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盛世乡愁

——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8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0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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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 (进入专栏)  
若仅仅从他的个人品性上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对于尼西阿斯上述一系列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某种程度的内在一贯性,对于尼西阿斯心中的无限郁结和怨怼,只有放在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张力场中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可追溯至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制。梭伦立法的核心目标在于消除长期困扰雅典的内讧式党争,诸如颁布旨在废除债务奴隶制的“解负令”,按照财产多寡将人口分为四个等级(即五百斗级、骑士、双牛级和雇工),同时按照财产分配相应的公职。新法虽然未在法理上直接取消雅典传统的部落建制,但在事实上削弱了传统世袭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如原来由战神山议事会负责遴选公职人员,如今却由各部落推举候选人,然后再通过抽签产生;新的以财产而非世系为基准的等级划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公职授职机制,客观上为社会中、下层通过创富获得晋身提供了机会。

   梭伦改革毋宁是雅典由传统的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型的开端,这一转型过程中经皮西特拉图家族持续近五十年的僭主统治,至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新政基本完成:集中表现为传统世家大族政治影响力的日渐式微,平民势力在城邦公共事务中的不断崛起,而克里斯提尼通过其一系列新政举措最终将这一转型成果从法理上肯定下来:诸如打散原来的部落建制,代之以完全按照地域划分的“德谟”(deme)体制;同时依照新的行政区划组建“五百人议事会”,取代原先根深蒂固的以世家贵族为基础的“四百人议事会”;推行陶片放逐律,等等。通过抑制贵族豪强进行“国家建设”,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事实上说,克里斯提尼“民主化”最终完成了僭主统治在雅典长期未完成的政治任务:即建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城邦国家。民主化将个人与城邦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希罗多德说,正是民主化促使雅典国势不断增强,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迸发出奇迹般的战斗力。地米斯托克利这样非名门出身的杰出将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前雅典的民主化。

   至“伯里克利时代”(前460-前429年),民主在雅典发展至最为激进的阶段,而伯里克利本人对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有如下概括:

   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我们管理我们的事务服务于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好处。解决私人纠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和个体价值。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2](前揭,P147)

   事实却是,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动员多数民众参与国家事务、夯实国家政治社会基础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挤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我们知道,对任何政治共同体来说,贵族精英集团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压舱石”,他们如果能够免于故步自封、骄纵专横,便是共同体教养的载体、德行的化身、民众的表率。民主政治释放出多数人强大的政治激情,这种激情如果得到有效的约制和引导,无疑会成为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否则必然会沦为群众意见的“秀场”、党派倾轧的舞台,最终沦为狂暴的“负能量”。在缺乏必要的制度性规范的情况下,雅典只能退而求其次,更多地依托于诸如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借以有效地约制和引导民主。民主政治动员起民众的政治狂热激情与政治领袖的冷静理性之间的平衡,成为波斯战后年代国势上升过程中雅典政制有效运转的关键,这种类似“高压锅”式的政治体在侥幸得到伯里克利这样的政治天才的情况下,雅典可以被带向极盛,而一旦缺乏这样的政治领袖,民主政治便难以避免地走向其反面。这恰恰是伯里克利去世后民主政坛陷入空前紊乱、雅典帝国事业急转直下的关键。得失之道、盛衰之理,在雅典帝国事业的艰苦征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呈现出的戏剧性也格外令人触目惊心。

   尼西阿斯这样的雅典世族,正是在上述政治情境中被推上帝国政坛的风口浪尖。对于克里昂这样的意见领袖,尼西阿斯打心底里不屑,对尼西阿斯来说,在克里昂这样出身下贱、为了获得权势不择手段的政客面前,他既感到恐惧,又本能地鄙视和厌恶。透过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如椽之笔,我们不难对民主政治的畸变感同身受,对尼西阿斯这样的雅典世族的郁闷和怨怼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在《公民大会妇女》中,喜剧家借雅典妇女珀拉克萨戈拉之口发出如下悲叹:

   目睹国势日衰,一蹶不振,

   我悲凉感慨,五内俱焚。

   我看到,一群坏蛋把国家操纵。

   别看他偶然一次行为端正,

   实际上十有九次是骗子、恶棍,

   你们信赖另一个,他却更加龌龊卑鄙。

   想说服一帮刚愎自用的男人,

   真不容易。

   你们对良言劝诫的耿介之士恶语恫吓,

   对包藏祸心的宵小之徒大献殷勤。[5](前揭,第174-182行)

   对于雅典公民大会,喜剧诗人通过歌队做了如下生动的描绘:

   遥想当年……

   谁也不会因为参加大会

   把国家的钱揣进自己口袋。

   但大家都踊跃前来普倪克斯,

   各自在背囊里带着

   面包、葱头和酒罐,

   外加一把油橄榄。

   而现在虽然每人发了三个欧波尔,

   一讨论起国家大事来

   就只知道在会上喧嚷叫喊,

   像雇佣来的泥瓦杂工一般要工钱。[5](前揭,第304-310行)

