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0 次 更新时间:2018-12-21 10:56:36

进入专题: 法国大革命     催眠与暗示     群氓动力学     集群行为研究  

周晓虹 (进入专栏)  
1993:47)。

   从更加广阔的学术史的角度来说,1789年的革命爆发伊始,英国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写成了那本一时间引得洛阳纸贵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0),此后包括基佐、梯也尔、泰纳、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在内,论述大革命的历史及其成败都是欧洲知识界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而且就现实而言,从1789年开始,革命的基因就融入了法国人的血液之中——一直到托克维尔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1856年,泰纳打算写《当代法国的源头》的1871年,甚至到勒庞动手撰写《群氓心理学》前的1889年,革命或动荡的搅拌机一如尤金·韦伯(Eugene Webb)所言,都丝毫没有停止转动的迹象(参见索雷,2015:vii)。可以说正是连续不辍的革命浪潮,最终孕育了群氓动力学和以《群氓心理学》(1895)彪炳青史的勒庞,后者以群氓心理动力学为主题,出色地论述了包括“借助语言和口号的魔力,用新的神祗取代了旧的上帝”的“雅各宾心态”(Jacobin Mentality)在内的种种革命时期的心理状态,是如何“主导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勒庞,2004:70,67)。

   (一)啸聚的力量

   作为群氓动力学的核心,勒庞撰写《群氓心理学》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这群体性的暴政或骚动,即这种在个人独处时所没有的激情甚至迷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你可以批评勒庞是惧怕包括“无套裤汉”在内的大革命民众,尤其是1848年和1871年两度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的法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门客——作为保守主义思想家,他认定“少部分贵族阶级的精英,而非群氓,创造并引领了文明”(勒庞,2018:6)。不过,总体来说,勒庞对群氓的嘲讽其实只涉及个人的群聚。在他眼里,只要是聚集成众,无论是什么阶级,也无论是否有教养,他们都会表现出冲动而非理性的一面。在《群氓心理学》中,勒庞两次谈到1789年8月4日晚参加国民会议的那些贵族“满腔热忱地投票放弃了所有的特权”,而他们任何一个人在独处时都不会有这种英雄主义的壮举。在同一个地方勒庞也提到,雅各宾专政时期,那些议会的委员单个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人士”(cultivated individual),然而他们一旦成群就成了“野蛮人”(barbarian)。正是这些人把“最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甚至在知道“明天这或许也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时也一样如此(勒庞,2018:21,188)。

   如此说来,无论是造就英雄壮举还是支配野蛮行径的最重要的变量,都似乎与民族、职业、阶级或性别无关,单与人的“群聚”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出版《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几乎同时,撰写《群氓心理学》的勒庞也关注到社会或群体是一种由个体组成但又不同于个体的“突生现象”(emergent phenomena)(Kruglanski & Strobe, 2012:368)。他以类似涂尔干的语言写道:此时,“这群人会表现出极不同于每个个体的新的特质”,而“这些异质成分的结合就像是一些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具有一些与单个细胞完全不同的特征”(勒庞,2018:17),或者说此时它们“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存在,并服从于群氓精神一统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勒庞,2018:14)。

   造成群氓心理一统,或者说造成群聚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不受自我意志支配的群氓的心理因素不胜枚举,主要包括如下几点:首先,数量上的赋值带来个人责任感的分散,也就是说仅仅由于人数众多,便使群聚在一起的个人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心理力量,从而敢于放纵个人独处时必须克制的本能。不仅攻打巴士底狱是啸聚而成的成千上万的民众所为,就是雅各宾专政时的所有暴行也无一不是群氓行动的结果,他们或呐喊,或助威,或帮着动手……个人本能的发泄最终叠加成狂热与残暴。其次,情绪的感染。这不仅指感染所具有的循环反应的特点加剧了人们的狂热程度,还指感染催生了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绪,“甚至使个体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勒庞,2018:19)。再次,观念的暗示。在勒庞看来,暗示虽是相互感染所造成的结果,却是使群氓与组成它的个体其独处状态迥然相异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这种与被催眠者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迷幻状态十分相似的情形,使得人们“有意识的个性衰减,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主导,情感和观念因为暗示的作用而转向同一个方向”,此时“个体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他们变成一个个木偶,不再受意志力的引导”(勒庞,2018:21)。

   (二)心理群氓:异质向同质的转化

   要透彻地解释理智的个体是如何转变成无意识的现实群氓的,不能不关注由个人的聚集首先形成的“心理群氓”(psychological crowd)。尽管在《群氓心理学》中勒庞对这一概念着墨不多,但我以为心理群氓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单个的个体向现实的社会群体或群氓转化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通常都将“群众”或“群氓”(crowd)与“大众”(mass)或“公众”(public)相对应,解释为直接面对面的一群人;但勒庞专门申明,群氓“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些个体同时集中在一起”,“成千上万分散的个体……(也)能够获得心理群氓的特征”(勒庞,2018:15)。换言之,无论是弥散在社会中的个体,还是无组织的聚众中的个体,他们首先要意识到相互间的一致性,并认同某种集体表征(传统、观念或共识),即在精神层面上凝聚起来成为一种“心理群氓”,才可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最后通过由集体行动向社会运动的转变,成为现实的“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心理群氓”不一定是有形的,但它的现实性在于:“无论这一群氓由怎样的个体组成,无论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是智力水平相同与否,形成群氓这一事实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灵魂。这种集体灵魂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完全不同于他们原来处于独立状态时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勒庞,2018:17)。

