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梁漱溟:儒生的一面镜子——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6 次 更新时间:2006-10-23 01: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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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进入专栏)  

  

  梁漱溟的丰富

  

  1918年11月7日,梁济要出门去彭诒孙家的时候,遇到儿子梁漱溟,这个时候,梁漱溟已经以一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概论”、“儒学哲学”课程的老师。梁漱溟是来与父亲讨论关于欧战新闻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投净业湖自尽。这一天,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有四天。

  民初学人的自杀,从梁济到王国维,留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字,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下了一串长长的省略号。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在梁漱溟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激变时代内在精神的剧烈冲突与思想张力。他在1918年之前几度自杀,却从此时便认为“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直到1980年以后接受艾恺采访,还一直强调“发展总是好的”,同时又坚定地坚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以儒家代言人自居,并且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宣称自己终身都是佛教徒,并且终身吃素;他被视为标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却劝人们对西方文化要采取“全盘承受”的态度;他并不赞同西方意义的那种民主制度,却在抗战开始后的十年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出生在城市,也主要生活在城市,却成为乡村建设运动最有思想深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个残梦初醒的时代,一个赤婴试啼的时代。惟有那样的时代,才能彰显思想的极限,让思想与生命充盈起来,涨大起来。这样的思想与生命,在精神猥琐下去的后人看来,自然充满重重矛盾,充满不可理喻之处——同时也因为其内在的矛盾与张力,便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理解空间。

  

  儒家真精神: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1980年8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作者艾恺先生来华专访梁先生,长谈十余次并做了录音,最终整理成《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出版。在这本书里,梁漱溟回顾了自己八十七年的生命历程,评点了现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思想人物。他曾亲身参与了现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的每一场思想论争,甚至参与了历史转折点上的政治博弈。他的谈话不止有历史的沧桑,而且让人感到思想的活力。

  梁漱溟品评人物中,最有趣的是对冯友兰的评价。当艾恺问到“除了您自己之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漱溟第一个提到了冯友兰先生。梁漱溟非常有趣地说:“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那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他有点像玩世不恭。”这种评价,对冯友兰先生的信奉者来说,简直是不可接受的,学界对冯先生比较公认的评价,是蔡仲德先生说的,把冯先生的一生概括为“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过程,1948年之前是实现自我,1949年到1976年,冯先生在“文革”中,参与批孔,谄媚江青,是“失落自我”,1977年以后,又开始回归自我。梁漱溟认为冯友兰的为人像“玩世不恭”的道家,可以说颠覆了既往的评价。这种评价由梁先生道出,自有其份量。

  事实上,从一个人品评他人的话,我们倒可看出这个人的思想的模样。梁漱溟是一个有道德洁癖,并且无畏地以自己坚信的道德理想,对抗一切外来压力的人。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本来保持着沉默,但是,作为新儒家的代言人,在那种历史环境中,是没有“沉默权”的。政协开了一个几百个人的联席会议批判梁漱溟,9月23日,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在大会上听了大家的批判,有什么意见、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象征着儒学精神的梁漱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在一个癫痫症发作的时代,夺回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他眼中的冯友兰最大的毛病,也就是知行不能合一。在解释他为什么能够顶住毛泽东1953年9月的痛骂,1974年顶住政协的批判会的时候,梁漱溟对艾恺说了八个字:“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种精神,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儒家理想人格,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怀,是以道抗势的勇气。梁漱溟作为最后的旧儒家,最早的新儒家,充分发挥了这种精神。在“文革”中,惟有梁漱溟一人能够保持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尊严,在当下嚣嚣不已的“大陆新儒家”群体中,还没有看到一个恃儒家立场言说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

  

  儒学与“西化”

  

  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艾恺先生研究的是反现代思潮,他还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一书。所以,他在采访梁漱溟的时候,对中国当时新出现的青年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对商业化带来的生命机械化、亲情的丧失,提出了他的忧虑,并且向梁漱溟请教。梁漱溟的回答,可能会令他非常失望。因为梁漱溟一再强调,西化“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梁漱溟甚至认为,“如果是带来,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带来很久了。”

  事实上,我认为艾恺的问题和梁漱溟的回答,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艾恺关心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弊病,由此企图从他认为的“反现代”的儒家思想中得到治现代病的资源。而梁漱溟回答的背景,则是他知道中国的所谓“西化”,最主要的是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而对这两者,梁漱溟一贯都采取谨慎地拥护的态度。

