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 次 更新时间:2018-12-23 21: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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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近年所谓史学碎片化的感叹,多受外国影响[1],却也有本土的渊源。贺昌群在1934年就感慨:清末民初《国粹学报》和《中国学报》上的文章,“大多仍能巍然保持着它的价值”,不过只是一种碎片化的价值,“在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中,只见零篇断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表现出中国“整个学术的内容,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来”。这些“论文中新旧方法与观点的不同,显出绝大的矛盾”。他承认矛盾是不可免的,却仍想要“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2]

   贺先生的说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寻求一种系统而贯通的解释,本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很多人努力的目标,就是想要贯通那些似乎不通的内容。因为没能做到学术步调的整齐,而反观到满眼零篇断目,这并非一两人的看法,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不过,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因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题目都必须阐发各种宏大论述;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体的层面,或许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现象。

   我的基本看法,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这已牵涉到史学的基本面相,个人学力有限,不得不多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

  

一、言有枝叶: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


   首先,历史上每一人和事,都有其独特性。兰克曾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这一见解可以推广,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梁启超后来甚至提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故史家的工作,是“专务求‘不共相’”。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偏至,但不要忘记,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是历史的主体,他/它们的主体性,确不容忽视; 而所有的主体性都是独立的,这就奠定了往昔的独特性。

   这一点更因史料存留的实质而强化。我们所面对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不论是稀少还是众多,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其实都只是往昔所遗存的断裂片段。就是像中国史学那样一直重视当下的记录功能,所能记下的也不过是一种人为选择的遗存; 与未被选留的部分比较,仍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言,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是无庸讳言的。可以说,史学从来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

   从史料存留的残缺角度言,每一时代的差别,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程度不同。即使不论史料存留的片断特性,时代的断裂经常发生,也是不可否认的。

   尤其像近代中国这样天崩地裂式的大中断,是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置的。通常一时代一社会之典范未变,则可能维持所谓“道一同风”的状态; 而“道”一旦失范,典范不能维持,就容易杂说并出,即《礼记·表记》所说的“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刘咸炘所谓“道晦而学末,学末而各道其道”,是很有分寸的概括。

   然而,“各道其道”,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传统中断之后,确可能出现非复既往的散乱无序状态。常乃惪曾说: “一种文化,当其主要之一部分改变之后,纵然其他部分仍然保留,就全体的见地言,已经不与旧时相同了。”本体既失,各部分便不复能展现整体。

   若处于类似近代经典淡出后的语境之中,则旧事物的残存即或复出,也可能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带有似是而非的特点。不仅从全体着眼已不同,就部分本身言也未必同。如麦金太尔( Alasdair C. Mac Intyre) 所言: 许多关键性词汇仍被继续使用,却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未必完全表现着这些术语曾有的涵义。

   故进一步的问题是,断裂的片段可以反映出整体吗? 假如历史是一棵树,其理想状态便是“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但这只在热带或温带的一些地区才可能始终如此,在其他很多地方,秋风扫落树上的叶片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冬天的一棵树可能叶子很少,甚至光秃秃的。

   我们现在见到的许多史料,既可能是往昔那兀立的秃干,也可能是折断的枯枝,更可能就是一片片散乱的落叶。惟不论干、枝、叶,都有其“独立的生命”或单独的意义。很多时候,叶片的独立意义固然不能取代它们与树干连接在一起时的意义,后者却仍可反映在飘零的落叶之中。干、枝亦然。

   我们现在知道,任何脱离整体的生物片断,都保留着原有的基因; 若得到很久以前的生物碎片,便可通过DNA的检测反观生物的整体。文化其实也相近。文化基因的传承能力,包括中断后的传承,是非常强的。

   例如,四川至少从汉代起,其文化特色以今日所谓“文学”见长,而正统的经学则相对弱(至少对经典的理解和表述,都与中原互异)。因明末的战乱,四川人口剧减至清初的不足10万户,在“湖广填四川”后更成为一个移民为主的社会。但直到清末民初,四川仍以“文学”见长;而在经学方面,也还颇显特异之处(后来公认的大师廖平,便曾被视为儒学异端)。[3]

