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胡适与“全盘西化”论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9 08: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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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胡适复杂的思想中内含着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两个层面,二者虽有联系,但基本上是分裂的。这一裂痕在20世纪20年代他参与议政后,显得更加明显。30年代中期,胡适出而声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就是他的现实态度的一个突出表现,其中既有偶然性,又寄存着必然性,但无论怎样,它都是具体语境中的产物,离开了具体语境来谈胡适“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就胡适思想言,现实态度上的赞同“全盘西化”论与其学术态度也有着明显的冲突和紧张。

   关键词:胡适  全盘西化  再思  现实态度  学术态度  分裂

  

   胡适与“全盘西化”论的关系,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许多学术界人士不再把胡适看作“全盘西化”的代表,(1)进入90年代,大陆的多数学者也不再认定“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为胡适。(2)他们的论证也颇多真知灼见,但在笔者看来,仍有不少可以商酌、完善之处,特别是过分纠缠于胡适“是”与“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之上,不免笼统、简单化。现笔者结合当时具体的语境,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分裂的视角,对胡适与“全盘西化”论之间的关系作一重新诠释。

  

   一、“态度”问题与现代中国思想

  

   要关注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就必须关注思想界精英们的思想状况,而彼时思想界精英的“态度”,大多不是统一,而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主要表现在他们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所持的观点并非是其学术观点的延伸,而更多地是有悖于其学术态度的。现实态度上多表现为激进、情绪化,而在学术研究上则是温和又富于理性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张力,正构筑了现代中国精英思想史的完整图景。 (3 )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主义,主要就是一种现实态度的表现,这一点胡适曾作过解释。他说:“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4)而同样的意思陈独秀说得更加明白,他指出:“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5)  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中复古潮流充斥状况的不满,陈独秀才以“吾人之最后觉悟之觉悟”为目标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新文化运动当作一场有政治背景的运动也不算过分。(6)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陈独秀、胡适等人集中火力攻击以孔儒为代表的传统,他们内在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还不是很明显,到“五四”过后,特别是20—30年代,这一分裂便逐渐加剧,并不时凸显出来。胡适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紧张,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位与解释,诸如“评判的态度”,以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真言,(7)就是想扭转运动中现实态度的过于凸显以致抑制了学术态度的张扬的状况。

   实际上,“五四”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在新文化运动诸健将中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思想激进的陈独秀在30年代中期被捕入狱后撰写的文章,表面上看也已经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立场上后撤了。比如他在论述孔儒的价值时,便大胆地列举出两条“历史的价值”加以肯定,这与他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孔儒历史价值问题上的闪烁其辞显然有所不同。但如果进一步考证陈独秀的立场,也不难发现,他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上的一致性依然存在。这就是说,他虽然肯定孔儒的历史价值,但现实价值与历史价值相比所处的优先地位并没有改变,孔儒不过是历史的“名产”,却不合现代社会的需要。(8)这一点在他晚年的另一篇论文《老子考略》(9)中亦有体现。与陈独秀不同的是,胡适在“五四”后的一段时间里,更多地是向学术上回归。1923年,他与人办起《国学季刊》,要切实地行动,去“整理国故”了。不过“整理国故”的宗旨,在他那里也有着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声称要“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却想借“整理国故”以“打鬼”“捉妖”(10)。由此可见,在他的学术态度中也渗透有现实态度的成分。但二者之间毕竟是不同层面的。现在反对把胡适列在“全盘西化”论之中的学者所引用的论据之一,如《说儒》以及《先秦名学史·序》等,其实都是属于学术态度一类。在这类文章中,胡适基本是以历史的价值作为衡量旧有理论的标准,所以叙述分析往往显得客观平和,没有多少激进色彩,更没有剑拔弩张可言。但这仅仅是胡适思想的一个面相。随着20—30年代以检省五四偏激为目的的文化保守思潮的勃兴,特别是对政治有“不感兴趣的兴趣”(11)的胡适自身投入到实际政治中去以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便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

  

   20年代是胡适一生中参与社会政治最积极、热情最高的时期,也是他批评政府最厉害的阶段。有学者注意到,就在他积极议政的时候,对学术的追求反而有谋求纯而又纯的倾向。(12)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过后学术价值的追索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大趋势。美国学者史华慈就认为五四的后果之一,是“新传统主义”的出现,他把它定位成“文化民族主义”。(13)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学衡派”,还是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梁启超的“东方文化派”,已经绝然不同于晚清“国粹派”,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省,也都是在承认其“民主”与“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批饱学之士的汇聚以及渐成气候,更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学术价值的重新认定,影响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价值取向。在思想家鲁迅看来,激进如钱玄同、刘半农者,都从思想前沿退步了。(14)而实际上无论从学者本身对学术境界的追求及其学术要求的自然发展,还是从年龄上(他们都在步入中年)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中书生气十足的一批,的确也到了确立自身学术地位,生产学术成果的时期。因此,他们想在学术上做点“实事”也在情理之中。

