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0 次 更新时间:2018-12-21 10: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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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93)。(2)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Theory)。芝加哥学派的互动论立场及微观主义缺陷很快就受到了与之对峙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填补,帕森斯的高足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提出集群行为的发生受到六大因素的影响,即结构性助长、结构性压抑、概化信念(generalized belief)的提炼、诱发因素、行动动员以及社会控制机制,并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些决定因素视为一个价值累加的过程。在某一集群行为事件中,每一决定因素都是在下一阶段起作用的决定因素出现的必要条件。随着必要条件的积累,对事件的解释就愈加具有决定性”(Smelser, 1962:382)。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社会控制机制,它可以在前五步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力,其最终失效就是集群行为必发之时。(3)社会认同理论。20世纪70年代,为了反叛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倾向,亨利·泰费尔(Henri Tajfel)通过“微群体实验”证实,造成不同群体间冲突的因素不仅包括客观的物质资源,也包括主观的认同差异(Tajfel, 1971)。此后,约翰·特纳(John Turner)进一步发展出“自我分类理论”,证实人们确实会自动地将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并在给他人分类时主动地区分内群(我群)和外群(他群),“并足以激发偏好内群的群际歧视”(Tajfel & Turner,1986)。将这些理论用于群氓行为的解释,就能够说明在发生集体性事件的时刻,我们所认同的成员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会赋予我们以力量。因此,和勒庞的传统解释相反,群氓的力量并不一定是身份隐匿的结果;相反,它来自身份的集体表达,尤其在面对外群的压力时更是如此(Reicher, 2008: 197)。


五、余论:全球化时代的惊恐


   集群行为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渐式微,尤其是帕克和布鲁默一直秉承的勒庞强调聚众的非理性和冲动传统不断受到质疑,其中以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1995)所表达的“理性人假设”带来的冲击最为致命(冯仕政,2013:5)。加之二战后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政体稳定、社会繁荣,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使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困扰西方的工人抗议和民权运动在整体上走向衰落,代之以层出不穷的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绿色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动物权益保护运动甚至同性恋维权运动。新的社会运动从形式上说无理性和暴力色彩大为减弱,组织性、结构性尤其是持续性明显增强,这使得在社会学中社会运动研究大有替代集群行为研究的趋势,群氓动力学似成强弩之末。

   不过,问题并没有就此打住。不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界始终有人对勒庞和塔德的传统坚信不疑,而且从1968年波及欧美的“青年大造反”,到遍及全球的群体性动荡和骚乱,再到当代由网络社会的到来而频频引起的规模同样惊人的新的社群冲突,这一切似乎都成了“勒庞粉”不断增长的现实温床。1981年,在欧洲战后社会心理学重建中堪称旗帜性的人物塞奇·莫斯科维奇出版了《群氓的时代》一书,重新诠释了勒庞、塔德和弗洛伊德这些群氓动力学的创世英雄的激荡人心的论述。莫斯科维奇意识到,一方面群氓心理学的科学性依旧非常粗糙,另一方面“群体(群氓)现象在世界各大洲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欧洲似乎有趋于稳定的倾向,但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它们正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莫斯科维奇,2003:487)。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当传统上居住在广袤乡村的人口像早先的欧洲一样突然间涌入越来越大的城市,当他们同原先的传统和社群失去联系,尤其当他们由于常常失去工作的机会而被抛入城市与社会的边缘时,就不是没有可能“在世界的这些地方重演19世纪末发生在欧洲的事情”(莫斯科维奇,2003:487)。

   勒庞依旧是群氓动力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绕不过去的人物,而所有的争论也还是集中在人们千百次地讨论过的那个主题:群氓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从奥尔森以降,批判和调侃勒庞的天才见解似乎成为人们进行智力竞赛的角逐场。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 Reicher)在《群氓动力学的心理学》一文中,对勒庞将群氓视为匿名的和非理性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受了大革命惊吓的资产阶级绅士们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预设做出的误判,这一误判使经典群氓动力学与大革命发生的社会背景严重割裂,由此带来了对群氓的两个特性的忽视:(1)群氓的行动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现有的文化与社会现实;(2)群氓的行动能够促进社会变迁(Reicher,2008)。其实,赖歇尔在二十年前就讨论过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何以勒庞的《群氓心理学》在学术层面存在这么多无法解释的缺陷,但在实践层面却为诸多运用大众操纵技术的领袖人物深感受用?赖歇尔以为,勒庞从群氓现象中抽去了社会类别建构的分析,这一脱离语境的路径使得集群行为理论被置于意识形态鲜明的种族—民族模式之上,这一理论缺陷导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可以将自己的政治修辞植入社会类别的建构之中(比如纳粹对犹太人的污名化)。一句话,勒庞理论的缺陷为专制政治家们提供了实用而丰富的修辞资源(Reicher, 1996)。

