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1 次 更新时间:2018-12-22 11:15:19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共同体意识       社会生活  

文军 (进入专栏)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即风险社会是与工业文明或现代性相伴随的,如果将此称之为“内生性风险”,那么,中国作为巨型国家的崛起,还面临着“外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作为巨型国家崛起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二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战争、政治运动、各种社会思潮,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严重影响到文化的传承。

   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或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考察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逻辑或力量主要是强国家逻辑、平民主义逻辑和市场逻辑,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正是受到了强国家逻辑及其主导下的平民主义逻辑和市场或资本逻辑的重要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格局。

   1949年后,强国家逻辑始终在社会转型中处于主导地位,反映了后发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和重构。简单来说,国家既是一个具有高度认同的“想象共同体”,也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

   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表明,包括国家在内的共同体崩溃,才是近代中国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泛滥的重要因素:当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个人不能得到共同体的庇护时,沦为原子化的个人必然会采用最原始的方法维持自己的生存,社会也就可能变成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

   放眼全球,即使像美国这样所谓的“民主的典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中也经历了所谓“元治理”时期,即依靠政府权力的强制性或权威性重塑抗衡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直接承担“公共利益的实现者”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德国和日本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和宰制。

   但是,如同亨廷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福山等指出的那样,如果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无法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得到满足,或者形成以榨干多数人的利益、为极少数人服务为目的“攫取性体制”,那么都会导致国家的失败。也就是说,强国家逻辑主导下的社会转型,如果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国家行为仅仅服务于极少数利益集团而忽视平民与市场的利益,社会转型就将失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推动,平民主义的权力扩张获得更多新的来源,形成了许多对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社会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扩张。但是,当平民主义诉求超出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组织的壮大和权力超越国家之上,不仅社会改革无法进行,而且也会出现所有的国家政策朝向有利于甚至是迎合社会大众的方向运行,出现米格代尔所言的“社会将侵蚀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呈现的市场或资本逻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强国家逻辑和平民主义逻辑,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一方面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并为其创造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要求建立一套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市场规则才能正常运行。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或资本逻辑的渗透会逐步改变强国家逻辑的表现方式,即通过法律法规体现国家意志,进而规范市场与社会。同时,伴随着流动性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现代性获得,将会逐步改变传统的平民主义逻辑。实践证明,大城市的法治化程度相对较高,市场化传统遗留的市民意识,以及伴随工业化过程的工厂制度的“规训”等,都将有利于形成理性的平民主义诉求和表达方式。

   因此,在面向实践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加快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将千百万进城务工农民转变为市民,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慢慢获得“市民性”,将具有盲动性质的、追求极端平等的平民主义转变为具有理性倾向的平民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强国家逻辑主导下的社会转型中,市场或资本逻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将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的制度孕育在旧制度的萌芽中;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系统存在的结构性因素将会否定系统本身。市场逻辑或许无法改变强国家逻辑的性质,但将有可能改变强国家逻辑的表达方式,也有可能改变平民主义逻辑的性质,逐步形成具有理性诉求的平民主义,从而形成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互动互强的权力格局,实现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

  

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基于华西村实践的观察

周怡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共同体意识(community consciousness)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促发生机的重要性,社会转型期尤为如此。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明显存在两大转型:一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计划再分配时代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二是2013年以来,由“中国梦”“新常态”启动的新时代,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表现为“摸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稳健发展。前一转型在激发民间活力的同时,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后一转型将在深化改革开放、全球化进程中更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而理论上,假如社会发展是一个无尽的由分化到整合、再分化到再整合的前行过程;那么伴随高速经济增长的前一转型隶属拉开档次的分化;转入常态化的后一转型则可被归纳在整合、治理的范畴。国家的发展是这样,一个村庄的发展亦基本囿于它所在的国家发展框架。华西村就是这样一个始终饱有“家(村)国同构”意识的共同体典范。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当今社会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程度日益加深。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既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潜在体现出中国人“和为贵”的传统价值理念。华西村个案一直以来在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学界的发展模式分析,以及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坚守集体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农村建设样板。显然,作为象征符号的“集体经济”“共同富裕”话语,与共同体意识有亲和性关联。撇去发展道路上的意识形态之辨,即便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转型,即便有后现代思潮强调的碎片化、多元化趋势,在人类历史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任何阶段,我们的生活世界都必然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规模的命运共同体。“命运”一词极富宿命色彩,但它被当作“共同体”前缀时却有其不能不是的社会事实。否则,人就无所谓“社会之人”,社会亦无所谓“秩序”可言。最现实也浅显的例子是,世界上转型的对话或谈判都建立在试图维系或改善关系上。事实是:一方面,几乎所有可知的行动都发生、成长于不断进行的关系历程中,关系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另一方面,共同体的概念要获得有意义的存在、理性和道德,应该发生在大家携手同行的共同行动(co-action)中。因此,以下我们围绕共同体意识及其行动,拟从家(村)国同构、村际合作及村内凝聚三个关系层面,重读华西村集体的改革实践。

