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堂:职业打假人起诉资格的规制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8 00: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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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堂  

   【摘要】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诉讼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起诉资格。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一再指出,职业打假人在食品药品质量领域依然可以主张多倍赔偿,而且经营者不享有“知假买假”的抗辩权利,但是,各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囿于限制职业打假人起诉资格的传统制度设置,而是将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有意无意地误读误用为多倍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几乎否定了所有职业打假人的起诉资格。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而言,只有使私人具有起诉资格,才能消解公私分立情况下起诉资格垄断性配置模式所导致的公共实施中的“规制俘获”与私人实施中的“履行差错”问题。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中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去私人化,使得赋予职业打假人起诉资格成为当下的次优选择。

   【中文关键词】 职业打假;私人实施;起诉资格;多倍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一、“知假买假”抗辩的迂回规制

  

   自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行以来,职业打假人能否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享有请求多倍赔偿的起诉资格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不断反复的状态。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以下简称《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的发布为分界线,此种不断反复的状态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颁行到《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的发布为第一阶段(1993~2013年)。在该阶段,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注重对法律文本中概念术语及其体系结构等外在表现形式的语义分析与逻辑推演,[2]认为职业打假人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消费者,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不符合民法上欺诈的构成要件,进而拒绝赋予其起诉资格。

   但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23号指导案例“孙银山诉欧尚超市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孙银山案”)中,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明确指出,“欧尚超市江宁店认为孙银山‘买假索赔’不是消费者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3]从而与2013年发布的《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第3条的规定相互证成,即“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的组合运用方式,首次在司法实践中正式承认职业打假人在食品药品质量领域享有请求多倍赔偿的起诉资格。

   尽管《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第3条将职业打假人的多倍赔偿起诉资格严格限定在食品药品质量领域,但是职业打假人的打假行为却呈“星火燎原”之势,迅速扩展到食品药品质量领域的每一个角落,[4]甚至大量没有安全风险的食品药品标签瑕疵也成为职业打假人的打击对象。[5]为此,2015年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148条第2款但书规定,“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不适用多倍赔偿责任。实际上,自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之后,职业打假人提起的“知假买假”索赔诉讼案件数量从2013年的21起一直稳步上升,直至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的发布,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职业打假人索赔诉讼案件的数量才从最高点2873起开始迅速下降。[6]可见,自2014年《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的实施到目前即为状态不断反复的第二阶段。由于2009年之前职业打假人索赔诉讼裁判数据的缺乏,且在第一阶段中,法官往往基于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概念或法条的个别理解进行裁判,并阐述限制职业打假人起诉资格的诸种理由,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第二阶段中职业打假人的起诉资格问题。其中,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的发布可以说是第二阶段的转折性事件,根据该答复意见的表述,《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第3条之所以否定食品药品经营者的“知假买假”抗辩权利,是基于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强烈反映,而“给予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而且“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索赔诉讼。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食品药品案件审理规定》本来就将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限定在食品药品质量领域,[7]为何《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还需重申“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限制职业打假人的起诉资格,这是否意味着在该答复意见出台后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限制职业打假人起诉资格的措施?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的发布对职业打假人起诉资格的限制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最高人民法院迄今为止仍未“适时”发布限制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索赔诉讼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诉讼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起诉资格。所谓起诉资格(standing),是指“当事人提出法律请求或寻求义务或权利的司法实施的权利,原告享有起诉资格须具备以下两个要件:(1)被诉的行为已对原告造成了实际损害;(2)寻求保护的利益处于宪法或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8]本文并未采用诉权或当事人适格等法律术语,因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权或当事人适格理论系建立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基础之上。如果运用诉权或当事人适格理论,则仍将纠缠于职业打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以及是否遭受民事“欺诈”这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法院可根据司法政策,对起诉资格理论中超越“法律损害”的“实际损害”作限缩或扩张解释,[9]唯有如此,我们才有讨论职业打假人打假的法理空间。

   鉴于此,本文将跳出限制职业打假人起诉资格传统制度的窠臼,运用起诉资格这一新型分析框架,探明各级人民法院规制职业打假人起诉资格的背后逻辑,并以此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理论指引。

  

二、私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中的地位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中起诉资格的初始配置

