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8 09: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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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  


一 对世纪中叶的新观察


   中国不是通过抛弃帝制时代的传统进入近代世界的,而是通过调适传统以应对19世纪中叶的种种问题而进入近代世界的。这种调适使得“条约体系”在其初始阶段即成为“朝贡体系”的副产品。

   事后看,历史当然涉及大量的解释工作——几乎比历史学家能够承认和正在从事的要多。解释工作更多的是以提出假设,特别是问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形式而不是构建明确理论的形式展开的。因此我们问:1840年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英国的炮舰肯定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果问,炮舰未产生影响吗?那就不是一个问题。当我们寻找时,我们就会发现答案。所以我们精心搜寻的证据很快证明了炮舰的影响。)

   因而,鸦片战争和第一批条约被今日的北京和全世界视为新体系的黎明。与此相反,本文认为它们仅仅意味着旧体系的黄昏。

   此处的观点认为,传统体系是在转变和延续,而非截然断裂。因此,我会抨击因历史归纳而产生的对历史的所有扭曲中最大的一个扭曲——错误的分期。探讨历史时不能不做分期,但是,其结果有可能产生误导。1840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用作朝贡时代与条约时代、中国主导时代与西方主导时代的分界。事实上,1840年仅仅是一个为期20年的进程的开端,是1860年以后中国以条约基础向西方开放的准备期。中华帝国又花了20年才在外交上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并开始显现出现代民族主义的征兆。

   对自己的来历感兴趣的现代人,当然会把1840-1880年的40年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新时代导致了现代化、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出现。但这40年接续的是拥有两千年历史的传统,这个时期许多方面的特点实际上更具传统色彩而非现代色彩。直到1880年,西方化的中国人为数极少,且艰难地生存在那些仍然极力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作最后辩护的保守派中间。他们的伟大传统仍具有生命力。

   因此,条约体系在其早期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仅仅是西方想把中国带入西方世界的一个手段。它也许可以同样被视为清朝适应西方和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给予西方一个位置的手段。以中国的传统观点来看,条约是“羁縻”海上来的强大蛮夷的工具,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的早期条约时期仅仅被看作“筹办”夷务的这一传统做法的最新阶段。19世纪中叶的新开端是传统秩序延续过程中的一个小片段。随着条约逐渐占据优势,朝贡体系慢慢消失了。

   在早期通商口岸的日常实践中,清政府和中国人都为条约体系的创建出了力。中国人的这一贡献是实质性因素。新体系确实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中国非常熟悉处理夷务,以至于中国人的贡献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的因素。来自这种传统之外、怀着各种目的的西方列强没有认识到,条约体系是如何成功地在中国传统框架内建立起来的。

   近代中国的爱国者也没有认识到此点。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他们追溯不平等条约的起源,把注意力主要放到鸦片战争上,认为西方的侵略是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邪恶(尽管是创造性的)因素。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青年眼中,满族人在对外关系中的表现一直是令人感到沮丧和耻辱的。1911年以后的民国历史学家们吸收外来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普遍指责清朝是进步事业的大敌。20世纪20年代及之后的马列主义者,利用选自马士等历史学家写的英国蓝皮书中的同样的史实,声称西方人的掠夺是帝国主义的行径,清朝统治者的反应则是卖国行为,先后获得胜利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以同样的方式书写这个旧政权的历史。没有人为这个崩溃的王朝说好话,没有人研究其成熟老练的传统。

   不过,比较而言,人们通常描绘的清朝在西方的强大实力和扩张行动面前的这种消极被动和虚弱失败的形象,更适合19世纪末而非19世纪中叶的实际情况。西方的冲击开始比较小,后来逐渐变强。它在最初阶段不占优势。中国只是在1894年以后才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因此,我们队1840-1880年的“再划分时期”的目的在于纠正19世纪90年代以后改良派和革命派对历史的曲解。例如,外国化的上海在20世纪一直是中国的大都市,但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却并非如此。

   一些观察家认定,19世纪来自西方的外部刺激(无论是大还是小)没有引起垂死的中央王国的强力反应。然而,本文的论点与此相反,认为清政府是根据自己的传统对西方做出反应的;它没有把对外关系西方化,是因为它觉得没这个必要;它的反应在外人看莱之所以有些迟缓,恰恰是由于其传统体系在初始阶段仍运行良好。简言之,西方化不是它可以选择的唯一反应。

   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制度历时久远,经受住了国内动乱和夷敌入侵的无数次冲击。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这些制度在做出调整后可以应付西方蛮夷。而且,在这一时期,经由海路或西伯利亚长途跋涉来到远东的西方列强抱持的目的还不多,直到19世纪末,它们尚缺乏控制中国陆地疆域的意志和能力。简言之,与19世纪80年代前西方规模不大的侵略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广袤地域和巨大的惯性更适合在中外关系中使用传统方法。其结果是,在中国人看来,英国领事们认为非常新的条约体系实际上不过是传统的朝贡体系的翻版,是久经考验的古代主题的变种。


二 条约延续中国传统


   西方人在早起条约体系中看到了一种新秩序——从法律上指定通商口岸供外国人居住和贸易,得益于治外法权,外国人可以在外国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之下在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一种非保护性性关税公平地施之于每个商人;各种条约中规定的所有外国特权都被最惠国条款结合在一起。然而,我们立即可以看透,这些东西的主旨仍在中国的传统之内。与更早时期的外国人一样,西方人的居住区和贸易区一直被限定在澳门和广州城墙之外,现在只不过扩展到了另外四个通商口岸。领事们仅仅体现了自古以来的一个原则: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聚居区必须由能够为其同胞负责人的一个首领监管。清朝的进出口关税从来没有保护的目的。最惠国条款源于帝王公平对待所有异民族的愿望,最好是在对所有夷人一视同仁的同时“以夷制夷”。

