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赵鼎新 翟学伟 徐永祥: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3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1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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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落在了关系方面。我们可以说,以中国文化传统的表现方式来看,无论脸还是面子,都是一种隐喻,是以“面孔”来隐喻一种社会的生活状态及其意义,而非单纯表示为一个人的形象。所谓“人活一张脸”,不是指人要爱惜他生理上的那张脸,而是指他要融入到整个社会文化共同建构起来的一种价值体系当中去。作为一种隐喻,脸连接了个体的各种天然、社会、文化资源,而面子连接了关系或者互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及仪式性特征。因此,关注“脸”,我们充其量研究的是个体性的表达方面,而重视“面子”,将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关系的表现方面。如果重点是在“脸”的研究上,可谓中国概念中的“脸”便符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如果重点是在面子的研究上,那么我们恰恰看到了戏剧论的缺失。

   首先从语言上看,因为“脸”和“面子”已经合并成了英文的一个单词face。这一合并意味着“脸”和“面子”的关系消失了,它只给出了同质性的特征,再也不可能考虑其间的复杂性。从face来理解人们的社会生活,其实就是“自我”展现出来的生活,无论这样的展现是掩饰性的,还是解放性的,都是如此。因此,face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而言,其价值在于“自我”如何表达。这便完成了由中国概念向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最核心问题的回归。

   但中国人的生活并非如此。这里需要先讨论的问题是,当我们说中国人的生活并非如此的时候,不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回答有多少中国人不是如此,或反之又有多少中国人是如此。我这里所谓中国人的生活不是如此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在关系中所形成的行为法则中没有自我的议题以及如何展示的议题。诚然,儒家或者道家中有修身或修养的议题,但修身和修养不同于自我及其展示。也就是说,个体想自我展示什么也不需要关乎修身或修养,当然“有”也更好。可见,不从数量上考察有多少中国人如何有或没有,将意味着研究方式方法的转移,也就是面子的研究应该是中国人行为法则的研究。行为法则的研究不讨论这样的问题,比如难道在中国人当中就没有展示自我者、直言不讳者、我行我素者、随心所欲者或放荡不羁者吗?回答是当然“有”。可回答了“有”或“有多少”并没有回答中国人的行为法则。作为一套运行于社会之中的行为法则,不善于此乃至于反叛者都大有人在,但又有何妨?当他们知道社会的行为法则是人情面子时,他会知道他的拒绝或反叛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就是行为法则的力量。

   面子理论

   诚然,面子被看作行为法则并没有脱离戏剧论太远,戈夫曼的的理论框架也是在互动原理层面上说的。那么真正能够摆脱该理论的,正是中国人的面子理论,其不是从“自我”出发的,而是从“关系”出发的。回到文化根源上看,擅长于从自我出发的理论思考是个人主义文化的思考;可人情与面子的文化源头都来自于“关系”的假定,也可以说是“仁”的假定。当然,“仁”思想的假定背后之文化是“家”或“血缘”所必须强调的关系结构,而不是个体本身。换句话说,关系的社会前提是要求个人不能考虑自己怎么活,而是要考虑如何在相互依赖中寻求一套活法。虽然作为印象整饰的脸面行为是所有社会里的个人都有的现象,这一点连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中也涉及,但对中国社会而言是远远不够的。面子的活法在极大的或者更重要的程度上是为他人所活着的,比如一个人的成就被说成是光宗耀祖,或者一原本无成就动机之人,正因为有了光大门楣或者为国争光的驱动才有了成就动机。反之,面子上的失败也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切相关者的失败,或许作为个人一种行为的失败是可以承受的,但联系到相关者的失败则往往无法承受,因为在这样的社会,我们会把面子理解为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许多相关者的事,不是自己想了结就了结了,而是相关者答不答应可以这样了结。

