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 次 更新时间:2018-12-22 11:15:19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共同体意识       社会生活  

文军 (进入专栏)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就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实践而言,我认为要加强社会学的理论回应和范式创新,首先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有明确的理论自觉和范式创新的意识。新的理论范式的生成不是某个学者单一的学术行为,而是某个学术共同体自觉开展学术创新活动而进行的集体行动。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社会转型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转型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人而言更是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不仅在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经验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某些“转型社会”的特质,更在于其在传承与发展以往转型研究的过程中愈来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比如,在以往的社会转型研究中,既有专注于“传统与现代”这一宏大主线的社会转型总体性研究,也有基于市场转型、文化转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等具体领域的社会转型研究,还有导向可持续发展或面向信息化、全球化趋势的社会转型研究。这些研究背后隐藏的是社会转型理论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和细化的逻辑主线,也是学者们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

   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独特性而言,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转型目标上强调多元共享性发展;(2)在转型路径上呈现出渐进性的变革;(3)在转型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冲突性的协进;(4)在转型结构上表现为异质性的共存;(5)在转型动力上突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性驱动。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些特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为中心,慢慢演化为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变革为中心的转型社会,同时又开始在某些方面迈向了新的以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情感为关注点的社会。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由外显型社会逐步转向为内生型社会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和新的转型社会学,其不仅要对过去的社会转型现象和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实践进行理论分析,更要密切关注和预判即将发生的重大社会转型趋势,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尤其是新的转型社会学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效回应中国社会转型与时代变革方面,我们至少已经具有了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可以为我们建设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元素。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一直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观念,突出身心和谐、兼容并蓄、见利思义等思想,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打破西方长期以来占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流地位的“二元”思维模式,而且对我们系统性地认识丰富多变的当代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元素,也为我们进一步辩证地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切入路径。二是处于转型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研究场所。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快速转型,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不仅会刺激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快速成长,而且会导致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产生,从而为各种新理论、新范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各种跨学科资源的运用,将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形成提供很好的技术保障。目前,中国社会学不仅可以利用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快速拉近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学术研究上的种种差距,而且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今得天独厚的经验研究环境取得社会学研究中的“后发优势”。同时,随着当今各种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日益兴起,各种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运用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学研究完全可以利用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换,创造性地开辟自己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研究范式,从而为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学派创造条件。

   当然,理论回应和范式创新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理论的创新与范式的转换,这需要巨大的理论探索勇气和决心。对此,中国社会学人必须培养联合攻关、协同作战的“集体意识”,以在不同研究领域推动形成具有不同中国特色的各种“中国学派”,回应日益丰富和变化复杂的转型社会。同时,也要具备将社会学知识反思性地运用到对现实社会的建构之中,从而“引导”与“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事实”的能力,而不只是充当一个“解释者”的角色。为此,中国社会学人仍然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心,在逐步自觉实现从“阐释者”到“立法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中,通过为社会和学术“立法”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学术发展,以不辜负大变革时代留给社会学人的生动的社会实践和丰富的学术资源。

  

从控制到治理——探索一种 “权力关系”的转型

冯钢 |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国家从上至下建立了一整套以控制为目标的制度模式。从农村的人民公社到城市的单位制度,国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有效掌握和再分配,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整合。由于这种总体性控制模式自身的刚性特征,容易陷入一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循环过程之中。

   从改革初期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到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简政放权”改革措施,再到最近政府大范围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锁定了改革和管理的权力底数。放权对象既包括下一级政府,也包括社会和市场,并及时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与简政放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相衔接。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成功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出现了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以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土地经营权的土地流转制度,并且在国有企业之外产生了个体经营、私营企业、民营经济、三资企业以及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团体,开始了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在政府文件和公开媒体上“治理”这个概念逐渐替代了“控制”,党和政府全面强调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治理”(government)这个概念最初大约是在16世纪欧洲出现。当时欧洲正处于两个过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打破封建制度结构,建立领土、管理和殖民意义上的国家;同时,各种宗教运动都面临着个体如何在此生得到精神引领和统治才能获得永恒的拯救的问题。相应地,西方思想界也逐渐开始改变自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以来的“习惯”,从大量的“给君主的忠告”之类的著述,转向了对“治理艺术”的探讨。一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量的相关著述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希望能够用一种治理的艺术来替代以往所热衷的关于君主如何操纵力量关系从而保持君权的那种能力。