   沿着同样的思路,克里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和约翰·德鲁利(John Drury)从理论上对比了勒庞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与社会认同路径的长短,他们通过对一系列抗议和球迷骚乱的分析指出,在群氓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认同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社会现实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Scott & Drury, 2016)。德泽凯什·吉拉姆(Dezecache Guillaume)反对将群氓简单描述为非理性和反社会性的,他提出在紧急情况下群氓也常常会奋不顾身,做出大量的亲社会行为(Guillaume, 2015)。大卫·沃丁顿(David Waddington)则以2005年由巴黎蔓延到法国南北的为期三周的骚乱为例,提出“即使是最具破坏性、自发和情绪化的集体暴力行为,通常也是以指导和理性克制为基础的”,尤为重要的是,他提出政府或警察等市政当局的不当管控常常会激化群氓的暴力行动(Waddington, 2008),这与赖歇尔关于警察的行动实际上加剧甚至煽动了集体暴力(Reicher,2008)的观点如出一辙。同样的理念甚至促进了警方视角的转变,2010年英国警官协会(ACPO)出版了《维持和平指南》,该手册将群氓视为理性和可控的,因此导致了群氓管理策略和技术路径的改变,侧重社会认同的形成、与群氓团体成员建立良性有效的沟通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根据雨果·戈林奇(Hugo Gorringe)和麦克·露西(Michael Rosie)对2011年伦敦骚乱事件的分析,在谈判和沟通基础上实施的管理策略最终证明是行不通的,这次事件最后还是由大量警察涌入伦敦才得以平息(Gorringe & Rosie, 2011)。

   现实的困窘迫使人再度转向勒庞及其群氓动力学的传统,勒庞的群氓动力学及其解释梅开二度。从应用价值上说,不仅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者会利用勒庞,在二战中这一理论的运用也同样对美军领导才能的提升、军人士气的提高以及战场心理的把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Bendersky, 2010)。而从理论意义上说,即使群氓的行动像批评者所言的那样具有自己欲图实现的目标,也不能肯定他们就是理性的,否则就忽视了勒庞强调的情感唤起这一动力学因素对群氓行为的内在影响(Borch, 2013)。为此,克里斯汀·博克(Christian Borch)干脆提出回到勒庞和塔德的经典群氓理论,找回在这一理论中被人们忽视但却最为基本的两个原则:(1)非理性是集体生活进而是人类社会固有的本质之一;(2)人的个性是可塑的,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并非完全是结构性的(constitutive),群氓在现场的行为并非都是既定的、可预测的,而经典群氓理论的优长之处就在于“它是借助内部动力而不是外部激励来解释集体过程的”(Borch, 2006,2013)。

   无独有偶,斯蒂芬·维德(Stephen Vider)也为勒庞站台,对赖歇尔在早前同特纳(John C.Turner)、霍格(Michael A. Hogg)等人一起提出的自我类别化理论(SCT)解释(Reicher, 1987)提出批评。他以1999年在纽约伍德斯托克发生的骚乱为例,认为参与骚乱的群体内部虽然存在社会认同,但也存在一种虚假的共识效应,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动机归因于其他骚乱者(Ross et al?,1977)。值得肯定的是,维德不但强调应该重估谣言和口口相传在集群行为中的作用,而且提醒人们更应注意网络时代智能暴民的产生及其影响。由于网络具有自我建构与对话的特性,群氓领袖的重要性降低了,相反,所有网民个体、网络的集体连接器以及创建者的作用提高了。一句话,包括骚乱和暴乱在内的群氓行为往往不是通过特定的领袖人物煽动的,而是网民群体交流或互动的结果(Vider, 2004)。事实也是这样,随着网络的日益发达,其所具备的迅疾和全覆盖的功能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也愈发显著,在这一领域汗牛充栋的经验研究对理论的提升形成了新的需求和压力。

   现在看来,只要争议集中在人类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千古之辩”上,在群氓动力学领域就必然会呈现出有关群氓或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性研究蜂拥而出而理论的想象力却不断枯萎的现象。勒庞著作的热卖包括本书所引即将出版的陈璞君翻译的《群氓心理学》在内,勒庞的《乌合之众》(即《群氓心理学》)的中译本据不完全统计已有50余种,这恐怕不但在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中排名榜首,即使在整个西文迻译的历史上都世所罕见。以及由此带来的群氓动力学经典理论的复兴,一方面说明了民众尤其是知识界对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群氓现象复出的惊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勒庞之后还没有哪位大师能够给出让人既浮想联翩又击节赞叹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期待看来还远远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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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学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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