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0 次 更新时间:2018-12-21 10: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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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进入专栏)  

四、欧洲传统的延续与美国叙事的开端


   勒庞的《群氓心理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时百年的法国大革命的“结语”。进入20世纪之后,另一场闹剧的大幕也在法国的邻邦德国拉开,继而在整个欧洲上演。从19世纪末起开始孕育的包括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王国在内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在1914-1918年间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同盟国失败以及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被废黜的同时,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在内的一系列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接踵而至。在当时的欧洲,不仅所有的大国都处在持续的竞争和缠斗之中,每一阶级也都处在剑拔弩张的境地。1918年,受“十月革命”影响,已处于劣势的德国发生了以基尔水兵和工人为主体的“十一月革命”。这场仅仅延续了半年的革命,后来却因“消灭了诸侯统治与贵族特权”,为奥地利籍的希特勒扫清了攀登政治脚手架的障碍(哈夫纳,2016:12)。于是,一如法国大革命成就了走向革命反面的拿破仑,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最终竟帮衬了“革命的死敌”希特勒。

   (一)从弗洛伊德到卡内提

   前文已经交待,包括反犹主义浪潮在内的欧洲社会的动荡与喧嚣,加上法国南锡学派的催眠实践,促成了先前一直关注个体心理学的弗洛伊德转向社会或群氓心理学。1913年,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因性资源的争夺而发生的从认同依赖到反目为仇的父子情仇,其时已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预示了1921年通过《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揭示的领袖和群氓之间可能的另一种现实关系。作为从事精神分析的犹太学者,无论是一战期间德国工人阶级的怒吼,还是弥漫在整个欧洲尤其是保守的东欧社会的反犹主义浪潮,都自然会引起弗洛伊德并非莫名的惊恐。虽然弗洛伊德一生中经常以犹太人的英雄汉尼拔为榜样,勇敢抵御包括来自盖世太保在内的反犹主义的侮辱,这个“有野兔一样竖着灵敏的耳朵的犹太人”也不能不对来自左右两大阵营的“怒火中烧的群众的力量”(莫斯科维奇,2003:288)有所忌惮。后来,儿子马丁在传记中证实,1921年撰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时,弗洛伊德的周遭已经“安全殆尽,纪律松弛,暴民失控,度日如年”(Freud, 1958:188)。

   如果想到《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这本书的主题似乎就是“为了揭示领袖和群氓之间关系的现实问题”(莫斯科维奇,2003:301),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会埋怨勒庞对群体中首领或领袖作用的描述仍然不够详尽(弗洛伊德,1986:85;另见Merton,1960:x)。确实,对一个将家庭中的爱恨情仇作为关注点并将其中的父亲作为主轴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作为成员的群氓处在研究的边缘状态,而核心只能是占据主导地位甚或绝对地位的首领,或曰如父亲一般的领袖。在弗洛伊德之前,包括勒庞在内的学者都强调凝聚群氓成员的纽带具有两重性:一是群氓与首领间的纽带,二是彼此间的纽带。如果加上性欲的视角,自然会像弗洛伊德在分析两种特殊群体(军队和教会)时说的那样,“在这两种认为构成的集体中,每一个个人由力比多的纽带一方面同他们的领袖(基督、司令)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同该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系在一起”,但他们“与领袖的联系……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弗洛伊德,1986:101,107)。

   假设这本著作再晚写几年,也就是说假设弗洛伊德能够目睹希特勒是如何轻易将异质性的群氓“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的(哈夫纳,2016:15),或许他对希特勒操控德国大众并由此戕害欧洲的能力会有更为精彩的描述。不过,默顿对弗洛伊德的预测能力已经赞叹不已,他称弗洛伊德同勒庞相比,“既是一位充满想象力的问题发现者,有时也是一位成功的问题解决者”(Merton,1960: xiii)。我以为,其实没有必要夸大弗洛伊德理论的实践性,他在1921年有关所谓领袖气质的描述与1933年后的希特勒惊人的相符,只不过因为他的著述表达出了20世纪初欧洲社会的焦虑和对解决这种焦虑的领袖的期待,而希特勒恰巧体察和利用了相同的焦虑,并以“逆行”的方式迎合了大众或群氓们的期待。

   在学术界,促成理论迭代或范式转换的原因常常就是时间的流逝。在勒庞和弗洛伊德之后,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1981)的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因为“纵览了自人类起源之日起的全部群氓经验”,耗时34年写出了被麦克莱兰(John S. McClelland)过誉为“群氓理论的唯一杰作”的《群众与权力》(Mass and Power,1960)。虽然卡内提同为犹太人,但和弗洛伊德不同,他年轻时代曾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两度参与过工人阶级的抗议游行,体验过那种身不由己地受到人群磁力般吸引的感受。这种“亲身经历的最接近革命的事件”(转自麦克莱兰,2014:349),与勒庞和弗洛伊德所遭受的单纯的惊恐和屈辱相比,自然使卡内提对“群氓”有完全不同的想象。卡内提认为,大众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投身其中,只是因为它能够使人获得“平等”之感,解除“加诸于人们的外在差异,即等级、地位和财产的差异”,因此,这是一种使大众真正成为大众的“释放”(discharge)。而除了“平等”之外,大众的另外三大特征是:大众的人数越多越好,如果没有持续的人员的增长,大众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大众喜欢聚集,密集就是人与人距离的释除,就会克服其因孤独而产生的无力感;最后,大众需要导向,即需要“向着某个目标运动”(Canetti, 1978:29)。

