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6 23: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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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  
事实只有一个,可信的证据来自美日双方的决策当事人。

   1.时任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早在1964年撰写回忆录,对所谓战后日本宪法“强加论”予以了澄清和反驳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到达日本,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负责占领和管理日本。他当时认为:“日本在新时期需要民主的管理体制,为了确保民主社会的建立和正常运行,我们需要制定一套关于人民权利的明文规定,同时这套办法也须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当然不能把美国的宪法照搬过来强加给日本人,修订宪法的工作一定要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由日本人自己完成。”(19)

   据麦克阿瑟回忆录记载:“总有人指责我通过个人命令的形式将‘非战’条款强加给日本政府,甚至一些了解内情的人也随声附和。这实在是不实之词。日本宪法的‘非战’条款实际上是这样诞生的……币原(时任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1946年1月24日正午来到我的办公室……提议在新宪法最终稿中加入‘非战’条款。他同时还表示,希望宪法能禁止日本建立任何形式的军事机构。这样既可以消除旧式军国主义集团再次夺取政权,又可以向世界表明日本不再发动战争的决心。他还指出,现在日本已经耗尽了财力,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资源浪费在军事战备上……对于币原首相的提议我当然举双手赞成……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我对战争的体会比任何人更为深切。我一直认为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形式早已过时,应予以摒弃和废除。原子弹的蘑菇云则将我的厌战情绪推上顶峰。”(20)

   据麦克阿瑟回忆,币原听罢感到很惊讶,告辞时泪流满面地对他说:“或许全世界的人都会嘲笑我们,说我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但百年之后他们就会说我们是先知先觉。”麦克阿瑟认为,尽管《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招来了一些激进主义分子、愤世嫉俗之徒的抨击,但“这正是当时盟国希望日本做的承诺。盟国在波茨坦会议前后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愿。根据我收到的指令,‘日本不得拥有海陆军部队、秘密警察和发展民用航空业’,现在无须战胜国采取强制手段,日本人自己就完成了这一壮举”(21)。这才是美日之间就宪法第九条达成的最早共识,并不存在美方的强加。

   1946年4月日本普选前应通过新宪法。但是,以松本蒸治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经过三个月内部争论,于同年1月提交的新宪法草案与明治宪法大同小异。例如,对天皇的权力丝毫也未削弱,只是改写为“天皇是至高无上而不可侵犯的”(22)。美方意识到,这等于为军国主义势力的余孽留下余地,好让他们有朝一日控制国会,这是不能允许的。

   因此,麦克阿瑟才于1946年2月3日就战后日本宪法问题,向GHQ民政局提出了三项原则:一是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是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三是废除日本国内现存的一切封建制度。(23)第二项原则是麦克阿瑟与币原首相达成的共识,也是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原始雏形。GHQ民政局成员包括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等律师出身的美国军官。他们接受了高野岩三郎、铃木安藏等七人组成的宪法研究会提交的宪法草案,并于同年2月12日起草了GHQ宪法草案。(24)

   当时,苏联在远东委员会有否决权。美国既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报复美国,又要防止苏联介入日本。1946年2月13日,盟军总部民政局局长曾向日方表示,如果不接受盟军总部提出的宪法草案,昭和天皇的安全恐难保障,而日本宪法的和平性质可阻止战后苏联介入日本和共产主义对日渗透。同年2月23日,美方又向修宪担当国务大臣松本蒸治表示,美方草案等于“为日本提供了获得世界道义领导权的机会”(25)。

   于是,日本政府根据盟军总部制定的宪法草案又起草了《帝国宪法修改草案纲要》。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于1946年6月26日表示:“关于放弃战争的本草案规定里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自卫权,但第九条第二项不承认一切军备和交战权,其实就是放弃根据自卫权而发动的战争和交战权。”(26)但是,日本内部对此也有不同主张。几经修改的“芦田均修正案”在第九条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这句话的前面,又加上了半句话作为限定,即“为达到前项目的”。言外之意,也可解释为允许日本拥有和行使自卫力量。麦克阿瑟认可此点,他认为宪法第九条的目的是禁止发动侵略战争,并不妨碍日本遭受攻击时的自卫。(27)

   总之,这期间日方对美方起草的宪法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形成《日本国宪法》,并于1946年8月24日在日本众议院大会以412票赞成、8票反对的绝对优势获得通过。由此可见,战后日本宪法草案并非几个美国年轻的外行就能仓促完成的,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的对日政策基调和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民主诉求。尽管美国后来从冷战政策出发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但由于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未变,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未变,所以日本和平宪法延续至今而未修改。

   直到1964年,麦克阿瑟撰写的回忆录仍强调,战后日本宪法一直没有任何修改,是因为“这部宪法将自由赋予日本人民,让他们享有从未有过的权利。新宪法的制定或许是占领当局最杰出的成就”(28)。

   2.时任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也坚称,战后日本宪法制定是他下定的决心,绝非美国“强加”

   除麦克阿瑟以外,最重要的当事人是时任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1951年币原撰写的回忆录《外交五十年》与麦克阿瑟的记载基本一致。

