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赵鼎新 翟学伟 徐永祥: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3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1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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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传统与现代的颉颃,这种精神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叠或颉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以至于如金耀基教授所言,“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

   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一方面,理想之所以还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40年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

   三是城市与乡村的对峙,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乡村人格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

   四是积极与消极的共存,变迁的迅急,既可能造成中国人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也会孕育焦虑、浮躁、物欲、炫富甚至暴戾。记得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社会,但现在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我们的“中国体验”不能去除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换句话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时日。

  

   讨论“中国体验”,最后涉及这一研究的独特意义和普适价值。所谓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指的是在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否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曾经经历过的精神嬗变的内在特点与嬗变逻辑?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不过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过的心理嬗变的一种重演或复现,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伪命题。而所谓中国体验的普适价值,则是指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只是一种个案,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普适价值,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无法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的“例外”或特殊的“他者”,要想建立林南设想的“有可能超越社会界限去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图式就成了一种费尽心机的枉然。

   检视中国社会这40年来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其独特性是无可怀疑的。诚然,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俄国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的同时,也在经受历时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而在这种奇特的变迁背景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或者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震荡和嬗变,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自然也会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当然,中国体验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及其精神世界只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者”,中国体验一样具有普遍性的一面,或者说具有某种普适价值。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述这种普适价值:

   其一,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精神世界的嬗变,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

   其二,鉴于在人类及人类文化中存在某些普遍性的因素,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经验现象一样,在中国或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也完全具有解释西方或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经验现象的可能。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不同,以往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和未来在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

  

社会变迁:中国理论的西方超越之努力

赵鼎新 |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中国人有能力挑战西方社会学的纪念碑式人物,并且建构超越他们的理论吗?”这是2000年后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我这儿所说的纪念碑式的人物包括西方社会学形成时期出现的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和涂尔干,在20世纪中叶出现的摩尔 (Moore)、布罗代尔 (Braudel) 和麦克尼尔 (McNeil),以及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梯利 (Tilly)、曼恩 (Mann) 和苏威尔 (Sewell)等人。这些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主要研究都旨在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的产生及其后果,以及人类社会的长时段变化规律这两个横跨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问题作出回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尚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

   难道中国人就只有追随能力吗?带着一种不服气的精神,我发起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挑战。具体说就是,从2002年开始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了中华文明近三千年的发展规律,研究的核心就是要解答以下的疑问:为什么秦朝以后的中国能在较长的时间段中保持着一个地域逐渐扩大、凝聚力趋于增强的农业帝国状态,以及为什么宋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长时间都很发达,但工业资本主义却出现在西方世界?我的目标是通过这个研究来建立一个能对西方也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社会变迁理论。我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一部题名为《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理论》的专著,并且引来了包括曼恩、苏威尔、豪 (Hall)、古德斯通 (Goldstone)、王国斌等多位历史社会学名家的评论。但是,本文并不是想要论证我的社会变迁理论是否真正超越了西方同类理论,而只是想粗略介绍一下我的社会变迁理论,以及我在建立此理论的时候动用了哪些理论资源。

  

   要对一个文明长达近三千年的历史动态进行分析,并就此提出一个社会变迁理论,我们首先要对时间的规律作出一个判断。这儿要交代一下,历史社会学在当下中国突然成了显学,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尚处在初期,国内学者对该学科的理解有一定误区也在所难免。国内学者一般会认为历史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发生在长远过去的社会学分支,并且全面运用第一手材料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我这儿不能完全展开,但是一个直接的回答就是: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所研究的事情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也不在于我们用的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资料,而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特殊性。简单说,历史社会学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这个结合非常困难,可以说充满各种紧张,而紧张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我们对于时间规律的认识。

   目前存在的关于时间的哲学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循环时间。这是一个在犹太教兴起之前人类的普遍时间观。原因很简单,古代人所能看到的大量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呈现了循环性。二是线性时间,或者说目的论时间。这类时间观随着犹太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以及基督教的扩展而扩张。17世纪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世俗意识形态,并且西方人越来越充满自信。特别是在18—19世纪,西方学者创造了各种世俗线性史观。三是多元时间。世俗线性时间给人类社会包括西方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祸害,因此在二战后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后,一种否定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历史的多元性和偶然性,把历史走向看作是由各种具有很大偶然性的“分水岭”和“转折点”事件串联起来的理论,逐渐在西方成为主流。

   具有不同时间观的学者显然会对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结合有不同看法。简单说就是,持有循环史观的社会学家会强调造成历史循环的机制性规律。比如,一个社会在歌舞升平后其凝聚力就会下降,而凝聚力下降所带来的危机则反过来会促进凝聚力的上升。又比如人口上升后所造成的流行病、失业、移民、叛乱和战争会导致人口下降,而人口下降后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又会促使人口回升。持有线性史观的学者则会强调一些结构性力量比如生产关系或者战争对历史进程的线性影响。持多元史观的学者则会强调各种重要事件和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三个历史社会学“流派”的背后都产生了大家,并且各自都提出大量的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因此,要突破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我们首先要在时间观上作出突破。我的做法是:第一,引入老子的道家时间观;第二,改造韦伯和曼恩的社会变迁理论。

   西方的循环时间观绝大多数都是机械循环。在他们的眼里,社会周期就如同钟摆,或者说上下变化都遵从着同一规律,就如我在前面所介绍的人口循环认同感循环这两个最为著名的“世俗循环”规律。老子的道家时间观则告诉我们如下的道理: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道家时间观下,每次加强和削弱一个强大组织、思想和制度的社会力量和机制并不需要相同。具体的例子就是:虽然中国朝代交替呈现了循环性,但是每一个朝代兴亡的原因其实很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老子会强调可道的“道”,都肯定不是在任何时空中都具有同样重要性并且有着同样作用方式的“常道”。道家时间观的这一特色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哲学中的机械循环理论。道家的循环时间可以说是一种辩证时间,但是道家辩证时间中的时间并不具有目的性。道家时间的关键在于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这一点要比黑格尔高明得多。比如,春秋时期楚国非常强大,但是战国时的楚国却是一个地域巨大的弱国。对于这种现象我不仅仅会从战国时期楚国出现的各种问题中来找到回答,更会把楚国的积弱根源追述到楚国在春秋时代的各项改革政策的成功。

   曼恩的社会变迁理论基于韦伯的理论。韦伯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相互关联、却不可互相替代的视角。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之上,曼恩提出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理想性的来源。曼恩的这一理论与我从生物学层面对人性的理解非常契合。人和猿在行为方式上比较接近。猿是政治动物,人也是;猿是地域性动物,为了维护或扩张自己的地盘不惜动武,人也如此;有些猿还能制造简单工具来更有效地获取食物,人则大大发展了这一特长,或者说二者都是经济动物。人和猿的最大区别在于思想性。猿不会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不会产生诸如死后进“天堂”这样的想象,但是人会。对于人来说,经济/物质资源、地域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稀缺资源。人总是有穷有富;一个地域一旦被一部分人占据,其他人群在这一地域上的活动就可能会受限制;有人能成为大人物,有人就只能当小人物。因为都是稀缺资源,为了获取这些资源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竞争,或者说人类同时又是一个主宰欲望很强的竞争性的动物。不难理解,人类的竞争主要围绕经济、军事(地域)、意识形态和政治这四个面向展开。这四个面向的竞争有着不同的逻辑,从而给了历史不同的时间性。

比如,理想状态的经济和军事竞争有两个共同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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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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