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文学“统战”与当代文学在新中国的重建

——以《亦报》场域中的“沦陷区三家”梅娘、周作人、张爱玲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8-12-17 23: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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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泉  
上海,1943年9月)。1945年初,脱离苏州伪政权教育机构,回到上海。

   战后,徐淦曾供职于英文《自由论坛报》的中文晚刊要闻版和《世界晨报》《和平日报》《自由论坛报》等。写有电影剧本《吾国吾民》。出版有小说集《清风镇》(上海:大家出版社,1948)。新中国时期,在上海组建绿叶社,编绘出版新连环画。后来到北京,入职大众图画出版社(1950)、人民美术出版社(1951)。1957年被打成“右派”收监劳改(15)。1979年重返人民美术出版社,曾任中国连环画研究会理事,是一位有成就的连环画改编作者。

   先来看周作人与徐淦。

   周作人、徐淦两人相识于1943年。

   1943年2月9日,在北京地方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内部的权力倾轧中,周作人败北,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被免。作为补偿,南京伪中央政府追加周作人一个虚职国民政府委员(3月12日)。4月5日,周作人应邀赴南京等地近两周,参加就职仪式并讲学。10日、11日赴苏州,与江苏文化教育界人士进行交流。其间结识徐淦。据载,11日上午,周作人的参访活动由苏州图书馆馆长徐徵陪同。(16)此处的徐徵,疑为徐淦之误。(17)

   徐淦再次接触周作人,是1945年4月来到北平找工作。适逢盟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哈德门门外的德国饭店降下纳粹旗帜。徐淦预感日本统治即将垮台,四天后即南归。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溃败,无力继续关押、改造叛国罪等罪犯。周作人得以在1949年1月26日交保提前获释。第二天转上海,客居尤炳圻家。徐淦与陶亢德多次前往看望。三四月间,徐淦任《自由论坛晚报》要闻版编辑时,编发了周作人8篇文章。在《亦报》创刊号上,徐淦辟有个人专栏《亦文章》。周作人8月14日回到北京。11月中旬,徐淦也来北京定居,一开始住在周作人处。经陶亢德、徐淦斡旋,周作人从11月22日开始在《亦报》上发表文章(18)。周作人与徐淦两人在文章中亦有相互示好之举。比如周作人的《东郭先生》(1951年5月30日),先是介绍小说家徐淦转而服务儿童,他有幸白得不少徐淦编写的连环画。书畅销不够分配的时候,他也自掏腰包去买,《东郭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周作人写到,徐淦“编这书和《孟姜女》的时候,我听他谈起,关于长城怎样倒法似乎很费苦心,《东郭先生》则别无问题,可知是一气呵成的会心之作。我以前猜想东郭先生大概是墨子之徒,这里穿插他的非战,也正是这个意思,又把赵简子的打猎说作征伐敌国,很是巧妙”。可见两人互动的密切,以及周作人刻意褒扬、推介徐淦的好意。二人互帮互助,成为忘年交。(19)

   再看张爱玲与唐云旌。

   唐云旌张爱玲的文字之交,始于沦陷期。

   1943年8月,张爱玲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引用了小报上的一首打油诗,说是记不得作者了。实际上,作者是唐云旌。一年多以后,唐云旌撰文感慨约见张爱玲之难。(20)到沦陷末期,唐云旌曾在其主办的《光化日报》(21)上发表张爱玲的小品,建立起编者与作者的关系。

   迟至1946年7月唐云旌方首次与张爱玲见面。11月,唐云旌、龚之方的山河图书公司,不顾别有用心的人对于张爱玲的“汉奸”指责,出版了她的《传奇》增订本。张爱玲在给唐云旌的赠书中写有大段留言,对他的诗文多有溢美之辞:“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是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22)唐云旌投桃报李,撰文称《传奇》增订本“是传世之作,我本人对她则是倾倒万分”。1947年10月,张爱玲对于唐云旌出版个人诗集的计划,也提出积极的建议。(23)有这样的个人关系,《亦报》能够约到张爱玲的文稿,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最后看梅娘与徐淦、唐云旌。

   唐云旌是通过徐淦的介绍把梅娘引入《亦报》场域的。梅娘与周作人、张爱玲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她在北京成功进入体制,包括谋生职业和文学活动。但梅娘的文学作品却同样要在北京(体制)之外匿名发表,进入共时文场的隐性文学系列。(24)

   梅娘的丈夫柳龙光(1911-1949)是东北、华北沦陷区报业、文坛的实权人物。抗战胜利后,两人曾一起前往地处北京西南郊的大觉寺,与中共北京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见面。1948年,梅娘一家移居台湾。1949年1月27日,柳龙光搭乘太平轮从上海回台湾,遇沉船溺亡,留下了不解的身份之谜。怀有身孕的梅娘立刻携一双女儿赴上海处理善后事宜。1949年7月中旬,梅娘从上海回到北京。在找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得知刘仁在北京市担任领导职务,便给他写了一封求助信,并附上自己出版于1944年的小说集《蟹》。刘仁没有回复。但不到半个月,梅娘等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四九年八月间突然有一个解放军到骆驼胡同五号找孙敏子。他说他叫李克,知道我过去写过一些东西,特意找我谈谈。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他说你们过去都是北京的名人,一打听就知道了。那次我和他谈了当时的生活情况和自己写过的一些东西。过了几天,李克同志又去找我谈了一次,他说北京市文艺工作者组织了一个学习会,你愿意的话,去参加学习吧!我说好吧。又过了几天,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吸收我为会员,让我参加大会,把出席证寄到我的家里了。当时我以为因为我给刘仁同志写过信,是刘仁同志告诉大众创研会去找我谈的(25)。

