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1 次 更新时间:2018-12-22 11:15:19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共同体意识       社会生活  

文军 (进入专栏)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它们都是关于国家各种不同的因素、维度和权力要素的知识。难怪福柯会说“知识即权力”或者直接使用“权力/知识”的概念。

   不过我们确实不能那么简单地来理解“知识即权力”,福柯在这里说的“知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浅层次的知识(connaissance),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学家、精神病学家等提出来的理论思想;另一个是“深层”的知识(savoir),它不只是科学的知识,更像是一组假定的规则,是指一种“框架”,据此可以判定在某一领域中,哪些主张可以被视为“真理”而哪一些却必须是“谬误”,即通常人们认为的“真伪系统”并决定何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何为相关的论点和证据。所以,浅层的思想理论正是在深层知识的“框架”中才获得了意义。这种深层的知识,似乎就像对应于治理实践的“需求”,决定了各种思想理论的“供给”。

   这让人想起康德所谓决定逻辑思维之或然疆界的、固定的、综合的“先验知识”。福柯也欣然接受了“先验的历史”这个说法。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些基本条件,决定着哪些现象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哪些知识通过哪些实践过程可以被视为“真理”。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竭力要从一些“不成熟的科学”中去发现这种“深层知识”,比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等,因为在那些“成熟的科学”中,这种“深层知识”已经隐藏得很深,不太容易再被发觉。

   还是让我们回到福柯的《治理术》,看一看他对“重商主义”的分析可能就更明白了。他说重商主义是对作为治理实践的权力行使的第一次理性化,随着“重商主义”的出现,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作为治理手法的关于国家的“深层知识”的发展。但是,17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危机,巨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紧张从头至尾折磨着17世纪,这种庞大明显的“历史理由”阻碍着治理艺术的发展。其次,是17世纪的其他阻碍因素,福柯称其为“制度结构和心态结构”,归结为“主权行使优先性”。他说“只要主权制度还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只要权力行使还被认为是主权的一种行使,治理艺术就不可能以一种特殊的、自主的方式发展。”然而,重商主义恰恰是由于把增强主权者的实力作为根本目标,使用的手段是法令、规章等传统的主权武器,从而使“治理艺术”受到了抑制和限制。一直到18世纪,随着人口扩展及其与日益充裕的货币的联系,以及与此关联的农业生产的扩张,治理艺术的发展才又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人口理论。

   面对庞大、抽象而僵硬的主权,治理理论受到纤细、无力且脆弱的家庭经济的牵制,而人口理论则突破了家庭的限制,从而使经济主题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重新获得了中心地位。“正是由于对人口特有问题的认识,以及我们称为经济的那个现实领域被分离出来,治理的问题才最终得以在主权的法律框架之外被思考、反思和计划。而‘统计学’,在重商主义的传统中只是在君主行政的范围内并为了君主行政的利益而发挥作用的,现在则成为突破主权障碍的主要技术因素,或主要技术因素之一。”

  

   福柯的例子告诉我们,所谓“先验的历史”就是强调思想理论是受历史条件,特别是治理实践嵌入其中的社会基本条件限制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关于治理的理论思想是在治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也是具体的、带有本土性的。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实践来说,有一个笔者本人曾经参与其中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著名的浙江温岭“民主恳谈”,最初只是作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新形式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随着国内外学者纷纷前往现场观察和深入研讨,“民主恳谈”逐步深入,渐渐地被定义为“一种新型基层民主形式”。2004年这一“形式”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后,“民主恳谈”成了地方政府为洞察民意提高执政能力而采取的与民间对话的普遍形式,进而学术界又开始尝试从“协商性民主”来认识其价值和意义。2006年温岭新河镇首开先河,把“民主恳谈”推进到一直由政府掌控的公共财政预算领域。笔者参与了温岭泽国镇“2008年公共预算民主恳谈会”,直接的体会是其几乎重新建构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大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民主治理,至此,“商议-合作型治理” 模式才成为地方治理的一个典型。

   理论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幽灵”,知识也不是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逐渐累积,它经常是处于“断裂”状态。理论思想是对变化中的各种现实关系的不断认知和思索,而知识则是不断变化的求知过程中某种相对稳定状态,只有当某些思想对应于现实的需求成为可能的时候,那些“深层的知识”才会为现实的实践提供所谓的“真理”依据。

   改革开放40年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切实地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之路。鉴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发育程度并不理想,如何能在现有条件下培育各种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社会治理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例如,在社区治理探索中,我们就碰到了“谁的社区,谁来治理?”的问题;在工会治理的问题上又遇到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工会”难以处理市场社会的劳资关系问题;在考察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时,又面临如何构建“社会多元复合主体”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改革和治理实践中逐步地深入探索,同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已经获得的经验和理论启示。

