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天:7年搜集50万封百姓书信,4000多本日记:好研究如何才能“立地顶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2 次 更新时间:2018-12-18 09:00:14

进入专题: 张乐天     一个人的40年  

张乐天  
我最重要的发现是书信资料。我在几批资料当中发现了北京同一对夫妻书信,奇怪的是,他们的书信都没有信封,分散在几批资料中。我请人仔细地把他们的书信找出来,加起来竟然多达800多封,通信时间从1961年到1987年。我抓紧时间读这对夫妇的书信,发现书信资料特殊的研究价值。我很快发出指令,把书信资料的搜集放在优先位置。书信的发现成就了复旦发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独特性,经过七年多的努力,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近50万封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的书信。

   资料中心的资料搜集工作走上了正轨,到2018年年底,资料中心除了近50万封书信以外,还搜集了日记与工作笔记四千多本,搜集了各种文书资料与数据资料多达100多万份。

   2017年夏天,我们资料中心与复旦大学图书馆合作,开始对社会生活资料进行整理、扫描、标引,并做成数据库。到2018年年底,数据库社会生活资料的总量已经超过50万页。


研究与合作


   我做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一项好的中国经验研究,要“立地顶天”。所谓“立地”,就是要有最接地气的真实资料;“顶天”,则是要与国际一流学者交流或者合作。我希望把资料中心建设成一个最好的当代中国资料平台,但我是一个研究者,不甘心仅仅做一个资料平台,更希望把资料中心做成一个人们向往的解开当代中国之谜的研究平台。为此,单单有资料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与一流学术机构、学者的合作机制。

   2012年年初,我与洛杉矶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讨论,是否可能与UCLA合作,建立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联合研究中心。2012年6月份,UCLA来了一个副校长与复旦校领导商谈,并达成了共识。2012年的10月8日,UCLA的校长带队来复旦大学访问,在复旦大学召开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研究学术讨论会,同时举行复旦大学-UCLA社会生活比较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2012年6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发布了一个重大课题“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的收集整理与出版”,校文科科研处就找我了,要求我申请这个项目。我长期不申请项目,但这个项目与我的资料搜集与研究直接相关,不能不申请了!通过项目通讯评审以后,我去北京汇报。一看专家组成员,一张张严肃的脸,没有一个认识的。我开始汇报,约15分钟以后,会场气氛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专家们对我搜集的资料十分感兴趣。有趣的是,我收集了江西省于都县的很多档案,正好有个专家是于都人,于是,汇报变成了攀谈。汇报结束的时候,所有专家站起来跟我握手。专家组组长告诉我说,不管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国家重大项目,我们都支持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做下去。我实际上蛮感动的。不久,我就正式成了这个国家哲社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

   2014年,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博睿(BRILL)派亚太地区负责人姜琴女士访问资料中心,BRILL对资料中心的资料很感兴趣,但该社一直只出英文书。我告诉她,在当今世界,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中国的东西应该有几大转型:一是从出古代的经典转向出当代的;二是从出领袖的、著名人物的转向出民间的、普通人的;三是从出宏观的转向出微观的原始资料;四是出从英文的转成部分出中文的,特别是原始资料出中文的。姜女士认同了我的想法,建议每一本资料集写一篇英文国际版导读。不久,复旦出版社、资料中心与BRILL达成了合作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30卷的协议。更重要的是,由UCLA阎云翔教授牵头,我们组织了一个由国际一流中国研究学者组成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学术委员会,确保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的学术质量,提高了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声誉。

   2015年春,在BRILL的支持下,复旦大学出版社、资料中心一起召开了一个社会生活研究国际论坛,参加国际论坛的有国际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国内几个做当代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如现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山西大学原副校长行龙,等等。这个国际会议有一件事情让我感慨。国际著名学者戴慕珍是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我们最初请她丈夫进入国际学术委员会,并出席国际论坛,但没有邀请戴慕珍。戴慕珍发电子邮件问我,说我能不能来参加?我说,这样的学者邀请都难,当然欢迎来参加论坛。同时,与阎云翔沟通以后,我们马上把她吸收进《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的国际学术委员会。

   2015年7月份,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牵头在江苏省吴江县召开“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工作坊”。我们本来打算开成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只请了北京大学张静教授,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金光耀、陈明明教授等少数教授。后来,会议召开前夕,南大通过微信公众号把消息发了出去,全国各地竟然有数十人自费前来参加会议。他们中有人说,这是国内少见的高大上会议,他们参加会议,纯粹是对学术感兴趣,对理解中国人感兴趣,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感兴趣。人们参加工作坊的热情给我很大的激励。

   2016年9月。我在教授食堂吃中饭,偶然碰到图书馆党委书记严峰。我与他很熟,我们边吃饭边聊。他告诉我,2016年国际东亚图书馆第三届论坛将在复旦召开,问我能不能在这个论坛上介绍一下资料中心和中心的资料。我正好为资料的整理编目伤脑筋,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推动学校投入更多经费去整理社会生活资料的机会。我当即答应了。几天以后,我专门找严峰,我说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可不可以?我想在国际东亚图书馆第三届论坛上提出一个倡议,由复旦发起牵头成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国际联盟。严峰觉得很好,表示支持。我们就这件事情一拍即合,我十分高兴。