   如书名所示,卡内提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大众与权力的关系,而解释所依赖的两个概念是“指令”(commands)和“蜇刺”(sting)。卡内提认为,在原始的小群中人们趋向平等,但现代社会这个大群是由指令者和隶属者组成的。如果说权力的本质是指令对向往平等的隶属者的伤害,人们不得不屈从指令,那么每一道“指令”自然会在人们的身体上留下痛苦的“蜇刺”。蜇刺的解除途径有两种:(1)日常的途径,比如士兵可以通过获得提升从听命者变为发号施令者,那“他一旦发号施令就开始抖掉了身上的一部分蜇刺”(Canetti, 1978: 315);(2)造反的途径,即通过群体行动的方式,“他们联合起来,攻击由其他人组成的群体”,“以摆脱指令的蜇刺”(Canetti,1978: 328)。如此,革命大众或“逆反型大众”相聚的宗旨就是拔掉单凭个人的能力无法拔掉的如芒在背的蜇刺。这样一来,与勒庞和弗洛伊德不同,在卡内提眼中,大众在行动中的暴虐倾向或非理性行为就不是道德沦丧的“返祖现象”,而是摆脱权力先前对大众的伤害。按这样的路径,一直以来群氓理论家们处理领袖权力时所倚重的精神病学的催眠模式就丧失了解释价值。

   (二)集群行为:微观社会的互动视角

   当勒庞的群氓动力学在欧洲继续以鲜明的政治色彩流行时,在缺乏大规模群众或社会运动的美国,这一套有关社会抗争甚至国家革命的参与者的另类表述,蜕变成美国社会学中后来被称为“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研究,此时的美国社会心理学丧失了对群众(群氓)、阶级和民族等宏大群体的兴趣,开始变身为关注个体与小群体行为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周晓虹,2014)。唯一的例外是,那个码头工人出身的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凭借着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丰富经历,继续保持着对勒庞传统的兴趣。1951年,在他那本销量惊人的《忠实信徒:有关大众运动的本质思考》(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中译本题为《狂热分子》)一书中,霍弗根据包括法国大革命、纳粹主义、俄国革命和太平天国等世界各地(惟独没有美国)风起云涌的各色群众运动的分析,尖锐地指出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狂热分子往往都是生活的失意者。因此,再伟大或再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凭空变出来一个群众运动,要革命首先“必须有对现状强烈不满的人”(霍弗,2011:180)。

   其实,比霍弗早30年,即在弗洛伊德撰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时,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即开始尝试以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思想改造韦伯尤其是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基础上发展出的解释主义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符号互动理论。这被科林斯(Randall Collins)称为“虽不是我们自己的传统,但确实只有我们做得最好”(Collins,1994:242)的新范式的出现。而整体上与欧洲相左的社会文化氛围,也使得关注大规模社会骚乱或国家动荡的群氓动力学向更关注个人体验、不安和躁动的集群行为转变。除了勒庞、塔德和弗洛伊德所关心的涉及特殊时期的群氓行为(如暴乱、骚动、恐慌、流言和谣言)外,日常的休闲、流行、时尚与狂热也一并被囊括了进来。并且,即使是群氓行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与日常生活琐事发生关联:如经济危机时蜂拥去银行挤兑、剧场失火时争先恐后地逃窜、股票投机或集体发财骗局(Coleman, 1990:198),以及街角青年的聚众滋事或球迷骚乱。除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美国人的生活中少见让欧洲人亢阳鼓荡、血脉贲张的宏大叙事。

   留学德国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凭着多年担任新闻记者而获得的敏感,成为美国集群行为研究的缔造者。早在1903年,帕克跟随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就关心群氓(群众)与公众的关系问题;1921年,在与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合著的《社会学导论》中,帕克杜撰了“集群行为”一词与“个体行为”的相对应,并以互动论的口吻强调:“集群行为是在某种共同的和集体的冲动影响下做出的个体行为,换言之,这一冲动是互动的结果”(Park,1967:226)。帕克之后,符号互动论的主要阐释者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发展了帕克有关群氓和集群行为的思想,提出了群氓的类型学,以及社会动荡和循环往复的观点”(Fine,1995:192-193)。单就类型学的贡献而言,首先,crowd、mass和public三个概念在社会学中第一次获得明确划分。如果说“群氓”是因共同关注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大众(群众)和公众则是分散的、由媒介互动的群体,其中与大众惟一不同的是,公众具有更为共同的利益关涉。第二,群氓又可以分为偶合群氓、常规群氓、行动群氓和表意群氓四个亚型,如此一来,勒庞一生的“鸿业”就被窄化为“行动群氓”这一亚型。

在帕克和布鲁默的垂范下,更加理论化的努力很快跟了上来。如果以流行为标准的话,起码这样一些理论值得在此一提:(1)紧急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用创始者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所倾心的涂尔干式的语言,这一理论应称突生规范理论,在这一理论下,群氓所以会出现不同于个体的行为,是因为在特定的情境中个体间的互动(传言是一种主要的互动形式)产生了随后能够支配和控制个体行为的“突生规范”(Turner,1974:390),它的优越性起码体现在“恢复了群氓中主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与行动间的联系”,其弱处则表现为“其社会性仅仅与群氓中的个体成员的微观社会互动相关”(Reich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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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学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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