   正是经历心理群氓的过渡形式,使啸聚的个体完成了从异质性向同质性的转化。如果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来做些补充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一转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社会分类或社会范畴化,即当个体通过社会认同将自己与某一心理群体置于同一范畴时,他就会以此划分“我群”和“他群”,并主动缩小与我群的差异,同时扩大与他群的差异;第二阶段涉及社会比较,即新加入的个体会将自己的看法与我群成员的尤其是群体的看法相比较,从而或改变或增强原有的看法,即形成支配共同行动的所谓“共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最有效的凝聚群氓的共识当首推对“人民公敌”的认定。像易卜生的同名话剧表达的一样,此时“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霍弗,2011:151)。所以,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是在苏联的大清洗或中国的“文革”期间,一旦一部分人被标定为“卖国贼”或“阶级敌人”,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人民”马上会表现出步调一致的同仇敌忾。

   回到勒庞,他指出,一旦“异质性在同质性中湮没,无意识的特征(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勒庞,2018:18)。在《群氓心理学》中,这种无意识与意识或理智相对,包括本能、情感和性格等诸多非理性的先天因素,或者说“隐藏着不计其数世代相传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构成了一个种族的灵魂”(勒庞,2018:18),并支配着智力活动和有意识的行为。将无意识的品质之区别归于种族或民族间的差异,说明作为种族主义理论的拥趸,勒庞一方面看到了同一种族或民族的单个成员聚集成群后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受自己的同胞戈宾诺的影响,强调不同的种族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有感于1789年后法国的一直乱象不断,勒庞在推崇英国人镇定自若的同时,抱怨包括法兰西人在内的整个拉丁民族具有女性一样的冲动和多变的情绪化特质,这使得法国“一直行走在泰比亚岩巅,终有落入深渊的一天”(勒庞,2018:28)。

   在此不必计较勒庞对种族、民族甚至人民(people)概念的混用,也不必介意勒庞的男权主义立场,他只是想说明在自己命运多舛的祖国,正是这占据人们心灵上风的无意识导致了啸聚而成的群体“冲动、多变、易怒”,也导致了他们容易屈服于世俗的等级制度,骨子里“十分保守”,与他们短暂地表现出的革命气概完全相左。它同样也使得他们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即使表现出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之时,也只不过“是无意识的”(勒庞,2018:45)。

   (三)群氓的两重性

   在现代欧洲的历史上,究竟谁拥有“群氓动力学”的首创权一直是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意大利人西格勒生前甚至有过专门的抗辩。不过,面对绵延不绝的革命狂潮,“考虑群氓的心理因素”(勒庞,2018:8)是勒庞超越泰纳的地方;而他未简单地将群氓视为罪犯的同义语,又使塔德和西格勒相形见绌。事实上,由于最早看到了大革命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并看到随着普通民众登上历史舞台,从欧洲开始,整个世界都逐步进入了“群氓的时代”(尽管面对这一现实,勒庞的内心也许充满了鄙夷和不甘),勒庞不仅洞察到历史进程的奥秘,而且经过其加工,“群氓心理(the mind of the crowd)成了群体心理(the group mind),且可以被认为是整个社会的心理”(麦克莱兰,2014:24)。以致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肯定之语:“勒庞的这本著作所关注的主题,几无例外将注定成为所有社会心理学家,事实上也包括所有思考生存其间的社会世界的人们感兴趣的首要问题”(Merton,1960:vi)。

   反对将群氓简单地视为罪犯,是因为勒庞看到了个人聚集成群时其行为表现的两重性。似乎是作为对塔德和西格勒的回应,在《群氓心理学》不算太大的篇幅中,他在多处提及这种两重性:“群氓的确在很多情况下都具有犯罪性,但他们也常常具有英雄性。轻而易举就可以使他们为了信仰或是思想的胜利牺牲自己……英雄主义显然有无意识的一面,但历史正是得益于这些英雄主义”(勒庞,2018:22)。

   不过,最早看出群氓所具备的这种双重道德实践的,似乎不是勒庞而是马克思。尽管马克思对大革命中的恐怖表露出与包括勒庞在内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迥然不同的态度,即将“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视为“对付专制主义、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但他对运动中的“群氓”或“流氓无产者”行为其道德两极化的描述却与勒庞无二: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他们既“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马克思、恩格斯,2012:442,461)。

   仔细想来,如果说最先关注到这种两重性的不是勒庞,那么他起码最先注意到了在这行为的两极间群氓的“变身”机制——其关键就是孤立的个人聚集成群。至于群氓们何时扮演何种角色,则取决于其所面临的情势,以及当时影响着他们心理走向的首领或者说头头。如此,当它是问题群体或犯罪群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怖压抑、暴戾乖张、惊恐万状和焦躁不安的氛围,而当它是英雄主义群体时,则代之以群情激昂、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和不怕牺牲的社会心态。当然,冷静的社会心理学家都明白,有时在一夜之间就会发生这两种极端社会心态的颠覆性转换。这也是为什么始终未能从法国大革命的惊恐中摆脱出来的莫泊桑、左拉、勒庞、西格勒以及其后的弗洛伊德,本质上都认同托克维尔的见解: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和国民中,“看到的是缺点而不是罪恶,并且只要少一些罪恶,宁可也少一些伟大的壮举”(Tocqueville, 1945:262)。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周晓虹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国大革命     催眠与暗示     群氓动力学     集群行为研究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108.html
文章来源: 社会学研究杂志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