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实践美学的美学困局

——就教于李泽厚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 次 更新时间:2018-12-17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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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请看实例: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李泽厚的《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在其中,他强调“回归到我认为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了。中国传统自上古始,强调的便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个‘生’或‘生生’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生’,首先不是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讲的‘道德自觉’、‘精神生命’,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在这里,“动物性”的生命恰恰是从李先生口里说出来的,而且也是他所提倡的了。可惜,这些“实实在在的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显然已经都不是他所谓的“有社会实践基础的生命”了,李先生为此是否要说一声他自己的“理解,令人好笑”?

  

   进而,事实上,李先生显然是意识到了“实践”的弊端了的。长期以来,“实践”本来已经成了包治百病的药方,被李先生拿在手上,到处去诊治美学的疾病,而且去批判其他学者的美学观点。[13]可是,李先生却忽视了:实践并不外在于生命,因为,它所揭示的正是人类生存与自我生成的根本关联,正是个体如何向自由人联合体转化的内在奥秘。马克思本人不就一再强调:我们的出发点只能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而且,古今哲学世界也都包含着对于生命的终极性关注,都不可回避地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关注,问题在于,我们从来就未能对此给以应有的关注。也因此,对此加以必要的新的解读,并且从“基于实践的美学”走向“基于生命的美学”,正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遗憾的是,李先生却长期片面地立足“实践”,或者把生命看作“动物的生命”;或者把“生命”与西方生命哲学的思潮混同起来,并且,由于后者的对于“生命”的非理性主义的理解,因而也就迁怒于生命美学所立足的“生命”。可是这一切又从何说起?生命美学所谓的“生命”显然与“动物的生命”无关,至于西方生命哲学的思潮,那当然应该成为生命美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甚至一个必不可少的思想起点,但是却毕竟不能够成为生命美学本身。

  

   在我看来,李先生的实践美学的失误就恰恰是从片面否定“生命”开始的。事实上,实践论与生命论的内涵应该是彼此互释的。李先生在看到了实践在破除传统的神话方面的作用的同时,却一厢情愿地把实践奉若神话,并且对于“生命”表现得十分不屑,实在是失之片面。这就如同我在前面所追问的:实践规定一切,那么,又是谁来规定实践?实际上,从目的角度说,一旦把实践贯彻到底,就必然与生命存在密切相关。必然与生命存在密切相关。实践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因此,无视生命存在的实践只能是也必然是无根的实践。[14]

  

   何况,在人类的主客体分化过程中,人的实践能力也处在形成过程中,因此实践活动并不是最早的活动,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生命活动却是存在的。可见,人类生命活动在时间上先于实践活动;其次,生命活动分为外部活动、内部活动,实践活动只是外部活动,例如必须是“感性活动”。可见,人类生命活动在内涵上也较之于实践活动更为全面。现在却要用实践活动来代言生命活动,这显然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是一种对生命活动的丰富内涵的挤压和缩减。

  

   而且,实践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生命存在本身才是目的;从内涵的角度说,首先,实践是感性而不是实证的,这无疑就与生命存在直接相关。因此,假如说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实践确实有其绝对先在的意义,从生存的角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讲了。不但不能,我们还反而要说,实践作为人类的积极的求生活动,应该从属于生命存在,其次,除了为李先生有意忽视了的实践的负面价值之外(这方面论者甚多,我就忽略不计了),还应看到,人类的具备实践能力,与其看作人类的特权,远不如看作人类的责任。人类的发展不能归纳为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不能以与大自然的分离为前提。因此,实践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分裂,而且更是人与自然的统一。然而,这却正是实践在自然的层面上所显示出来的生存论的意义。例如,从指向的角度,实践原则使得人类的目光从对于“本质的”或者“非本质的”考察转向“对于生命存在本身”的关注,从而直接赋予现实生活以本体论意蕴。这意味着:实践原则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转向对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关注,而这当中就蕴涵着生命论内涵的开掘。因为只有生命论内涵才有可能从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的角度使得实践的内涵获得全面的、深入的理解,从而避免把实践简单地理解为某种抽象的客观活动。

  

   再从当代社会来看,从生命活动而不是从实践活动出发,也显然可以更好地容纳当代社会所面对的大量新老问题。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所面对的新老问题也都已经面目一新。老问题如自由问题、主客体的分裂问题,如真善美、自由与必然、事实与价值、规律与选择、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分裂问题,而今都有了新内容;至于新问题,如痛苦、孤独、焦虑、绝望、虚无,因核武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人类生存问题;相对论、测不准关系、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以及发生认识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诸如此类,则都是用实践活动难以概括的。可是,这些新老问题却都是根源于人类的生命活动,发展于人类生命活动,也最终必然解决于人类生命活动。因此,从生命活动而不是实践活动的角度,无疑更有助于对于上述问题的把握。何况,更为重要的而是,上述新老问题事实上集中表现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所谓“生命的悖论”。生命的完全敞开,使得生命的悖论作为真实的一幕袒露而出,它是生命中的某种积极的动力、也是生命中的一个大有深意的谬误,而且是生命中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论哲学还是美学,就必然是苍白的,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则必然会从“实践”转向“生命”,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的研究提供本体论的理论根据。

  

