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实践美学的美学困局

——就教于李泽厚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 次 更新时间:2018-12-17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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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遗憾的是,如此去做,对于实践美学而言,是必须洗心革面的。以生命美学的年轻和一无所有,如此去做,相对而言,无疑就比较容易。因为,坦率而言,“情本体”、“人的自然化”等理论范畴,本来就应该建构的是生命美学。因为生命美学恰恰就是对于审美活动的本体内涵的阐释,因此也天生地就与之相近,但是,以实践美学的年老体衰和踉踉跄跄,却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最终,实践美学面临的困局必然就是:不甘心去倾尽全力地认真研究审美活动的起源,因此在这个方面也只能是一无成就,而且,为了向生命靠拢,李先生不惜以“工具本体”去剥离掉审美实践的社会性,结果,连实践美学的基本准则都弃之不顾了;可是,倘若要去要研究审美活动本身,实践美学又尾大不掉,因此只能远远落在生命美学的身后,因为他的“情感本体”又远不如生命美学的“生命存在”更为得心应手。 也因此,容我冒昧而言,其实,真正“令人可笑”的,也许应该是李先生!因为,倘若前期的实践美学,在他还是一种认真的学术思考,后期的实践美学,在他,则早已经是一种美学魔术了。

  

   二,“美在实践”还是“美在生命”?

  

   “从实践出发”还是“从生命出发”,讨论的是美学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美在实践”还是“美在生命”?

  

   “从实践出发”还是“从生命出发”,讨论的是审美活动的来源,也就是审美活动的历史前提;“美在实践”还是“美在生命”,则讨论的是审美活动的根源,也就是审美活动的逻辑前提。

  

   至于答案,在“基于生命”的生命美学,当然是毫无悬念的,无疑应该是“美在生命”,而且,也必须是“美在生命”。

  

   这当然不是因为实践问题不重要,事实上,在人类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实践的问题确实很重要,就象“鲜花”当然是来自“大地”、“美酒”当然是来自“粮食”、地球当然有“公转”的一面,但是,探索“鲜花”的奥秘,难道竟然可以以津津乐道于“大地”的作用来代替?来自“美酒”的困惑,又怎么能够以对于“粮食”的思考来作为解决?更不要说,地球的奥秘当然有“公转”的一面,但是,却无疑还存在着“自转”的一面,然而,自诞生伊始,“基于实践”的实践美学的先天不足就恰恰就在这里:明明面对的是“美”的问题,但是,它却偏偏要把它扭曲为“实践”的问题。于是,在实践美学,美与实践被完全等同了起来,就犹如“鲜花”与“大地”的等同、“美酒”与“粮食”的等同、地球 “公转”与“自转”的等同。

  

   这当然是一种美学的困局!尤其是在意识到了“美”的问题的重要之后,这样的美学困局就更是尤为严重。

  

   例如,在晚期,李先生也意识到了不能总是以“实践”等同审美、代替审美,但是,却又背负着“实践美学”的沉重袈裟,于是,“积淀”,就成为他言必谈及的灵丹妙药。在他看来,借助“积淀”的桥梁,就不难堂而皇之地变津津乐道于“实践”而为津津乐道于“审美“。可是,社会实践基础固然很重要的,但是却毕竟不是唯一,因为所谓他“社会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中介,体现了人的合目的性(对于内在“必需”)的需求,具体来说,实践活动以改造世界为中介,体现了人的合目的性(对于内在"必需")的需求,折射的是人的一种实用态度。就实践活动与工具的关系而言,是运用工具改造世界;就实践活动与客体的关系而言,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就实践活动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可意向关系。显然,尽管实践活动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是却并非最为重要,也并非唯一重要,因为在其中人类最终所能实现的毕竟只是一种人类能力的有限发展、一种有限的自由,至于全面的自由则根本无从谈起。在实践活动中,人类无法摆脱自然必然性的制约―也实在没有必要摆脱,旧的自然必然性扬弃之日,即新的更为广阔的自然必然性出现之时,人所需要做的只是使自己的活动在尽可能更合理的条件下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因此,李先生所推崇的生命却又只是“总体”的影子、“他律”的木偶、“积淀”的制品。在李先生那里,人的生命无非就是“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他的“情本体”因此还是“理本体”,他的“情理结构”其实也仍旧是“理结构”,“情”,在李先生那里,始终都是虚晃一枪,都是幌子,从来就没有真正被落实到实处。

  

   显然,生命,不但从来源的角度要比实践更加遥远,而且从根源的角度也要比实践更加切近。换言之,规定着审美活动的本质的,同样不是实践,而是生命。

  

   人类的一切活动当然都是意在自由的实现。但是,意在什么自由的实现,却是往往不为我们所深究的。于是,实践美学就从这里开始失足。我们知道,关于何为自由,自古以来,学者给出了大量定义,但是从最根本的内涵来看,则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自由的主观性,超越性,例如古希腊的伊壁鸿鲁就曾经从原子的偏斜运动来描述自由。其二是强调自由的必然性、客观性。当然,它们的片面之处也明显存在,但是,却毕竟抓住了自由之为自由的两个关键性的环节。首先,作为一种只能以理想、目的、愿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本性,自由只能是主观性的、超越性的。由于这种主观性、超越性正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必然结果和根本特征,因此,无疑也应该成为自由的根本规定。其次,人类生命活动虽然是没有前提的,然而人类生命活动的实现却是存在着前提的。对于必然性的改造、认识,就正是这样的前提。由此我们看到,人类生命活动所面对的自由,无论它的内涵如何难以把握,但却必然包含着两个方面。这就是:对于必然性的改造、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于必然性的超越。前者是自由实现的基础、条件,后者则是自由本身。