  

回到生活实践:中国社会转型的风险和机制

仇立平 |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在40年的中国改革中哪些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哪些领域的变化相对缓慢、哪些领域或许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个问题是每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无法回避的。

   “上海”:来自生活实践的体悟

   笔者在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比如社会阶层结构等,深切感受到如果不能搞清楚社会转型,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清楚。对此问题的思考,最初来自笔者的生活实践。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知识背景往往是一个学者研究社会的起点或视角,或者说当一个学者的生活实践及其社会化与一定的知识背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构成了提出问题的基本逻辑。

   笔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从记事开始经历了“文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深刻地体验到上海人是如何成为“上海人”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和东北都是共和国的“长子”,尤其是上海,在很长时期内上缴给中央的财政一直占据全国第一位,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相对于东北来说,转得更为“成功”,而东北却相反。从笔者的生活体验来看,上海的社会转型相对“成功”虽然离不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以及上海的地域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所经历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和市场文化的熏陶,即使在1949年以后的革命与建设中,市场文化也一直潜移默化地主导着上海市民的行为。

   2013年曾经和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讨论城市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矛盾,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在中国的地方文化或者都市文化中,上海文化受到市场文化的影响最深刻,当然也包括殖民统治带来的西方文化。因此,北上广三个城市中,上海文化最具有或者最接近西方文化的底蕴,虽然再分配经济差不多要消解了它的生命力,好在历史没有更多地停留在这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重新焕发出它的活力。

   上海文化的特点就是它具有相对严格的科层制,办事讲规则、有章程,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很多外来“精英”都体会到,相对于其他地方,上海生存要比其他地方“简单”得多,如果在上海你感到还不能生存的话,或许是你的能力还不够。这也是很多外来精英,虽然会排斥、(有的)甚至怨恨上海,但又不舍得离开上海的原因。

   因此,相对于其他地方,上海“原住民”率先完成了“市民化”或城市化的过程,即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现在多数上海“原住民”往往具有这些特征:乡土观念消解了,身上几乎很难看到任何乡土气息和对家乡的记忆;亲属关系简单化,除了直系亲属还保持一定的联系之外,其余的亲属关系按上海人的说法都是一种“客客气气”的关系,很少有直接沟通的联系,即使在一个城市也如此;金钱关系契约化,私人之间即使是兄弟姐妹、好朋友,除非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不会发生金钱关系;朋友之间只是一种纯粹的友谊关系,有时间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咖啡)、吃吃饭,可以就共同的话题说上几句,彼此之间很放松,也可以很长时间不需要见面。

   如果按社会学的解释,“市民化”或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首属群体简单化,次属群体疏离化,社会成员碎片化,个人成为“孤独者”游走在这个世界上;个人遇到问题主要依靠制度去解决,一个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应该基本上满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虽然不可能全部解决。上海人的口头禅“啥宁要侬管”(谁要你管),其中背后的逻辑就是如“文革”中一些工人师傅所说的,只要“不赌、不抢、不偷、不搞腐化,不反党”,“‘生活’(沪语中指工作)‘掼’得出(做得好),谁都管不了我”。因此,在上海人那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法律、道德和政治的边界一清二楚。

   学社会学的都知道,这就是现代性的结果,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个体与社会现代性的获得过程,而我们正在走向这条道路,只不过上海“小市民”因为历史机遇走在了前面。虽然“小市民”有很多毛病,比如眼光短浅,自私自利等,甚至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但在我看来,这要比依靠权力追逐利益高尚得多,比狂热的民粹主义好很多。

   经历市场化或城市化后,完成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才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公民,从农民→市民→公民,没有市场化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生活实践给笔者的启示就是,虽然上海还处在转型过程中,但是相对于全国来说,上海的社会转型还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上海市民化的程度在全国也是最高的,这都有赖于上海开埠以来150多年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

   “风险社会”下的社会转型

   如果说上海的社会转型经历了150多年的历史才初具雏形,那么对于全国来说,真正的社会转型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要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实现社会转型和“弯道超车”,具有很大的“风险”,即使如西方社会那样,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社会转型也充满了“风险”。

   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任何社会转型或制度改革都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这种风险有可能被放大。

   如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在开始它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历程时就进入风险社会了(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文化)。它不仅表现为生态风险,而且还具有风险社会理论所推导出来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既是逻辑的,也是非逻辑的”风险性。也就是说,当代中国进入工业社会的路径选择本身就面临非预期性后果的风险。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转型的制度性变迁。1949年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制度变革(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制度选择的“实验”,每一种“实验”都会产生社会风险,并且和进入工业社会发生的生态风险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双重风险社会”,即制度选择风险和生态风险。

在风险社会理论中,一般认为风险社会内生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制度结构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共同体意识       社会生活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114.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