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表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8-12-24 00: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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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  

四、对可能存在疑问的分析回应

  

   公民环境义务的主张在理论与实践上可能会产生诸多疑问,最主要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是否影响公民环境权利的确认及保障?

   笔者认为无需过度担心。首先,公民环境权属于典型的新型权利,[42]具有诸多不同于传统权利之处。在权利主体上,至少包括三种类型,即后代人、当代人的集体以及当代人的个体,这意味着环境权需要保障的不仅仅是个体利益,还包括集体利益甚至后代人的利益,因此,公民个体在享受环境权时需要顾及其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同时,作为环境权最核心内容的环境利益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顾名思义,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不管是尊重,还是保护和改善,均意味着公民为了更好地享有环境权,即包含有履行合理的环境义务的因素。有鉴于此,一些德国学者曾提出,环境权利已经包含了“一般的环境义务”,从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来看,基本权利的内涵收到来自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的一般性限缩,或者说一部分内容应当自始有利于环境[43]其次,任何权利均伴随着义务尺度。如公民受教育权,各国宪法在规定其作为权利存在的同时,大多会明确规定其义务形态。从理论及实践上看,公民受教育权并没有因为义务条款的存在而影响其权利的属性及其保障。同理,同样作为社会权的环境权不但不会因为环境义务的确认而影响其权利因素,反而一定程度上会实化和强化环境权的内容及保障。

   2.是否导致对国家义务的减少甚至免除?

   笔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首先,需要重新思考国家与公民在环境权利义务上的关系。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四个概念,即公民环境权利、公民环境义务、国家环境权力(职责)及国家环境义务。前文指出,公民环境权包括三种主体,即后代人、当代人集体和当代人个体。就后代人和当代人集体两种主体的环境权利而言,国家受后代人和当代人集体的委托,基于信赖利益保护[44],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着,拥有国家环境权力(职责);就后代人、当代人集体和当代人个体三种主体而言,公民均可以依据环境请求权主张国家积极行为维护环境利益,[45]由此形成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公民环境义务所对应的是公共利益、其他公民的正当环境利益以及公民自身的个体环境利益,而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又对公民环境义务形成了国家环境权力(职责)。因此,四者之间是比较复杂的关系,一句话,公民环境义务的履行并非意味着国家环境义务的免除。其次,环境保护需要国家和公民共同维护,国家环境义务和公民环境义务不但不是相互替代关系,而且是分工协作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国家负责环境设施的营造及定期维护,而公民需要爱护环境设施,甚至有日常维护的义务。因此,公民环境义务的概念只会在理论和实践上使得国家环境义务概念更清晰,功能更突出。

   当然,需要合理适度把握公民环境义务的内涵和功能。我们不能简单以类似于刑法上义务的模式看待公民的环境义务,并非谈到义务就是对公民完全适用强迫性和惩罚性的模式。从实践角度,公民环境义务可分为强性义务和柔性义务,所谓强性义务是指公民自己做出的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的行为是应当禁止的,甚至还可能受到行政及司法的制裁,也可以叫做应当优先履行的义务;所谓柔性义务是指非公民自己直接做出的其他可能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行为应足够注意,应尽量禁止对环境不利的行为。

   阿列克西曾指出,法的规则有效性就是法律规范经过权威机关的颁布而具有约束义务人的约束力。[46]总之,对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提倡的目的在于提升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对公民与环境有关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使公民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相协调,在环境义务的层面实现公民与国家的分工协作,从而实际保护我国的生活环境乃至改善生态环境。当然,毫无疑问,如何平衡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平衡环境共同价值和个体价值是个难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1]  参见[日]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徐孟州、谭柏平:《论环境的社会控制与法律保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48页;周珂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页等。

   [2]   《我国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发布》,http://www.gov.cn/jrzg/2014—02/20/ content_2616364.htm,访问时间:2016年1月29日。

   [3]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7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状况》,http://www.gov.cn/xinwen/2018-01/23/content_5162688.htm,访问时间:2018年3月9日。

   [4]   参见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83、290页。

   [5]   [日]黑川哲志:《从环境法的角度看国家的作用及对后代人的责任》,王树良、张震译,载《财经法学》2016年第4期,第72页。

   [6]  [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0页。

   [7]  [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8]  参见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2页。

   [9]  Ralf Dahrendorf,Citizenship and Beyond:The Social Dynamics of an Idea.Social Research,1974,p.41.

   [10]  参见秦鹏、杜辉:《环境义务规范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1]  T.H.Marshall.Class,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123.

   [12]  在国际上,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60年代对环境权的研究兴起后,分别于7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了关于环境权的两次理论研究高潮。在美国环境保护运动最为澎湃的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与70年代前半期,环境权研究产生并发展,在70年代初期,关于环境权的诉求出现在美国法院,有关环境权的研究成果等法律文章也常见于美国各大学的法律评论。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严重环境污染引起社会普遍的忧虑。在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的推动下,形成了环境权运动。在日本的环境权运动中,宪法学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日本倡导环境权的宪法学家有小林直树、阿部照哉、针生诚吉和松本昌悦等。日本宪法学者关于环境权主张的论述有小林直树的《宪法与环境权》、阿部照哉的《宪法与环境权》、针生诚吉的《自治体宪法学》和松本昌悦的《环境破坏与基本人权》等。除此以外,将环境权问题当做“今天”的人权保障课题也见诸于杉原泰雄的著作中。具体参见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1、16页;杜钢建:《日本的环境权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第104页;徐祥民、田其云等:《环境权——环境法学的基础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吕昶、渠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等。我国学者也开始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环境权的概念,以蔡守秋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和《法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环境权初探》两文作为环境权研究的开始。

   [13]  参见徐祥民:《对“公民环境权论”的几点疑问》,《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109—116页;朱谦:《反思环境法的权利基础——对环境权主流观点的一种担忧》,《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40—145页。

   [14]  参见蔡守秋主编:《环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15]  余谋昌:《环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1995年第4期,第13页。

   [16]Scott D,Willits F K,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A Pennsylvania Survey,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4,pp.239—260.

   [17]  德国法学家菲利普·赫克(PhilippHeck)将其称为“内部体系”,指的是实质性的序位秩序、价值体系,也即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并解释为内部无矛盾的统一体或“意义整体”。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亦认可“宪法意义体系”这一概念。参见郑贤君:《宪法虚伪主义与部门法批判》,《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第109页。

   [18]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19]  参见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88—392页。

   [20]  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页。

   [21]  参见江伟钰、陈方林主编:《资源环境法词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882、891页。

   [22]  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19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24]  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30页。

   [25]  朱谦:《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律属性》,《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2期,第64页。

   [26]  高铭暄、王作富、曹子丹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刑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27]  朱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袁世全、冯涛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厦出版社1990版,第250页;邹瑜、顾明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28]  [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社会正义》,刘俊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29]  孙国华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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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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