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西方政治正确的正确限度何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9 次 更新时间:2018-12-23 21: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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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特朗普正式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旁边一行小字:美利坚分众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左右对抗、两极化的结果,他上任之后,又加剧了美国内部的分裂,2017年8月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流血事件,是白左和非欧裔的美国人与白人中的右派(白人至上主义者)冲突的表面化,显示出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内部各种族、族群的和睦共处,如今再次受到撕裂,政治正确的共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再三公开宣称:“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现在的问题是:维系了美国各种族和族群和睦共处的政治正确原则依然还正确吗?如何对待与世俗化有隔阂的极端穆斯林,是宽容还是斗争?流行了美国几十年的身份政治,是否有值得反思的空间?假如美国不在这些问题上重新找到共识,发生在左右之间的裂痕将继续扩大,乃至撕裂美国。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欧洲,原来是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如何面对汹涌而来的穆斯林世界的移民潮?世俗化的欧洲如何与世俗化有隔的穆斯林相处?这些问题也同样考验着欧洲人的政治智慧。

  

政治正确是否正确?


   政治正确,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它要求公众、特别是有权势的公众人物在表达言论的时候,不得以歧视或贬低性语言指称对象,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少数族裔以及非主流的宗教与文化,以避免伤害他们的利益与尊严。比如,不得以“黑鬼”描述黑人、“弱智”形容智力障碍者、“疯子”指称精神病患者、“蕃人”称呼原住民等等。自上个世纪美国平权运动以来,政治正确成为美国和欧洲舆论界的第一原则,许多政客、大学校长、脱口秀明星、节目主持人因为一不小心发表了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语言,被迫下台、辞职或道歉。

   政治正确原是为了保护少数族裔的集体权利和边缘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适当限制主体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论自由,以便让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处。然而,政治正确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随着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背景的恐怖活动的升级、外来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犯罪率的上升,让许多白人更加心怀不满,觉得自己的意志受到了压抑,失去了自由批评的权利。当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横空出世,公然嘲笑穆斯林、批评墨西哥移民,让许多白人选民暗自叫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

   夏洛茨维尔流血事件的起因也与政治正确有关。政治正确是白左和大多数非欧裔美国人所信奉的原则,近几年政治正确不仅运用于现实秩序,而且开始以此为原则追溯美国历史,重新颠覆历史的书写。在美国早期历史当中,几位开国元勋如华盛顿、杰佛逊等都是大奴隶主,有蓄奴的传统。一些白左因此要落实“转型正义”,还原这些大人物的本相,重新评价美国的早期历史,甚至提出要拆除那些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历史人物的塑像。夏洛茨维尔流血事件,就是起因于当地市政府决定移除市中心一尊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军罗伯特·李的雕像,激起了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的不满,因而成为此次暴力事件的导火索。政治正确原是世俗的多元社会对诸神之争的调停,旨在防止因歧视性言论而爆发的文化冲突。但如今因为其咄咄逼人,从维护秩序走向清算历史,因而引发了更深刻的种族和族群冲突。

   政治正确本身正确吗?这里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更深层的认同问题:何为美国?何为欧洲? 欧洲和北美在历史上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天下,从基督教内化而来的现代性文明成为美国和欧洲的立国之本。美国和欧洲原来都是以“文化大融炉”自豪,不管外来移民来自什么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到了这里都要接受更先进、更文明的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文化多元主义席卷欧美,成为主流,而“大熔炉”理论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受到唾弃。美国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欧洲也不再是基督教的欧洲,它们成为不同族裔、宗教和文化的共栖之地。然而,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的陨落,让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忧心忡忡。亨廷顿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惊呼:在今天的新大陆,已经找不到美国了!----那个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美国。在他看来,文化多元主义消蚀了美国的灵魂,让美国的国家认同变得暧昧,美国将不成美国,在各种“异教”的入侵之下,美国总有一天会像罗马帝国那样,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独特精神而灭亡。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冲突不仅发生在国际社会,而且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基督教面临着与其他轴心文明的冲突,“蛮族”的入侵改变的不仅是人口的构成,更是美国的灵魂。亨廷顿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盛世危言依然余音绕梁,而特朗普,不过是亨廷顿的通俗版或粗鄙版而已。

   2017年10月,欧洲十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联名发表了《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针对欧洲如今汹涌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斥之为它们造就了一个“虚假的欧洲”,妄想穆斯林将会愉快地采纳他们的世俗主义与文化多元图景,但结果是“穆斯林在欧洲过着一种非正式的自治生活,不遵循当地的法律,好像他们更像是殖民主义者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同胞成员。”这些欧洲保守主义者们惊呼“欧洲家园的被殖民、欧洲文化的覆灭,这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欧洲21世纪的伟大荣耀。”他们所怀恋和呼唤的是一个“真实的欧洲”,即以基督教为文化根基的老欧洲,欧洲最好的文化传统都是在基督教根基中生长出来的。这些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同时又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古老帝国的传统,但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成为了欧洲文明的标志,这这一政治形式致力于把民族性和主权联结在一起,应该重申民国国家的主权,捍卫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的“真实的欧洲”。

   基督教中心主义还是文化多元主义?关于政治正确争议的背后,是越来越尖锐的国家认同分歧。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白人,不满汹涌而来的移民潮、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令人恐惧的恐怖袭击,希望回到原初的美国、原初的欧洲,那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基督教世界。

  

宽容还是斗争?