   2016年11月11日,国际东亚图书馆第三届论坛正式召开,我在大会上发言,由于当时“联盟”一词有些敏感,我提出建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机制”。接着,大会主席台上拉出一块很大的白布,各个发起单位的代表共同在上面签字。当时,北美有UCSD、斯坦福、伯克利、芝加哥、密歇根、哥伦比亚、杜克、多伦多等等大学,都是国际一流大学。国内上台签字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等,也都是985高校。

   但在会议结束以后,学校没有动静,我就很急。如果学校没有经费投入开展整理、编目、扫描等工作,我倡议建立的“共建共享机制”就会落空。我想,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推动学校投入。于是,我策划召开一个“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咨询决策会”,希望邀请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副校长、上海大学副校长等等在领导岗位上的著名学者参加。经过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复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的大力支持,资料中心与图书馆合作,正式启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整理、编目、扫描、标引以及建设数据库工作。我们通过招标先后请点通公司、超星公司进驻复旦开展扫描。在几个月中,每天有二十多人共同工作,场面很大。资料中心主持的社会生活资料分类整理、标引工作也抓紧进行。图书馆则与数据库公司对接,共同做好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数据库。经过紧张的努力,资料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终于在2018年9月基本完成了50万页社会生活资料的扫描、标引与数据库建设,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联盟”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

   2018年10月17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联盟”正式在复旦大学成立,国内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14所大学图书馆正式加入联盟,国外大学与研究机构共有9家参加联盟,包括日本东洋文库,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等等。会议决定联盟秘书处设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侯力强书记任秘书长。随后,根据首次联盟会员大会的提议,经联盟秘书处与部分发起单位磋商,推荐产生联盟首批四个工作组组长单位,分别是:资源建设组: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术推广组:南京大学图书馆;平台技术组:浙江大学图书馆&CADAL;标准规范组:复旦大学图书馆。

   联盟成立大会那天,美国斯坦福大学、UCSD、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杜克大学分别向我发出访问邀请。对于我来说,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四、我与社会生活资料

  

   自从我提出搜集基层社会生活资料的建议以后,一直关注着资料的搜集进程;每一次搜集到资料,我几乎都会第一时间了解资料的情况,觉得有趣,会打开麻袋或者纸板箱,一份份翻阅那些有点儿泛黄的纸张。想想当年马克思怎么做《资本论》研究的吧!真理总是躲藏在一团乱麻般的细节中,我所搜集的资料中有着难以想象的细节,怎能不令人神往!资料中心保存着江西省九江市一个集体食品厂十多年的会议记录,足足有半尺多高,这批材料中有详细的工资与分配记录,我们可能从中发现“超越主义”的生产制度,甚至可以与马克思对话!看看那数百份来自一个地区的投机倒把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既可能把握计划经济运行的“真理”,更可感受到计划经济的运行是何等“艰难”,以至于不可能成为长期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资料中心那一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会议记录更吸引我不时去翻阅。那是一份来自安徽某个省级文艺单位的会议记录,那几年,该单位的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上级”派来的军宣队、工宣队掌握了全部权力。这份资料让我们有机会解开基层单位权力运作、权力转让之谜。资料中心搜集到了大量诸如此类的资料,面对着这些宝贵的资料,我既十分兴奋,也不时地感受到当代中国研究的困难。中国实践是如此地特殊与复杂,如何从中提炼出切合实际的理论是一个太大的挑战,因为理论概括需要概念,但是,通用概念绝大多数来自西方,怎么办?不管怎么样,社会科学研究的正道一定是从中国实践与社会生活出发,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否则,那些宏大叙事的理论只能是学术“小世界”内部自我欣赏的空谈!

   当然,我更被资料中心所搜集来的普通人的书信、日记所吸引。书信、日记中详细记录着普通中国人的观念、思想与行为,记录着他们对自我、对他人、对集体、对党和国家的态度与应对策略,记录着他们内心的纠结、苦闷、彷徨、坦然、快乐、兴奋或者激动。有时,我几乎每天都读书信,有一年寒假,我做了数千封书信的标引!过去,我总觉得自已出生在解放前夕,1980年代末以来又一直做调查研究,应当算是“很了解”中国社会了。但是这些书信、日记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视域,我看到了以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中国人、中国社会。这让我十分高兴又充满好奇。我顺着时间顺序说几点粗略的感悟吧。

最初,我被来自北京的两组书信感动了,我从中看到了更加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中国人。一组是北京两个搬运工人的恋爱信。这组书信颠覆了两个流行的观念:恋爱是小资的专属,粗俗工人、农民没有浪漫;浪漫是“吃饱肚子”之余的故事。我们从书信中看到,两个北京搬运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其中那个女的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是,他们却总是精心选择带着花朵的信纸,尽最大的可能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甚至还写了不少文字不通却流溢着爱的诗。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热恋恰恰发生在中国大地最饥饿的1960年!另一组信来自一对北京的夫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张乐天     一个人的40年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044.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1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