   但与钱、刘不同,正如上面提到的,胡适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加之他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间的巨大差距,特别是在胡适这样的进化论的信仰者看来,代表新兴力量的国民党政府的思想专制和传统至上主义无异于历史的倒退,这都是促使他起而议政的重要原因。20年代的最后两年,时居上海的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可谓严厉,先是《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也不易》斥责国民党的党治专政,思想专制;接着是《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在指出国民党的保守、复古之后,断绝了与国民党的思想渊源。从文化时论上看,1929年他为中国《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就力主西化,反对折衷思潮(15)。而1934年5、6月间连续三篇论述“信心与反省”的文章里,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把一些道德看作世界公有道德等等,坚持的依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西化派的基本主张(16)。如果把这时期的政论与他的学术论著相对照,二者的反差是比较明显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七章“儒家的有为主义”完成于1930年8月30日,与上述的《文化的冲突》相比,它的理性色彩相当浓厚。如其中写道:“儒家的特别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国家。孔子的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为之’,便是这种积极精神。孟子引旧记载,说‘孔子三月无君则吊,出疆必载质(贽)’。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何等的气象!……儒家在那列国对峙的时代,可以自由往来各国,合则留,不同则去,故他们还可以保存他们的独立精神和高尚人格。 ”(17)而与“信心与反省”写于几乎同时的《说儒》(18)对孔子的赞颂以及对儒家历史价值的肯定,也与“信心与反省”里只承认中国传统固有文化“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组织”、“宗教最近人情味”等三项优点,对传统的大加抨击的话语相抵牾。但这里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学术态度与现实态度之间的裂痕,因为尽管胡适在《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七章以及《说儒》里对孔儒不乏赞颂与肯定,但这种肯定与赞扬主要是从胡适的理解出发的,如进取,如存疑,都是胡适实验主义所坚守的原则,他更多地是从孔儒那里发掘现代性或曰现代价值,与纯粹学术研究所要求的“了解之同情”并不完全吻合,他所评判孔儒的依据也是“现代的眼光”,并非全在于历史的理解。而如果考察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诸位健将的言论,也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思想中,历史的肯定与现代价值相比,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但胡适的学术态度中,希望沟通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这时候胡适追求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读书人潜意识中的自我维护,心理上的自我补偿的表现,那么在意识层面,他则全然不顾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分裂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胡适解释他出而议政的行为时,谈到他是被 “逼出来的”,只是“忍不住的新努力”,但也强调这是秉承一贯的实验主义的结果 (19) 。这虽然不乏自我申辩的意味,但也反映出他对其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可能增大的分裂没有明确的预见。查胡适当时的日记,不难看到,他一方面是在积极议政,另一方面也时时不忘情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二者并行不同轨,却仿佛可以无限地延伸。在他议政之初,毛子水以及后来的周作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与提醒,胡适表面上确有“后悔”之意(20),但内心里却也存有自己固执的看法,他在致傅斯年的信里,就透露道:“很少人能赏识我的政论,我却自己很得意,所以编《文存》二集时,把《努力周报》的长短政论都收进了”。(21)于是他一路往下去,而不曾有回头的时候。

   很难说“全盘西化”论就是1929年胡适提出的,虽然后来在与陈序经的争论中,胡适两次提到他早在1929年的《文化的冲突》中,就率先提到“全盘西化”,但此言也主要是胡适倚老卖老的心态的表露。因为如若不是潘光旦的翻译与书评,“全盘西化”一词大约只等同于“全力西化”,而即使有了潘的书评,胡适的这篇英文文章在国内知识界也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过,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分裂的角度看,胡适的议政,他的文化时评,最终走向公开赞同“全盘西化”论也是势所必然。

  

   三、现实态度与“全盘西化”论辩析

  

胡适首次公开表示赞同“全盘西化”论是为其主编的《独立评论》142号写的《编辑后记》里,同一期上就有鼓吹“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的文章《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对照胡适“后记”与陈序经文章的内容,不难看出,胡适的表态显然是面对陈序经“逼宫”后的一种本能反应。随后他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22)则是《编辑后记》的一个展开,同样是针对陈序经指认他为“折衷派中之一支流”的反弹。有此前提,胡适文中的阐释不免情绪化,也不免以主观认识去度他人观点,并且与陈序经一样指责“中国本位文化派”是回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而正是这后一点,最让“中国本位文化派”及支持者不满。与胡适关系良好的何炳松就“觉得胡先生这篇文字,有的出于他自己的误会,有的根据他自己的主观,都大有讨论的余地。”(23)而另一位李绍哲则说得更加直截,“胡氏的怪诞论调是:以为‘一十宣言’,‘是保守心理作怪’,而‘托庇于折衷调合[和]的烟幕弹之下’‘主张复古’,对于宣言里最重要的‘不守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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