   这样,从“基于实践”转向“基于生命”,无疑有助于更准确地表达对于当代美学的自我理解。这是因为,在传统美学,尽管形态可以各异,但是维护“人对人的依附性”,则是其中的共同之处,因此,就必须树立某种“神圣形象”,同样,也就必须强调抽象的、普遍的、绝对的、必然的、确定的——总之是本质的东西,并且压抑个别的、具体的、相对的、偶然的、不确定的——总之是现象的东西。而在时代转换之后,为了转而维护“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又必须树立某种“非神圣形象”,因此也必须强调个别的、具体的、杂乱的、偶然的——总之是现象的东西,并且排斥抽象的、普遍的、统一的、必然的——总之是本质的东西。于是,为了维护“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无疑也就必须把这上述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美学在“生命”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并且同时反对“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消解“人对人的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显然,从“生命”出发,不但比从“实践”出发要更加准确,而且还可以避免昔日的从“实践”出发所导致的那些诸多的往往难以避免的实证化、庸俗化的弊端。

  

   当然,李先生毕竟是著名美学家,因此即便意识及此,当然也不会就象生命美学一样地直接径直提出:美学基于生命,以生命为自己的视界。他毕竟有其自身的实践美学的沉重负担,为了保持与过去的美学主张的一致性,他还必须大费周折。于是,就出现了我们都已经看到的从“社会实践本体论”、“工具本体论”的转向“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 以及从“自然的人 化’“所导致的“工具本体”向“人化的自然”所导致的情感本体”的转移。他对于一种以心理、情感为本体的“新感性”,的提倡也如此,这也是他从“历史建理性”始,经由“经验变先验”的推演,最终回归于“心理成本体”的原因了。其实,无非就是从“基于实践”转向“基于生命”!

  

   可惜,李先生的力不从心以及内部的逻辑混乱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也就都来源于此。要真正地变过来,直接成为“生命美学的同行者”,在李先生自然是绝对不肯的,可是,自己的实践美学又是在难以为继,于是,李先生就开始玩起了美学魔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的美学魔术。首先,是玩“主体性”的美学魔术,其次,是玩“积淀说”的美学魔术,在魔术的背后,则是悄悄地向生命美学所一直就在力主的生命活动完全靠拢。具体来看,在李先生那里,“社会实践本体论”、“工具本体论”实际都已经只是幌子,“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才是真的;“自然的人化”所导致的“工具本体”实际也已经是幌子,“人化的自然”所导致的“情感本体”才是真的。最后,“群体”与“个体”也是如此,犹如打牌,李先生一会儿出“群体”这张牌,一会儿又出“个体”这张牌,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究其实质,则是再清楚不过,他表面上是提倡群体性、客观性和必然性,可是其实却是意在落脚在个体性、主观性和偶然性。也因此,李先生落入了腹背受敌的尴尬困局之中,前期的实践美学,被后实践美学早就彻底予以深批,晚期的实践美学,却是被那些力主实践美学的学者深批。当然,李先生前期的实践美学之所以至今还有一些学者在顽强坚持(尽管主帅已经毅然悄悄离开),而李先生后期的实践美学则几乎没有看到追随者,道理就在这里。

  

   换言之,在李先生身上所呈现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他首鼠两端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实践美学并非一无是处,我从批评实践美学的早年就始终在说,从发生论的角度去阐释“如何产生”,应该是实践美学可以大显身手的疆域,例如,“审美活动如何产生”(人为什么能出现审美活动)、“美如何产生”(客 体为什么会成为美的)、“美感如何产生”(主体为什么会有美感),再例如,“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同一性”……诸如此类,其实都是实践美学迄今也仍旧可以不断地推进的的研究课题,而且,在这方面,实践美学也确实还有着极大的潜力(当然,即便如此,实践美学自身也亟待更新换代,例如,把自身的“黑格尔加车尔尼雪夫斯”的毛病修正一下,也就是改正一下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唯物论的庸俗版问题这个老毛病,因为李先生无非是把“理念”一律被换成了“实践社会性”而已,还有,再亟待把“人的本质力量”背后游荡着的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影子翦除,等等),然而,也正是由于“发生论”这一特定的理论视角的存在,又使得实践美学无法穷尽所有的美学困惑,更无法取代所有的理论视角,尤其是无法涉足真正的美学视角——也就是生命美学的视角,因为,不要说实践美学的“实践”事实上是无法穷尽关于审美活动的来源的研究的,例如,巫术作为审美活动的来源,就十分重要,可是,倘若从“实践”的角度,显然就无法企及,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更为重要、也更为正面的美学课题,例如,“审美活动如何可能”(审美活动何以为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需,它包括审美活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如何是等四个维度)、“美如何可能”(美何以为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需)、 “美感如何可能”(美感何以为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需),以及“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差异性”,在实践美学,则全然是不可想象的。

  

遗憾的是,李先生不满足于此。因为如此这般的实践美学触及的毕竟只是美学的局部问题,所构成的也只是美学的侧翼部队,而且也无法直面并且深刻阐释审美活动本身的奥秘,无非就是停留在对审美活动乃至美、美感的来源(当然还没有触及更为根本的“根源”问题,李先生却称之为“本质”,更是荒谬)的探讨,却基本与对审美活动本身的探讨无涉。以李先生的雄心万丈,以他的过人才华,当然不会甘心,于是,就出现了李先生后期的不无悲壮地从审美活动的发生论内涵向本体论内涵的转移以及从“来源”向“本性”的转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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