   在《治理术》中,福柯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当作关于君主保持君权能力的代表,而反对马基雅维里的人则揭示了君主与君权关系的脆弱性,认为即使具备了保持君权的能力也并不等于就具备了国家治理能力。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只是从君主的角度强调君权的绝对性,那么他的批评者们已经意识到君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身包含着国家自身的本质和存在问题,而随后产生的强调所谓“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意思就是,国家与自然一样有它自己的理性形式——虽然是一种不同种类的理性形式)的理论家们则不再去关心如何强化国王在其领土上施展权力的问题,而是关注于如何强化国家本身的问题,强调国家根据一种内在于国家的理性原则来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如果要使国家强大,那么统治就必须遵循被统治对象的本性,这就是“治理”,也就是说,“治理”包含了三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治理是内在于国家的多元治理。

   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君主作为统治者,是国家内唯一的、并占据一个外在的和超越的位置的。而在众多关于“治理艺术”的著述中提及的治理却是内在于国家的,因而是多样化的。比如治理家庭、治理家务、治理儿童、治理地方、治理宗教秩序、治理灵魂、治理修道院等,治理实践的多样性涉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如家庭的家长、修道院的院长、儿童的父亲、学生的教师,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内在于国家的。也就是说,“治理艺术”是内在于国家的、具有多样性的治理形式。既然治理必须遵循国家的本质,那么内在于国家的特质就必定是具体的,治理的实践也必然是多样化的。“治理艺术,并不是在超验的规范、宇宙论的模型或一种“哲学-道德”的理想中寻求奠定自己的基础,而必须是在构成国家的特定的现实的东西中寻找自己理性的原则”。换言之,在治理的语境中,权力是分散在国家和社会的各种不同领域之中,并根据这些不同领域自身的特征来进行治理实践的。

   其次,不同的治理形式之间是连续的。

   福柯在《治理术》中以勒瓦耶给法国王太子的教育著作为例,分析了其中谈到的三种治理形式(自我治理、家庭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在此,治理艺术实际是在上下两个连续性中产生:向上的连续性是指君主如果想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就得学会如何治理自己,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君主教学法”,其中不仅有道德教育,还包括君主如何治理家业、治理自己的财产等,是君主“自我治理的艺术”。关键是向下的连续性,即在社会层面的治理,用魁奈的话就是“经济的治理”。这实际上就是指“家政”,是让国家的良好治理所遵循的同一原则传递到个人的行为和家庭的运转中去,要关照家庭内的人、物、财产等。这就是说,在国家和社会内部相互交织的治理形式中,依然贯穿着某种特定的能够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形式。不同领域的特征决定了治理形式的多样性,但是治理的原则是一贯的,那就是遵从治理对象的理性原则,因此,不同的治理形式之间是连续的而非矛盾或断裂的,治理是系统性的。

   再次,“对事情的正确处理”。

   在前面勒瓦耶列举的三种治理形式的背后,各有一门特定的学科作为支撑,自我治理背后是伦理学,家庭治理背后是经济学,国家治理背后是政治学。如果说“治理就是为了便利的目的而安排的对事情的正确处理”,那么这种“对事情的正确处理”依据的是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手法”,而非君主的统治权或主权及其法律形态。“如果说主权的目的内在于主权,并且主权自身固有的手段就在主权的法律形态中的话,治理的终极目的则存在于它管理的事情中,存在于对治理所指导的过程的完善和强化中;治理的工具不再是法,而是一系列多种形式的手法。”这也就是说,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理念,它的目的并不是权力本身,而是通过运用权力的治理艺术来达到“对事情的正确处理” 这个目的。

  

这当然不是权力的消解或弱化,而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权力关系,不仅与国家行政机构的全面发展、与各种政府机构的出现相联系,而且与各种“国家知识”的出现相联系。很明显,既然治理必须遵循国家的本质,那么了解和掌握国家的具体特质就成了治理国家的前提,因此,涉及领土、资源、人口、城市、安全等,一份处理方式的清单便罗列出来,“统计学”(statistics,意思就是关于国家的科学)似乎成了国家治理的基础知识,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人口学、卫生学、医学等,所有今天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都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了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共同体意识       社会生活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114.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