   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而言,我国学界较多从该法中法律责任的综合性角度展开论述,即“既有公法责任,亦有私法责任,既有民事责任,又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10]在刑法实施中存在公共垄断,而在契约和侵权法律领域(兼有犯罪的侵权除外),法律实施的主要责任系由私人部门承担。[11]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既可因私人提起诉讼而启动,比如有人提起侵权之诉或违约之诉,其构成了该法的私人实施;也可因公共实施机构的执法而启动,比如市场监督管理执法人员发现违法行为并予以制裁或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这构成了该法的公共实施。

   法律的实施究竟是由私人提起诉讼还是由公共实施机构主动执法为好,这取决于哪种方式能更经济地对法律所要规制的当事人进行识别和追责。例如,合同相对人或被侵权人可以毫不费力地识别违约人或侵权人,因而在法律实施中由私人提起诉讼显然是受欢迎的,因为对于社会而言,利用私人所拥有的这些信息要比通过公共实施机构耗费资源揭露违法行为要更好。[12]当然,“如果当识别或追究违法者比较困难,且需付出较大努力时,就需要公共实施机构执法”。[13]例如,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55条均是关于经营者承担违约或侵权等民事责任的规定《;食品安全法》第122条第2款后半段、第123条第2款后半段、第130条第1款后半段、第131条第1款、第138条第3款、第139条第2款、第140条第2款及第3款是关于经营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定。鉴于“私人当事人理所应当地拥有违法者的身份信息”,[14]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法律实施的权利配置给私人消费者。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57条以及《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有关法律责任的绝大多数条款都是关于经营者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规定,对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法律实施的权力配置给享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管理部门或享有刑事起诉权的检察机关。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权力(利)的最优配置,一方面取决于上述识别或追责成本的大小,另一方面还取决于相关主体有无因参与法律实施活动而获得某种激励。具体而言,由于法律的私人实施主体所保护的是私人利益,其往往具有一定的自我实施激励机制。例如,私人提起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所能获得的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即是其提起诉讼的利益激励。然而,法律的公共实施主体所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其往往缺乏自我实施的利益激励,一般都是由公共财政为其提供保障。

   相应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权力(利)的配置在法律上表现为起诉资格的配置。就该法的私人实施而言,根据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5条之规定,法院对符合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的消费者权益争议纠纷必须受理。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119条的规定,只有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享有提起民事诉讼的起诉资格。根据起诉资格理论,建立在“直接利害关系”基础上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是起诉资格的私法模式,[15]该模式的核心即在于权利与救济相互依存,救济范围限于民事权利遭受实体性侵害的场合,即原告有权获得与被告因违反相关义务对其造成的损害相当的赔偿。在合同行为中,被告须赔偿原告在未违约情况下可获得的利益;在侵权行为中,被告须赔偿与其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当的金额。[16]也就是说,对民事实体权利予以保护的根据在于私权利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来自于作为“权利的影子”的诉权;对诉权的保护就是对实体权利的保护,实体权利从诉权上获得了强制力。[17]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公共实施而言,其实施主体包括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规制机构与司法机关。由于规制机构的实施主要是行政执法,司法机关的实施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刑事诉讼,所以只有检察机关才享有该法公共实施的起诉资格。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中起诉资格的配置仍然遵循了大陆法系的传统法律原则,严格地把实体法和权利界分为“私权”与“公权”,“私权”是属于私人的权利,而“公权”则是“属于”由国家或共和国所代表的公众。最终,起诉资格的传统原则将起诉资格要么赋予那些享有私权而需要司法保护的私人,要么在公权的情形下赋予国家本身,国家通过公权实施机构依法向法院起诉。[1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中起诉资格的初始配置模式由此体现为一种“公私两分”的垄断状态。正如卡佩莱蒂教授指出的,“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就是起诉资格排他性地属于私人,这些私人是争议权利的持有人或其他法律代理人;而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公共(国家)利益总被视为濒临危险,因此起诉的‘垄断权’归于检察官”。[19]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此种公私泾渭分明的起诉资格配置模式并不周延。该法的公共实施主要通过规制机构的行政执法而非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规制机构在执法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懈怠、“规制俘获”等主客观因素导致该法存在严重的公共实施不足问题。对于此种公私分立的起诉资格配置模式所导致的公共实施不足,各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一般主张授予私人以司法实施的权利(起诉资格)进而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以此对规制机构的公共实施起到拾遗补缺甚至督促的作用。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言,此种司法实施模式即为公益诉讼。

由此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由私人实施与公共实施共同构成;相应地,两者起诉资格的配置也呈现为一种“公私两分”的格局。此外,将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配置给私人有助于克服起诉资格配置的两分格局所导致的公共实施不足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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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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