   在公民大会上,面对汹汹民意,尼西阿斯时刻感到无可奈何、力不从心,他没有像伯里克利那样,既能够在适当时刻放低身段迁就民意,也能不失时机规训民众,更没有伯里克利的帝国雄心以及兑现这一雄心的权力意志。尼西阿斯厌恶克里昂,厌恶克里昂背后叫嚣起哄人多势众的“无知群众”,他厌恶民主,进而厌恶公民大会做出的几乎所有决定,远征西西里作为经营帝国的战略抉择,即便其本身有着足够的理由,但出自公民大会这一事实就足以使尼西阿斯对这一决策产生极度怀疑和反感:出征前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夸大所需兵力这一“阴招”阻挠远征,阻挠不成反使雅典人压上了几乎所有家底;到达西西里非但不兑现出征前公开做出的军事承诺,反而采取极端消极策略,让远征军兀自消耗、坐以待毙;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作为首席将军非但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极力推卸责任,同时要求增派相当规模的远征军;在有机会及时撤军时他拒绝撤军,在敌国和自己的同胞之间宁肯信任敌国……可以说,正是尼西阿斯一手将雅典帝国送上了不归路。但我们绝对不能将雅典帝国事业从兴盛向衰败的戏剧化逆转完全归咎于尼西阿斯个人品性。事实却是,在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个体选择与时代境遇往往彼此形塑。毋宁说,广场民众的癫狂与尼西阿斯的怨怼,在帝国事业生死攸关的时刻“合谋”将雅典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雅典怎么啦?小伯里克利的困惑与雅典帝国的运势


   据色诺芬回忆,雅典将军小伯里克利与哲人苏格拉底曾就雅典帝国的急转直下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小伯里克利:苏格拉底,我真奇怪,我们城邦的威力怎么竟这样败落下来?

   苏格拉底:我想,正如别的人由于过分超群出众和成绩优异而疏忽大意以致落后一样,雅典人在取得卓越成就之后,也是由于疏忽大意而变得落后了。

   小伯里克利:那么,他们怎样才能恢复他们原有的威望呢?

   苏格拉底:我看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只要他们能够发现他们的祖先是怎样行事为人的,而且自己也努力照样去做,他们的威力就不会比他们祖先的差;或者,如果不这样做,而能仿效那些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人们(斯巴达),照着他们的方式行事为人,以同样的细心对待自己的事业,他们的成就就会同样地好,而且,如果他们更加勤奋,他们的成就甚至还会更好。

   小伯里克利: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城邦距离完善的程度还很远吧,究竟什么时候雅典人才能像拉开代莫尼(斯巴达)人那样尊重他们的前辈呢?他们从他们的父辈起就藐视年长的人了。或者,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像拉开代莫尼人那样锻炼身体呢?他们不仅自己不注重健康,而且还嘲笑那些注意健康的人。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像拉开代莫尼人那样服从他们的领袖呢?他们甚至还以轻蔑领袖为夸耀哩!什么时候他们才像拉开代莫尼人那样同心同德呢?他们不仅不能互助合作以谋求互利,还互相伤害,彼此嫉妒,比对世上其余的人更甚。他们无论在私人或公众集会中都比任何人更爱争吵,他们最爱彼此控诉,宁愿互相占便宜而不愿互助互利。他们看待公众事务就好像和自己无干的别人事情一样,然而却彼此争吵着要管理这些事务,甚至还以有力量能够这样争吵为乐。由于这种情况,许多灾祸和罪恶就在城邦里滋长起来了,而大量的仇恨和怨气也在人民中间发生了;因此,我经常怀着恐惧的心情,深怕有忍受不了的灾祸降临城邦。

   苏格拉底:哦,伯里克利,决不要以为雅典人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6](P101-102)

   波斯战争,希腊人筚路蓝缕、以弱胜强,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薛西斯大军遭遇重挫,波斯帝国也自此一蹶不振。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海战、普拉提亚战役……雅典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也赢得了巨大的荣耀。而随着战后雅典国势日隆,雅典人对这场战争的选择性记忆更加凸显,在这时雅典人的心目中,战胜波斯,雅典人居功至伟,雅典人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都使他们当之无愧,雅典人身上所具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称颂的优秀品质。一切品质,只要是雅典的,都是特出的,都是别人应当竞相效仿的典范。不难想见,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对雅典人应然赞颂,却被底下的听众本能地想象成实然描述,如今的雅典人自恋浮躁、目空一切,他们曾遭受强权的欺压,也曾忍辱负重,而当他们自己获得权势的时候,便与当初的权势者行为如出一辙,而且心安理得,认为理所当然,甚至变本加厉。雅典人的“新帝国国民心态”昭然若揭,他们变得迷恋权势,矜武任力。公元前431年即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爆发前夕,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那位雅典人临时进场所发表的那篇义正辞严的所谓政治“声明”,即可作为上述“新帝国国民心态”再合适不过的注脚:

我们用不着谈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于那些事情的证据只是耳闻,而不是目见。但是我们要提到波斯战争,提到你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纵或你们也许因为经常听到这个故事而感到厌倦了。在当时的战争中,我们为着共同的利益,冒着一切危险;你们也分享了这一切的利益;在这次战争所带来的光荣和利益中,你们不要剥夺我们所应有的一份……我们在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们是单独对付他们的。以后他们再来进攻,我们在陆地上不能抵抗他们的时候,我们和所有的人民都登上船舰,在萨拉米交战。就是这次战役阻止了波斯人……这就是那次战役的结果。这证明希腊的命运依靠它的海军。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有三个重要方面的贡献:我们提供了最多的船舰,我们供给了最有才智的将军,我们表现了最大无畏的勇敢精神。……特别是关于我们的帝国。我们不是利用暴力取得这个帝国的,它是在你们不愿意和波斯人作战到底的时候,才归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同盟者都自愿跑到我们一边来,请求我们领导。……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违反人情的地方;只是一个帝国被献给我们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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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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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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