   然而,回归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问题是世俗化的现代性文明如何面对那些拒绝世俗化的极端穆斯林?对他们究竟是宽容呢,还是斗争?

   西方人陷入了一个汉姆雷特式的困境:宽容还是斗争,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敌人,一旦外来的异教威胁到自身文明的核心价值,唯有斗争一途。坚决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与世俗化的温和穆斯林和平相处,这些都没有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非政治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可以公开批评伊斯兰教吗?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抱怨,因为有了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对伊斯兰教的历史、风俗和文化变得不可触碰,甚至连严肃的学术批评都变得不可能。美国学者卡森认为,如今有一种新的宽容观取代了旧的宽容观。这种新宽容是以一种不在乎或者漠然(indifference)的宽容取代了批评的宽容。宽容并非意味着取消批评,没有批评的宽容是一种冷漠,而只有包含批评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宽容。而文教多元主义那些压抑批评的所谓宽容,实际上是以宽容为名的不宽容。过度的政治正确以宽容为名禁止了对某些价值与行为的批评。崇明指出:“宽容的原意是对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和行为予以容忍,因此宽容的前提是对被宽容的对象的某种不满和批评,没有批评不构成宽容,或者说没有批评就无所谓宽容或不宽容。这是宽容的悖论,也是宽容的困难所在。”

   宽容的确不意味着冷漠,宽容有消极与积极两种。消极的宽容乃是倾听与理解,以平等的姿态倾听他者的声音,以同情性的理解看待他者的行为。倾听与理解并不意味着接受,只是一种大度的包容,从制度与态度上包容不同的宗教与文化。而积极的宽容则是理性的对话与交流,其中有理解,也有批评,但一定是建立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的批评,也就是说,不是以自身文化的逻辑、而是以对方文化的内在理路去理解它、批评它;而且是理性的、善意的,并非是嘲笑的、恶意的,这就是宽容式的批评,或者说批评式的宽容。宽容不是取消批评,而是对批评的一种自我限定。

   然而,如今对穆斯林的许多批评,特别是在网络上,经常出现的是各种语言的暴力,即所谓的软伤害,这种伤害有时候比肉体伤害更大,因为它冒犯的不是其肉身,而是其心灵、人格与尊严,穆斯林内心当中认为最神圣的那部分东西,就像《查理周刊》那种低级无聊的嘲讽、各种右翼民族保守主义充满偏见的言论那样。其冒犯的不仅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且是一般穆斯林的情感与心灵,逼迫他们从温和走向极端。肉体的伤害在法律上需要严惩,但语言的伤害同样在政治上需要有明确的红线。政治正确这条红线不是实质性的,不是规定了什么不能批评,而是程序性、规范性的,即不能用冒犯和亵渎的方式展开批评。只要批评的对象不是人类公认的邪恶。政治正确不能被滥用,但倘若没有政治正确,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野蛮---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语言邪恶。世俗与宗教之间,各自都有偏见。相比较而言,世俗对宗教的偏见更深,往往以文明自居,以为前现代社会“残留”的古老宗教、文化和习俗都是野蛮的、落后的和不可理喻的。

   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既要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反对文明的敌人,同时也要有对少数族群的宗教有足够的包容,其间的界限就在于约翰·罗尔斯所说的正当(right)与善(good)的区别。在涉及到何为正义的政治正当层面,不允许任何的文化相对主义,不管哪个宗教和哲学学说,都要服从文明社会的公共理性、世俗化的核心价值。但在涉及到何为善的层面,容许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存在,而且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让它们有各自的发展空间。

   现代世俗社会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公共政治领域和纯粹的私人领域,界限还比较清晰,最模糊的中间地带乃是在社会公共领域。在公共场合是否要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在欧洲大国中最世俗化的法国对此有严格的禁令,严禁在公共场合穿着和佩戴有明显宗教标志的衣服和物饰,不仅是穆斯林的面纱、罩袍,而且犹太教徒的小礼帽、基督徒的十字架、佛教徒的佛珠等等,都在禁止之列。欧洲人权法院对此予以通过,理由是确保民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自由交流的尊重。但这一禁令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比如国际特赦组织就认为这严重妨碍了宗教自由与表达自由。在非私人空间和非特定空间的宗教祷告与宗教标志,这究竟是属于个人的宗教自由或集体权利,还是必须遵循政教分离原则,服从世俗国家的同一性?这是启蒙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公与私、世俗与宗教在现实生活的边界,未必在理论上那样清晰。

启蒙带给现代人最大的精神遗产和核心价值是尊重人,不仅是人的生命与肉体,而且是人的精神与尊严。人性是复杂的,既有世俗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世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总是徘徊于世俗与超越之间。世俗社会充分释放了人的欲望、情感和权力意志,这使得当今世界物欲横流、精神萎靡,许多人得到了世俗的快乐,却因过度的纵欲而感到内心空虚,反过来要从古老的轴心文明当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人性中的欲望过度释放了,人性中的另一面神性就会强烈反弹。而至今还在顽强抵御过度世俗化的伊斯兰教,因此吸引了许多在世俗社会有精神失落感的人们-----这些人不仅有阿拉伯移民、突厥人的后代,也有众多的白人、黑人和东南亚人。于是,伊斯兰教被符号化了,蜕变为一种抗拒世俗化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符号化,恰恰是由极端的世俗主义(右翼民族保守主义)和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共同完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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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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