   梅娘的揣测不无根据。因为此前她与李克并无交集。

   李克(1923-2000),: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结业后进入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新中国时期,在北京市文委、文化局、文联等机构工作。1972年成为北京文联专业驻会作家(1972-1992)。他与李微含合著的《地道战》(1953),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之一。李克主动联系素未平生的梅娘,很有可能是在遵照刘仁的指示开展统战工作。对孤儿寡母的梅娘,也有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之意。

   1949年11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任主席。十五位执行委员中,有景孤血、李薰风和刘雁声三位沦陷期文人。研究会设小说等七个部。梅娘被分配到小说部第一组参加学习。根据梅娘的说法,“都是旧社会北京所谓的文化人”(26)。来自解放区的知名作家康濯、马烽担任辅导工作。学习会每周一举行例会。一般是在务虚学习之后,传阅成员的短篇作品,互相提意见。创研会也鼓励成员改编连环图画,梅娘编写的《表》,就是经创研会斡旋在大众书店出版的。一个多月后,鉴于梅娘参加了研究会,被认为政治上得到了认可,民办万字中学遂聘她担任语文课教员。而此前,曾因她个人经历复杂而婉拒。梅娘的生计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1950年5月,北京市成立“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27),进一步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上统一到“普及第一”上来,强调文艺要配合北京市的经济建设,为“生产第一”的方针服务。在北京文坛自身建设方面,强调巩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加强对传统文艺样式的改造工作。初创期的北京文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学普及活动。在通俗报刊方面,除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说说唱唱》月刊和《大众文艺通讯》双月刊外,又创办了《北京文艺》月刊,并在北京《新民报》和天律《进步日报》上开辟了《新曲艺》《新戏剧》《新美术》《新北京》《工厂文艺》《大众文艺》等周刊。

   不过,梅娘那一批“旧社会北京所谓的文化人”,在被纳入在运作方式上与同人团体迥异的各级文艺组织机构后,主要任务是学习新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交代个人的历史,接受改造,在个人化的文学创作方面,很难有所收获。比如,沦陷期与梅娘齐名的多产女作家雷妍(28),在赵树理的帮助下,几易其稿,仅发表了短篇小说《人勤地不懒》(1950),写一个执着于耕耘的青年农民。中篇小说《小力笨》(1950),写北京一名徒工如何从“小力笨”成长为青年团员。对于雷妍的改稿过程,梅娘看在眼里。梅娘晚年回忆道:“写这样的题材,不是雷妍的强项。为了适合当时的为工农兵的时尚,雷妍显得力不从心。”(29)梅娘本人何尝不是如此?这可能使梅娘在创作上望而却步,她没有在北京发表过作品。

   是上海的《亦报》改变了梅娘在新中国的文学创作轨迹。

   1951年年底,经徐淦介绍,唐云旌写信向梅娘约一部4万字的小说。梅娘自陈:“五二年一月放寒假时,我写母女俩,到三月间转电影社工作时,把《母女俩》写完”寄出。在政治运动中,梅娘曾作过这样的交代:唐云旌“对我的稿子很欢迎,我也越写越狂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同时生活上也需要稿费补助,就更加粗制滥造”。(30)此后,一发不可收。

   1953年10月,唐云旌把梅娘介绍给香港《大公报》编辑潘际坰。从次年3月末起,梅娘的散文开始在《大公报》上发表。

  

四、唐云旌与梅娘的私人关系问题

  

   唐云旌与沦陷区文学三家周作人、张爱玲、梅娘的个人关系密切,也是后世评论与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在新中国,周作人被排斥在体制之外,靠匿名写作、翻译所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多数文稿延续民国时期的路数,说文谈史,无力迎合新中国文艺的新要求。周作人又是文坛前辈,在稿件的邀约以及修订上,编者、作者之间没有多少协商的空间。随着政治运动的接二连三,周作人很快退出《亦报》场域。

   张爱玲与唐云旌之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新政权有意收编职业个体作家张爱玲。她在沦陷期政治介入日伪的程度最低,是三家中唯一一位有幸在《亦报》场域中使用过本名的作家,也是唯一有机会在《亦报》场域中结集出版单行本的作家。修订本表明,张爱玲无法认同和适应新的文艺体制,并且很快在1952年夏天离开中国,再没有回来过。

   唐云旌、梅娘由于有贵人(夏衍、刘仁)相助,得以跻身体制。他们也都有追赶上新的文艺的主观要求。梅娘一直是。1949年以后各类政治运动的重点对象。这不光是因为她的历史复杂,还由于她在新中国不甘停笔,且活动丰富、言论不拘。但她在《亦报》场域上的文章却一直坚持到被逮捕劳改之后才被停发,是沦陷区文学三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与她的作品符合时代要求有关,也与她与唐云旌的私人关系密切有关,因而外界对于两人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梅娘”是孙嘉瑞在沦陷时期文坛使用的笔名,这个名字首次在新中国被公之于众,是在她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之后。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高潮期,《中国农报》23期适时抛出了一篇大批判檄文《钻进农业部门的文化汉奸、右派分子孙加瑞》。文章说,梅娘打着“作家”招牌,“编写了‘鱼’‘蟹’等淫荡小说,以腐蚀我们当时的抗日力量”;化名在上海“写了不少东西,但那些东西,多是恶毒地污蔑我们工人、农民和国家机关干部,并公开贩卖资产阶级毒素的”。文章分析说,“这个右派分子”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和新民晚报副主编唐云旌搞上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1958年2月,梅娘的“文化汉奸”罪名被换成“反革命分子”。据此,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大会的会场上,公安机关直接将她逮捕法办。

半个多世纪以后,当代有研究也认为,大批判文章对梅娘的作品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给梅娘扣了许多不实的帽子,不足为据,但有关梅娘与唐云旌间的关系的指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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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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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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