过渡,在实体的哲学意义和物理学的客观对象之间建立起了通道。(形而上学5,9)

   另一方面,亚理士多德从几乎是不可质疑的数理观念“一”的基点出发,用潜能解释潜在的形式,“一”是一切事物的自性而非属性,这是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古老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区别于作为具体的计数意义的数字,亚理士多德总结它的意义有四个方面:延续性(时间)、整体、个别和普遍性,亚理士多德认为人们通常所讨论的事物的统一性往往都是这四义中的一方面,比如柏拉图的形式就是普遍性的共相,而亚理士多德的形式却是“这一个”的一,即整体与个体对立与分别在科学计量意义上的对象,他是这样说的:

      自然哲学家于运动亦以简单而短促的移转为运动之计量;这些运动单位就是占时间最短的运动。在天文学上这样的“一”也是研究与计量之起点,在音乐上则以四分之一音程为单位,在言语上则为字母。所有这些计量单位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一。(形而上学10)

   这才是亚理士多德心目中作为事物的统一性形式的真正能够与柏拉图的形式理念相抗衡的意义,它既不同于具体计数的数字,也不同于柏拉图想得到而未得到的象数,它是实体在数理意义上的意义而又可以归属于哲学观念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二千多年后才充分展开的数理逻辑原理的一个哲学基础。这样亚理士多德的实体与实体的形式就存在一种基于客观性的真实联系,实体就在事物的自身原因与事物的属性之间建立了形而上学的过渡。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亚理士多德的形式不仅是他实体理论的一大支柱,还是一般事物的概念与事物及事物和事物属性之间的真实的关系,就是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和实体学说整个论述中的的灵魂——逻辑学意义上的形式,在这个最重要的轴心上,逻辑学实现了自己。

  

   三、 逻辑学

  

亚理士多德对形式的论述与柏拉图的理念形式不同,不仅仅是哲学和自然哲学意义上的,亚理士多德对此已进行了许多分析和比较,但是这些细致的论述混杂而层次不清,原因在于,柏拉图的理念抽象而简洁,层次分明,而亚理士多德的实体概念虽具体但意义纠缠,层次超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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