   条约体系的产生于中西关系中的一种长期变化的秩序——可被称为广州体制(约1760-1834年)。广州目睹了明清两代朝贡制度的逐渐衰落。在朝贡体制下,朝贡使团在外交层面上定期前来进贡,而在商业层面上,使团在指定的口岸和首都进行贸易。这些活动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在广州,西方贸易强国已停止派遣朝贡使团——最后一个真正的朝贡使团是1794-1795年的荷兰使团。英国人和美国人已先后开始行使单边的治外法权,不把那些被指控卷入杀人案的罪犯交给中国的司法机关。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在这个口岸已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首都却不是这样。朝贡加贸易的传统模式已经变形。

   在1842年之后的条约体系的初始阶段,没有任何外交层面上的使节抵达首都,贸易在四个新增通商口岸的发展也很缓慢,直到国内的动乱促进了上海和福州的贸易。条约列强的治外法权变得更加明晰和正式,但与条约关税一样,还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的“地方性”问题。外国官员在通商口岸受到接待,但它们的问题按规定是要提交到广州而非北京去解决的。

   清朝接受条约的根本原因是它运用了自古就有的羁縻观念。通过羁縻政策,崇尚物质主义的外国人被赐予一些好处和特权,这将形成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为此将依靠皇帝,由此皇帝就可以控制他们。外国人则把这些条约看作一种特权契约;巴夏礼一类活跃领事竭力要在这种契约中增加条款。但是,清朝官员把这些条约视为有界限的契约,如果外国人逾越这些界限,就必定会使他们的商业利益遭受威胁。自古以来,势力强大的夷狄一直因贪图皇帝的礼物而与中国保持和平关系,甚至接受朝贡国的地位。现在,西方的贸易列强带着他们对贸易的强烈贪欲,在皇帝批准条约时确认他们的利益。清朝希望这些物质利益能激励他们保持和平。

   1844年以后条约体系的重要转折是1854年在上海出现的。当时,反叛行动彻底摧毁了清政府在上海的权力。此后,清朝之所以能做出建立上海租界和委任外国海关税务司的安排,乃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还不太强大,而当地的西方人能掌控局面。即便如此,外国人掌管上海租界的权力,还是通过皇帝恩准的条约授予外国领事的。与此相似,外国税务司也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国税收机构管辖的情况下才获得对上海海关的控制权的。甚至那些最富侵略性的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皇帝对上海的“主权”依然存在。上海从来没有变成一个自由港。

   1858年的条约准许外国公使无须行磕头大礼而拜访首都,但不能长期居留,由此迈出了形成条约体系的第二步。居留北京的特权与中国“体制”的“基本结构”相冲突,在1860年才被迫给予外国人。但到1861年,因皇帝年幼,不磕头即觐见皇帝的难题被避开了。

   事情一直拖到1873年,当时年轻的同治皇帝初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接见外国人。这件事情也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清朝成功地延迟了与西方的平等关系。这必须在中国的语境而非西方的语境中才能看清楚。

   1873年6月14日的一道上谕规定了觐见方式,该上谕说,外国使臣请求觐见皇帝呈递“国书”。“现在赍有国书之住京各国使臣,着准其觐见。”清朝的档案记载说,6月20日有三名朝鲜朝贡使臣在紫禁城北门外觐见皇帝。毫无疑问,此次觐见保持着磕头的传统。档案还记载了如下事项:皇帝最后于6月29日发布了一道关于西北战事的上谕;皇帝采取了一些个人行动;皇帝接见了使臣。关于此次觐见的报告没有吧西方列强的使臣与日本使节区分开来,尽管后者被列在首位。五位西方使节“在紫光阁前觐见皇帝”。紫光阁始建于明代,是接见蒙古王公的地方,有富丽堂皇的通道和天花板很高的接见厅。它是定期接见朝贡使节的场所。据记载,至少在1839-1843年、1845-1848年和1864年,清政府曾在这里设宴款待过朝鲜、琉球、老挝、暹罗或越南的使节。这一次,外国使节于凌晨5点半会集于此,由高级大臣先后接见,9点过后不久觐见皇帝,皇帝的问话由跪在地上的恭亲王传给使节。《京报》发表的一篇中文报告描述了西方公使们见到天子时诚惶诚恐的情景:既无法宣读国书,也不敢回答皇帝善意的问询。他们浑身颤抖,把国书掉在了地上。

   因此,早期条约本身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对中国来说,条约代表着西方的实力至上观念,并未引入西方的法律至上观念。当西方外交官盛赞条约的神圣性时,中国人只是把条约看作书面契约,而未看到条约背后的法律制度。

我认为,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从未像明治时期的日本和国民党中国那样真正发起过修订条约和收回权利运动。1869年的《阿礼国协定》破产后,请政府没有积极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法律的条约是可以依法修改的,外国人的条约特权可通过修约予以削减。这一点不可能给那些受文化束缚的“现实主义者”留下印象,他们看到西方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实力,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发展中国的财富和实力。无论如何,中国只是在1910年以后进行改革时才要求修约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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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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