  经历过“五四”之光的洗涤,凡是有头脑、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持什么样的文化立场,都不会反对“西化”的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对新文化采取了非常热切的支持态度。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说:“其实这两种精神(指民主和科学)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你只要细审从来所受病痛是怎样,就知道我这话非激。”这种态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心态支配下的开放的态度。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在当下,新文化运动因其“西化”的姿态遭到了一些新儒家的攻击,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断裂。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对儒学是有贡献的,其功绩在于,当社会转型中儒学已经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的社会变化,人们在儒学内部已经无法找到对未来的期望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们准确地点出了新的时代的要求:民主、科学、人权。这些词语,对一个处于救亡之中的民族来说,比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更加能够解释当时的社会,更加能够表达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而这种新的时代要求,则对儒学的理论新发展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倘若儒学不能回应这种新的时代要求,便只能理所当然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殉葬。

  梁漱溟对民主,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一方面他完全反对国粹派对西化的态度,认为中国应该补上民主这一课;另一方面,他经过乡村建设的经验,又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的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民主,无法直接移殖到中国农村,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农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说的:“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简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而非“标准”,而最主要的是寻求中国农村组织化而实现乡村自治。由此,造成了梁漱溟与当时西化派的基本分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引入“民主”一词,本质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国实际,解决中国危机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问题应该这样表述:如何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团体组织”,以施行于中国乡村,实现乡村自治。也就是说,梁漱溟既不像国粹派那样,以国粹反对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样,生硬地将西方经验植入中国,他是企图以儒学“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国文化。而其体现,就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上。

  

  儒学与乡村自治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可以说,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体现,就在于他倡导并长期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局面,正如孔雪雄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的描述:“最近,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中,‘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这实在是朝野的一种新觉悟。”——这一描述,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天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先生的惊呼。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准确地表达了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判断:“按照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传统中国的主要弱点是团体组织和科学,而这正是西方的两大长处。因此,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创造团体组织的形式,由此人民才能实施所有其他有关经济发展、技术普及、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具体步骤。”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根,其有形之根,是“乡村”,其无形之根,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在这里,梁漱溟非常敏锐地看到,传统文化是与乡村生活的那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西方的城市化,便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毁灭。从这一角度看,梁漱溟有一种反都市,反现代文明的思想,也可以说,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交接之处,提供了一个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维度。

  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主要强调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强调,“现在的中国,名义上已是中华民国了;既云民国,便是要大家来当家,不允许一两个少数人再出来当家了。而正因为如此,就把中国苦了。名义上是要大家都来当家,而实际上又谁都不会当家,谁都不能当家,谁也捞不着当家,所以就产生出许多假造民意伪托民意的事实来。”所以,必须有乡村组织,“必须每个份子对团体生活,都为有力地参加,中国才能太平。”梁漱溟认为,建立了乡村组织,才能够实现“权利为本,法律解决”,对组织内部的事务,以多数表决来处理。

  今天的中国社会,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精英流失、两极分化中的农民生活,使农村再次陷入似曾相识的危机之中。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梁漱溟曾经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尝试在日军的炮火中烟消云散了,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历史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出版于1936年的《乡村建设大意》,其中提出的乡村自治方案,在整整七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让人忍不住有一种重新假设历史的冲动。

  2004年,文化守成主义思想借“读经”事件,《甲申文化宣言》浮上水面,2005年,传统文化话语在“人大国学院”等问题的争论中复兴。但是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是浮躁的表态,这些表态文字泛起层层话语的泡沫,在纸媒、网络上流行。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可以称为“大陆新儒家”的群体,儒学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不少认同。但是,总体上来说,姿态越极端,思想越浅薄;声音越激烈,行动越苍白。梁漱溟的独立精神与知行合一的态度,他对民主坚持不懈的追求,与他对芸芸众生,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的深切关怀,都照出这个时代这群秉持儒家话语言说的文人的渺小与猥琐。对今天的所谓“大陆新儒家”而言,如果以梁漱溟为镜,那些声音最激烈,姿态最极端的人,倘若深夜梦回,扪心自问,稍有良知者,能不汗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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