   币原是20世纪初步入日本外交界的职业外交官,曾任日本驻美大使和外相,尽管他也曾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辩护,但因主张与英美协调和具有反战倾向而在1931年被解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经裕仁天皇与麦克阿瑟认可,币原成为日本首相。币原目睹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民众对政府欺骗他们支持战争的极度不满和失落,并决心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再被迫参与违反自己意愿的战争。他认为,要重建日本,最重要的是制定一部新宪法。币原认为,“对于丧失世界信任的日本来说,明确向世界宣布放弃战争才是日本可以取得世界信任的唯一自豪”(29)。

   币原一上任便坚定地认为,战后“宪法中一定要使未来永远避免战争,改变政治的做法”。他在回忆录中称,这种信念“就像一种魔力、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我的大脑”。币原的基本想法是,“只维持少量的军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与其拥有不管用的军备,不如积极地全面废除军队,放弃战争,才是最切实有效的方法。与拥有军队相比更强有力的是国民的团结一致……作为日本的生存之道,比军队和其他更为重要的是追求正义,诉诸天下公论,舍此别无他路”。币原明确指出:“常听人议论说,美国人到日本来,这次的新宪法违反日本人的意思,是被盟军总司令部强加的。这在我相关的范围内并非如此。绝非任何人强加的。”(30)

   关于战后宪法对天皇的法律定位,币原认为使用“象征”二字非常妥帖。英国女王在法律上的定位就是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主权国家的象征,币原承认作为日本天皇的“象征”地位是从这之中受到启发。(31)他的想法得到了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的赞同。

   2016年,日本86岁的宪法研究专家、记者铃木昭典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了1957年宪法调查会讨论修宪的录音史料。其中包括币原喜重郎生前证言,明确承认是他向麦克阿瑟提出战后日本国宪法应放弃战争,这些建议最终成为宪法第九条的内容。(32)另外,时任日本众议员平野三郎1951年2月采访币原的记录,也系统记录了币原关于制定战后日本宪法的和平思想。币原认为,核时代必须而且能够制止战争,日本应接受历史教训而放弃战争,与各国共谋安全。(33)遗憾的是,上述基本事实长期被日本右翼修宪势力的政治谎言所掩盖或任意歪曲,并构成安倍修宪政治的理论前提。

   (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未过时

   日本和平宪法前文称,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

   1.安倍的修宪逻辑有内在矛盾

   目前,尽管自民党、公明党及部分主张修宪的在野党已获得国会众参两院2/3以上多数,但修宪需要国民投票的过半数赞成。因此,安倍强调,自民党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开展各种活动,促进对修宪的理解和国民各阶层广泛的共识,突出宣传所谓和平宪法“过时论”。

   安倍以时代变化为由提出,战后宪法诞生70年来已经出现明显不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包括宪法前文和第九条。(34)2017年5月3日,他通过视频致辞强调,日本“国民对自卫队的信赖已超过九成,而在许多宪法学者和政党中现在仍存在违宪的议论”。鉴于多数日本民众,特别是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反对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安倍只好表示:“可以考虑在保留宪法第九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基础上,增加明确认可自卫队存在的条文。”(35)

   然而,安倍可能忽视了如今大多数日本国民信赖自卫队的前提之一,是因为日本有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尽管日本国内有各种议论,但既然九成的日本国民都信赖自卫队,反而说明日本宪法第九条实际上并未妨碍自卫队的存在。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理由非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因此,安倍的上述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2.日本坚持和平宪法才符合其国家利益

   从当今世界潮流看,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堪称日本继续免遭战祸的“护身符”。21世纪以来世界有两股潮流:一是和平的多边主义,通过经济合作、安全对话,谋求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二是暴力的多边主义,通过军事集团或多国部队行使武力,谋求部分国家的绝对安全和主宰地位。前者带来的是和平发展,后者招致的是战争冲突。

   日本的和平宪法可以确保本国成为和平多边主义的积极贡献者而免于被卷入暴力多边主义害人害己,所以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是日本当前和未来最需要的。相反,和平宪法一旦被修改,日本注定会积极参与和助长暴力的多边主义,并从此失去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时不被卷入的法律“盾牌”。那不仅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损害,而且很可能使日本及其在海外的目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而在劫难逃。

   从日本所处的历史关头看,战后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可称为确保未来日本继续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定心丸”。相关战略思考需要从日本有宪法以来的三个70年来观察:第一,日本明治维新后不到六年便于1874年首次出兵台湾。从那时起至1945年战败投降的70年,在1890年生效的明治宪法下经历了殖民统治朝鲜半岛,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战争,整个日本民族险些灭亡。第二,二战后日本于1947年实施和平宪法至今70年,日本人民享受了三代人的和平,同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各国和平相处,并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科技与文化成果。这期间,日本同邻国的摩擦与经济下滑的政治根源,与主张修宪的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不无关联。第三,未来70年日本的前途很可能与战后和平宪法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2020年日本施行新宪法,结果必然会在下一个70年抛掉本国安全的“护身符”和亚洲和平的“定心丸”。因此,安倍的和平宪法“过时论”,听上去就像袈裟掩盖下的铠甲日趋膨胀而不得不换成合身的战袍一样,难免令人不安。

   (三)安倍的修宪目的并非彻底摆脱美国,而是要摆脱“战后体制”

战后和平宪法在防止日本重蹈战争覆辙,走和平发展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安倍则认为,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下形成的宪法枷锁必须清除。对于安倍来说,“摆脱”军国主义被废除的战后体制与“摆脱”美国是两码事。安倍作为日本“亲美反共修宪派”的代表人物,绝不是要在战略上彻底摆脱美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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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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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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