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盛世乡愁

——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8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0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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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接受,以后就不肯放弃了。……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有统治的资格。……如果你们要发动战争的话,我们会在你们所愿意的全部战场上和你们会战。[2](前揭,P58-64)

   就这样,雅典人战争记忆在为崛起中的雅典注入了空前自信的同时,也在雅典人心中种下了骄矜浮夸、颟顸任性的“毒苗”,而随着这株“毒苗”的滋生蔓延,如下诸多基本的历史事实便在雅典人的记忆中日渐淡出甚至被刻意删除:战胜波斯绝非全然是雅典人的功劳;萨拉米海战本身与雅典民主制度并无直接的干系,而更多的是得益于地米斯托克利的机智果敢;希腊人并非全然配得上胜利的荣耀,薛西斯在关键时刻所犯下的致命错误在客观上成就了希腊人的战争传奇。这或许正是希罗多德在雅典帝国树立自信时讲述那场战争的主要命意吧!然而,在那个群情亢奋、鼓噪喧嚣的“镀金时代”,诸如希罗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的声音注定曲高和寡。

   公元前416年,雅典围攻弥罗斯,透过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对话,修昔底德将雅典人对权势的迷信做了最为生动的呈现,在这里,雅典人所奉行的强权逻辑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经历丰富的人……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和你们友好,在我们的属民眼光中,认为是我们软弱的象征,而你们的仇恨是我们力量的表现。……世界上没有公平的战争,没有光荣在一方面,羞辱在另一方面的战争。问题就在于怎样保全你们的生命,而不去反抗过分强大的对方。……我们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2](前揭,P466-469)

   谈判最终破裂,雅典围攻军队将弥罗斯城全体成年男子屠杀,妇女儿童变卖为奴,这个城邦自此被从地图上抹掉。而正是在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倾巢出动,派遣远征军向西西里挺进。在远征前夕的公民大会辩论中,当有人提出远征会导致雅典后防空虚时,亚西比德信心满满,再次援引波斯战争期间雅典人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带领下放弃城防、转战海上的前例,最终成功说服雅典人支持远征。就这样,雅典人从波斯战争中获得的战争经验以及之后的战争记忆,在支撑雅典人的自我信心的同时,却无形中转化为他们的“精神羁绊”,进而成为他们智性上挥之不去的迷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雅典人来说,过去的成功非但未被转化为他们之后行动的资本,却成为诱使他们走向毁灭的动力。

  

四、帝国的繁荣与雅典人的“乡愁”


   民主,给每个拥有才智并努力奋斗者提供了获得成就的机会;自由,让雅典人奋发进取,迸发出空前的创造力和进取心;开放,使雅典能够吸引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新观念和新工艺在雅典汇聚。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俨然是希腊世界的文教中心,被誉为“全希腊人的学校”,雅典还拥有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海军,有着被人竞相效仿的政治制度。有着“三个自信”作为强有力依托的雅典人,志得意满,傲视列国。

   然而,正是在帝国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刻,希罗多德讲述波斯帝国的兴衰继替,其洞见深邃,笔法委婉,希罗多德开篇即明确自己著述的核心关切在于:探索曾经不可一世的邦国,缘何如今却变得微不足道;而如今强大的邦国,在先前却只是蕞尔小邦。吕底亚帝国曾经富庶无比,君王克洛伊索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却最终沦为居鲁士的阶下囚,吕底亚帝国也最终为波斯所灭;薛西斯强大的波斯远征军,最终却在积贫积弱且彼此虎视眈眈的希腊人面前铩羽而归;如今,取代波斯帝国的雅典帝国是否会重蹈薛西斯帝国的覆辙?哲人苏格拉底以雅典的“牛虻”自期,以“言辞的城邦”影射“现实的城邦”,诊断民主雅典的病理,拯救在精神上日趋颓坏的雅典。可怜立法哲人的一世努力,非但未能帮助祖国挽回颓势,其良苦用心换来的是非议和嫉恨,终致杀身之祸,而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也最终以悲剧收场。

   公元前422年,喜剧《马蜂》上演,在该剧中,阿里斯托芬透过歌队发出如下感叹:

   想当年我们勇于歌舞,

   勇于战斗,

   在这方面我们凶猛无比;

   但都成往事,都成往事了,

   如今年老体衰,我们的头发已经发白了,

   赛过天鹅的羽毛。

   尽管只剩余烬,

   还须煽起青春之火焰;

   我认为这个老头颅,

   比许多小伙子的

   鬈发、纨裤

   和大屁股高贵很多。

   想当年我曾使敌人丧胆,

   自己毫无畏惧;

   我乘三层桨的战船直达彼岸,

   征服了敌人。

   那时候我们无心发表美妙的演说,

   也无心诬告别人,

   只想看谁是最好的桨手。

   我们占领了许多

   波斯城市;所有的贡款

   都是我们弄来的,

   如今却被

   那些小子盗窃了。[7](前揭,P1060-1101行)

   公元前405年,也就是战争临近结束、雅典城最后沦陷的前一年,喜剧《蛙》首演,面对雅典民主的积重难返,雅典政坛沦为竖子宵小们一逞私欲的舞台,国家政事废弛,帝国事业大势已去,诗人不禁悲从中来,望天兴叹:

   我经常有个梦想:我们城邦能乐意

   选拔任用她最优秀最高贵的公民,

   如同爱用古老的银币和新铸的金币。

   是啊,这些纯正的货币,地道的雅典铸型,

   被公认为一切货币中之最精美者,

   无与伦比的工艺,在我们希腊人中

   和遥远的野蛮人中瀑布得到珍爱。

   可现在,这些贵金属我们不用,偏要选用

   低贱的铜币,用最低劣的金属铸造出来的。

   同样,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雅典市民,

   他们智慧、勇敢、正直,有道德,有价值,

   在体育学校受过训练,能歌善舞,

   对这些人我们却藐视他们,侮辱他们。

   而那些刚来的铜质外邦人,

   卑微的父亲所生的卑微的儿子,

   冒牌的公民,城邦以前甚至不屑

   用他们代替羊羔作祭神的牺牲,

   我们现在却总是选举他们。

   愚蠢的人们啊,是你们纠正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了,

   重新起用贤良之材吧!今后你们倘若获胜,

   人们将归功于你们的明智;倘若失败,那至少也不会

   败得丢脸,因为那是在一棵名贵的树上吊死的。[8](前揭,第718-737行)

   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表面言辞戏谑,内里却无限伤怀,他的每一部剧本,都渗透着对祖国前途深沉的忧虑。在诗人眼里,被雅典人念兹在兹的“民主”,早已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传统”在他们眼中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习俗礼法在根本上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摒弃。透过喜剧诗人,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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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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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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