   保持两头一致的“家(村)国同构”

   “保持两头一致”是华西村两代带头人新老书记恪守的价值传统,即村庄发展始终要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与老百姓保持一致。在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华西人真正践行了这样的“两头一致”。其中,“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及其成功的改革实践,已经作为村庄共同体的标志兑现了完美的“对下一致”。这里,我们着重谈“对上一致”,即探讨村庄(华西村)与国家结为共同体的种种表现。从2002年开始去华西田野,每次我的直觉里都有“家(村)国同构”深深的感触,一切在国家层面发生的内容(故事),在华西都有其一一对应的微缩为村庄事实的表征或实践。(表1)

   尽管村庄在中国属于最小的基层行政单位,它完全可以有较为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但华西村主动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紧随、并肩齐步甚或有超前。在实践上,这一点应该是华西村能够保持“一路走红”成为改革标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在理论上,制度学派认为声誉既受制于社会认同,又受制于社会抑或国家的主流制度环境。同时在文化上,村庄“对上保持一致”的共同体意识,亦具体再现了中国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国是家”的传统价值。

   “一分五统”制度下的村际合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邻里通常会被纳入共同体关系的熟人圈范畴,“远亲不如近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与国家层面上推动的“一带一路”全球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相比,华西村早在2001年通过村民100%的签字同意,便实施了将周边村并入“大华西”共同发展的规划。统计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陆续已有20个(后合为13个)周边村加入大华西规模发展圈。村庄面积从原先的“0.96 平方公里扩大到约35平方公里,人口由1528人扩为35000人”。

   规模扩大、村际集聚而产生的集群合作效应,以及统一规划发展的样貌都十分令人赞叹。至少,在视觉上我们看到的“大华西”共同体已经被山水分割成完美的三块区域:山北是农业区,山南依水乃工业区,中间镶嵌美妙的生活区。如果说1992年成立的华西企业集团曾象征华西彻底告别农业而多少让人质疑其“村”的内涵的话,今天它的“村”涵义却在大华西的发展进程中做了一个华丽的回归,这个回归明显是村际合作的结果。今天我们去华西,可以在原来的澎嵩村,也就是现在的华西九村,看到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稻田,并在那里相遇到种田养鱼的七位来自“华西中心村”的新型农民。“七人是经过严格筛选,在二三百人的竞争中得到这个(科技)农民岗位的”“完全智能化操作”“农忙时会聘请原村农民来打工帮忙,其实是帮他们种田”“这里的稻米定位在城市中高端人群”(访谈资料)。也就是说,是华西中心村的小伙子带着他们的高科技技能,来到山北这块原先较为贫瘠的土地种田;而原驻地(周边村)村民是提供劳动力的积极打工者;收获的稻米惠泽城里人。中心村-周边村-城里人在这里浑然一体,组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日常食物链”上的命运共同体。

   然而,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村际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并非容易。首先,需要有制度保障,这就是18年前村民一致通过的“一分五统”制度。华西村人早就率先全面进入小康,富裕起来的人并不愿意他人侵占资源或财富。之前,就形成“大华西”并村格局而言,本村人有过不少争论、反对和不理解。当年的老书记坚持自己“唯善”的价值理念——“一村富不算富,全国都富才是富”——去说动村庄人,制定出“一分五统”的并村创新制度。所谓“一分”,就是村企分开。也即,“大华西”概念是村与村的合作关系,与各村的企业无关。“五统”,就是资金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以及村建统一规划。其次,需要村际间的理解、忠诚和包容。实施大华西战略的初心是“扶贫”,事实是并入大华西的13个村庄原本“收入达不到江阴市的要求,都市贫困村”,且由于苏南人不愿种地,土地抛荒严重。并村的初心为“善”:帮扶,以达共同富裕。这种善心在大华西战略实施的初期周边村百姓曾经有过误解或矛盾,但华西人用时间、真诚及其实际的帮扶行动,让3.5万村民看到了形成规模后的集聚绩效。再次,需要有富足充裕并能真正兑现的经济实力。访谈新书记时他非常直率地说,“父亲当年要进行大华西规划时,我是反对的。是父亲的坚持,让我们不得不坚守。”他的坦言中裹挟满满的道路自信,这是成功者的坦率和自信,未来在这片乡村本土上将托起一个自主建构的新型城市,它将标志中国独有的城市化道路。

帮扶周边村所产生的集聚效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共同体意识       社会生活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114.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