  

   因此,人之自由就在于:在把握必然的基础上所实现的自我超越。在这里,对于必然的把握只是实现自由的前提,而对必然的超越才是自由之为自由的根本。 而且,人类在自由的实现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解决方式,则是实践活动、理论活动、审美活动。在其中,实践活动意味着什么?已经如前所述,实践活动,只是自由的基础的实现,则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理论活动,则应当是人类自由的的手段的实现。它以把握世界为中介,体现了人的合规律性(对于“外在目的”)的需要,是认识自由的实现。而且,就理论活动与工具的关系而言,是运用工具反映世界;就理论活动与客体的关系而言,是主体对客体的抽象;就理论活动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可认知关系。不难看出,理论活动是对于实践活动的一种超越。它超越了直接的内在“必需”,也超越了实践活动的实用态度(理论家往往轻视实践活动,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它所实现的,与实践活动一样,仍然是片面的自由。

  

   至于审美活动,则完全不同。相比之下,实践活动是文明与自然的矛盾的实际解决,是基础,理论活动是文明与自然的矛盾的理论解决,是手段,但是,由于它们都无法克服手段与目的的外在性、活动的有限性 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矛盾,因此矛盾就永远无法解决,所以就还要有一种生命活动的类型,去象征性地解决文明与自然的矛盾,这,就是审美活动的出现。审美活动是文明与自然的矛盾的象征解决。它以理想的象征性的实现为中介,体现了人对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这两者的超越的需要,是情感自由的实现。 它以实践活动、理论活动为基础但同时又是对它们的超越,它既不服从内在“必需”也不服从“外在目的”,既不实际地改造现实世界,也不冷静地理解现实世界,而是从理想性出发,构筑一个虚拟的世界,以作为实践世界与理论世界所无法实现的那些缺憾的弥补。假如实践活动建构的是与现实世界的否定关系,是自由的基础的实现;理论活动建构的是与现实世界的肯定关系,是自由的手段的实现;审美活动建构的则是与现实世界的否定之否定关系,是自由的理想的实现。

  

   换言之,由于主客体在审美活动中的矛盾是主客体矛盾的最后表现,故审美活动只能产生于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三者是并列的关系,也是递进的关系,但绝不是包含关系。审美活动是对于人类最高目的的一种“理想”的实现。通过它,人类得以借助否定的方式弥补了实践活动和科学活动的有限性。假如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是“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审美活动则是“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假如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是对无限的追求,审美活动则是无限的追求。在其中,人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直接照面,有限性与无限性直接照面,自我分裂与自我救赎直接照面,马克思说的“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或许就是审美活动之所在?而且,就审美活动与工具的关系而言,是运用工具想象世界;就审美活动与客体的关系而言,是主体对客体的超越;。就审美活动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是想象与被想象的可移情关系。因此,假如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是一种现实活动,审美活动则是一种理想活动,在审美活动中折射的是人的一种终极关怀的理想态度。

  

   也因此,假如从不“唯”实践活动(但必须以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的角度出发,那么应当承认,审美活动无法等同于实践活动(尽管它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彼此同一、渗透的一面),它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具体来说,在人类形形色色的生命活动中,多数是以服膺于生命的有限性为特征的现实活动,例如,向善的实践活动,求真的科学活动,它们都无法克服手段与目的的外在性、活动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矛盾,只有审美活动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为特征的理想活动(当然,宽泛地说,还可以加上宗教活动)。审美活动以求真、向善等生命活动为基础但同时又是对它们的超越。在人类的生命活动之中,只有审美活动成功地消除了生命活动中的有限性——当然,只是象征性地消除。作为超越活动,审美活动是对于人类最高目的的一种“理想”实现。通过它,人类得以借助否定的方式弥补了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有限性,使自己在其他生命活动中未能得到发展的能力得到“理想”的发展,也使自己的生存活动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完整性。例如,在求真向善的现实活动中,人类的生命、自由、情感往往要服从于本质、必然、理性,但在审美活动之中,这一切却颠倒了过来,不再是从本质阐释并选择生命,而是从生命阐释并选择本质,不再是从必然阐释并选择自由,而是从自由阐释并选择必然,也不再是从理性阐释并选择情感,而是从情感阐释并选择理性……这一切无疑是“理想”的,也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之中,但是,对于人类的生命活动来说,却因此而构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完整性。

  

需要强调,在这里,审美活动的超越性质至关重要。审美活动之所以成为审美活动,并不因为它成功地把人类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对象身上,而是因为它“理想”地实现了人类的自由本性。阿·尼·阿昂捷夫指出:最初,人类的生命活动“无疑是 开始于人为了满足自己在最基本的活体的需要而有所行动,但是往后这种关系就倒过来了,人为了有所行动而满足自己的活体的需要。”[15]由此,我们不难体味:只有人能够、也只有人必须以理想本性的对象性运用——生命活动作为第一需要。人在什么层次上超出了物质需要(有限性),也就在什么程度上实现了真正的需要,超出的层次越高,真正的需要的实现程度也就越高,一旦人的活动本身成为目的,人的真正需要也就最终得到了全面实现。这一点,在理想的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出现,只是一种虚拟的价值参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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