   退而言之,即使是滴水可见太阳或月映万川那种间接的映照关系,在太阳和月亮从我们视野中的天空消失之后,映射过太阳的水滴和映照过月亮的万川仍存留着日月的痕迹。章太炎所谓“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4],其实未逝,不过需要特定的观测手段和方法才可见。今人可用高倍摄影留其痕迹,而惠施所谓“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庄子·天下》),也是一由影观形的侧面进入之法(详另文)。

   而且,传统的中断永远不是绝对的。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5]蒙思明也提出,“某事件的史料消亡”,未必意味着历史上“并无其事”,更不能以为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6]所谓传统,或许就像孔子所说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同时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礼记·中庸》)。

   古人常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历史亦然。它早已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招之未必来,挥之难以去;就像曾化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

   进而言之,散碎其实有着多方面的涵义。中国固有的表述风格,提示出片段不一定就是断裂,反可能是表述者有意为之,不过点到为止,甚至故作不言之言。中国古人著述的特点,不仅长期体现着傅斯年所谓“电报语法”的特征,语尚简洁;而且有着一种学理的自觉,即承认言不尽意,却又很注重言外之意,甚至追求一种冯友兰所说的“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的表述方式。

   冯先生注意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按道家的说法,“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古人“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皆不够明晰。然虽“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且正因昔人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7]

   或因此表述风格的影响,或因为时代的距离,也可能就因研究者有成心在,都可能造成今昔的不理解。故熊十力提醒我们:从表面看,“古人著书,虽无体系,而其思想囊括大宇、穷深极幽,决非零碎感想”。善学者当“由其散著之文,以会其无尽之意”。[8]

   其实,说古人著书无体系,多少也带有后人的“体系”观。在朱子看来,“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朱子语类·读书法上》)。读者一旦明白了字字的着落,“枝枝相对、叶叶相当”的整齐排列就自然显现。

   后人眼中的“体系”或非昔人的追求,然第一可知其决非零碎感想,第二他们还可能是有意追求一种“枝叶”式的表述。再看《汉书-艺文志》描述汉代经学的现象:“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这不就是孟子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孟子·告子》)的典型现象吗?若揆诸前引《礼记·表记》关于“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的说法,在一般以为经学确立也特别繁盛的时代,其说经方式却表现出了“天下无道”的征兆,岂不可思!

   若从“各道其道”的眼光看,“言有枝叶”本身固是一种典范衰落的现象,惟在典范既逝、“道术将为天下裂”之时,各种思想处于竞争中,“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却也未必不是一种有意的表述方式。传统中断之后,“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以上皆《庄子·天下》);且很可能如熊十力所说,“下流之水,既离其源,便自成一种流,而与源异”。[9]故因传统中断而散乱无序,仅是“各道其道”的一种现象;因中断而独立,则是“各道其道”的另一种现象。

   就学术言,一旦下流的独立成为一种定见,便有所谓门户的确立,并会形成某种思维定见(即庄子所谓成心,或西人所说的mental set),影响学人的眼光,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廖平以为,《春秋》“三传本同,自学人不能兼通,乃闭关自固。门户既异,矛盾肇兴。”[10]按三传之同,或更多指其根源;其具体诠释,当然有同也有异。但不论同异,都不仅有中断,更可能见创新。尤其“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庄子·天下》),“枝叶”式的表述,或许即是开启一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机缘。③

   钱锺书就曾注意到,往昔“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对后人而言,往往只有一些片段思想还有价值。不过他也补充说,“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这一区分至关紧要——碎片既可能是凋零的结果,也可能是创新的起点。不能因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就忽视它们。“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这些“自发的孤单见解”,可能就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11]

   简言之,第一,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第二,有些看似散碎的片断,却可能是有意为之,要善于从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后隐伏的体系或关联;第三,中断亦如四时,“终则有始”(《易·恒·彖辞》),方死方生,它本身可能是独立的前兆,故片断也可能是创新的机缘,甚或本是新说的起点。

   杨国强教授有句名言: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办法串起来”。[12]我的感觉,他就像傅斯年反对“疏通”,主要是针对别人而不是说自己。[13]如果承认史学本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则其基本精神,或许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或者说,我们怎样使书写出来的历史并非一堆碎散的文辞,又尽可能避免让历史成为后人的系统性“代言”,而失却了本来的面目?

文化DNA的检测,当然没有生物学那么直截了当,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毕竟历史文献中任何“单词片语”,都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14]史学不能无中生有,却可以由末见本(这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要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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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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