   理解了关系的重要性,才可以理解面子的重要性,而非理解了个人自我,才可以理解面子的重要性。这即表明,以关系为面子运行的前提假定和以自我为面子运行的前提假定,所运行出来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前者的理论逻辑在于当一种关系成立的时候,面子运行的条件才具备;后者的理论逻辑是,面子运行的前提不需要关系,完全可以从自我开始。当然,从自我开始运行出来的面子也会建立关系,也就是戏剧论中的“观众”。但观众为何会喜欢表演者?因为表演者演得精彩。表演者为何演得精彩?因为表演者很好地处理了自我与表演角色之间的把控。如果回到关系社会中去提问,观众为何会喜欢表演者?有一种明显的表征是这些观众是来捧场的,为何这些观众要来捧场?因为他们和表演者是老相识,如自家人、老乡、同学、好朋友等。那么表演者演得如何?回答是“很好”,但这个很好的意味未必指表演者演得好,而是指因为他们关系好,无论表演者演得好不好,都得说好。由此逻辑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戏剧论所提供的看社会框架始终是一个自我展示,或者角色表演的框架,虽然其中会涉及与戏班或者观众的互动关系,但是其理论的重心是落在表演者身上的;而中国人的面子理论是一种捧场的理论,表演者或者角色的自我展现相对次要,重要的是演员与观众之间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乃至于谋划出什么样的面上效果。在捧场理论中,演出效果可以是真实的,但也很容易倒向吹捧的、抬举的,质言之,就是给面子的。给面子的运行模式一旦出现,将导致社会运行不重视社会品质,虽然该社会也有人会为此付出努力,但由于这样的努力不是社会运行的要求,而是自己的人格特质或者偏好,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成员会将其精力用于建立关系方面,即符合于行为法则。或者说,这样的社会不停地在提醒其成员:做得好,不如关系好。一个人演得好,与观众关系不好,结局也不好;反之,演不好,但关系好,结局就好。这就是关系运作的分析框架,也是面子研究的理论贡献。

   由此反观许多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现象,我们通过面子理论可以理解和解释。首先我们看到儒家思想内在的矛盾性,也就是关系与人品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儒家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其次,中国社会的关系运作一旦配合着等级、权威、共同合力,将极大地导致权力的彰显与批判性减弱。再次,这样的社会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或者说,面子使得人们很难分辨这个社会的虚实。又次,这样的社会也会名实分离,也就是你自以为看到的不是你真的看到的。最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面子理论是社会学中的微观理论,它的属性恰恰告诉我们其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都可以通用,比如个人、家庭、家乡、学校、单位可以有面子问题,而地区、国家和国际关系之间也会有面子问题。

   我个人以为,面子理论的提出,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它说明本土概念是可以开发的,本土性可以被西方理论所接受,也可以重新被本土化所挖掘和再建立,并构成与西方相关理论的对话关系。与此同时,本土研究还可以实现学术自信与文化自觉、可以有理论突破。它不但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可以面向世界。

  

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使命

徐永祥 |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汇贤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学、社会工作学是两个既有自己个性特点关联度又非常紧密的学科。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社会工作学科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学的学科,更强调与社会福利学、医学、心理学的联系,其规模(研究人员、科研课题的数量和体量等)也都远远大于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自诞生以来就是天然、内在连接在一起的学科,且二者都重视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福利、医学、心理学等)的跨学科联系。虽然中外有着不少差别,但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的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即都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以“社会”为中心,研究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问题、追求社会秩序与团结、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福祉的科学门类。

   可以说,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是社会学、社会工作学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进程及其成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及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发育和发展程度。早在上个世纪初叶,伴随着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在我国沿海地带的初步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就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一些大学逐渐兴起。1914年,上海沪江大学最早设立了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的课程。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又最早开设社会工作课程,同年在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上海杨树浦地区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实习和服务机构——沪东公社(英文为Yangshupu Social Center)。之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纷纷建立社会学科,并讲授社会工作课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学者深入城市和乡村或开展社会调查,或开展社会服务,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产生了诸如费孝通、雷洁琼等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家。但毋庸讳言的是,那时我国市场规模还极其狭小,市场经济的体系还未建立,农业社会的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之日本侵华战争及之后的国共内战,故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始终难以发展壮大,学科规模极小,专业人才极少,对现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用“微乎其微”或“微不足道”来概括。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校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逐步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和专业,有关教学科研人员也相继被遣散、安置到其他专业。这一现象的表层原因在于,管理层当时对社会学阶级属性的认识不无偏差,也有“左”的错误。但深层的原因则在于,1950年代我国在工业化和社会改造中逐步取消了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了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单位人的社会福利与管理体制,客观上消解了社区、社会组织等存在的土壤,也消解了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客观条件。

   1978年我国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迅速转变成市场经济的40年,是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40年,也是人民日益富裕的40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包括社会学、社会工作在内的社会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与发展的客观基础、内生动力与发展机遇,并且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赋予了我国重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必要条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作出了“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指示。1981年以来,少数大学开办或重建了社会学专业。这以后重建社会工作专业的呼声日益高涨,教育部于1988年批准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试办社会工作专业。不过,在1993年之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初期的“摸着石子过河”的鲜明特征,在顶层设计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游移不定,故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在外围兜圈子,并未涉及政企关系和企社关系,计划经济制度及单位人的社会管理体制并未有根本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变化尚不明显,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的研究需求和人才需求尚未凸显,高校对设置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动力明显不足,开办专业的学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社会学及社会工作整体上还属于知晓度极低的“冷门学科”。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吹响了再一次解放思想的号角。紧接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此以后,我国进入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新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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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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