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世代、阶级和惯习:知识分子研究的新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 次 更新时间:2018-12-16 2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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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摘要:知识分子世代交替、阶级出身和文化惯习,再加上其他的地域背景等因素,只是为了开拓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构成知识分子内战的,还有更复杂的动因所在。

  

   我研究知识分子纯属偶然,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77级的学生,今年刚好高考四十年。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留校以后系里面让我教一门“中国民族党派史”的课程,后来发现八民主派历史太短,资料也太少,研究的空间很有限,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人物,那些些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感觉我自己与民国知识分子是心心相通的,所以就不期而然地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研究。

   1987年1月份在《读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录》,写民初记者黄远生的心路历程,是我研究知识分子的处女作,今年刚好三十年。三十年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差不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主要从心态史的角度进入,从个案和群体的角度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从古代到民国为什么丧失了独立人格,背后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什么。

   接连在《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杂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之后,约稿纷至沓来,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了某种危机感,觉得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路径,不再有新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做思想史研究,读了不少政治哲学的书,试图把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第二阶段。最近刚刚出版了《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是这个阶段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交代。

   这一年,我在思考一个新的阶段的知识分子研究,准备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研究。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由于时间关系,我不拟讲精神史的具体内容和构想,只是想谈一谈如何从新的角度继续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果我们老是在一两个频道里面研究老话题,研究会慢慢变得单一、单调,让人有疲劳和重复感。

   今天我将从世代、阶级和惯习这个角度,讨论知识分子研究的新路径。


1.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


   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设想过要关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最后没有实现;李泽厚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后记里面提出要写,最后他也没有实现。我在90年代中期曾经提出过一个20世纪6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没有付诸实施。

   我的研究框架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按照五四和文革两个中轴,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1949年以前的前三代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是(文革前)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三代的区分标准有两个,一是知识结构。

   简单说来,第一代(晚清一代和十七年一代)的知识相对来说不那么现代,比较陈旧,而到了五四一代和文革一代,成为新知识的开拓者。我这里说的文革一代,主要是指在文革初期是红卫兵、红小兵、文革中期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又作为恢复高考之后考上大学的“新三级”(77、78和79级)大学生,他们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人,20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场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他们领导的。而后五四和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却接受了完整的现代知识训练,成为了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第二个观察角度是各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简单地说,晚清和十七年这两代人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切以政治为标准。章太炎作为晚清一代,在东京讲课的时候,他的学生回忆说,说,他讲到学术的时候,自己都是昏昏欲睡,一谈到时政,立即两眼放光,滔滔不绝。

   十七前那代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政治意识特别强,比如王蒙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一切都要是否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标准来看人文精神。但是五四和文革这两代人,虽然也有政治关怀和知识关怀,但更多的是文化关怀,有一种林毓生所说的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路径取向,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说今后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给中国奠定一个文艺复兴的基础。我记得80年代我们那代人也有一种为中国重建启蒙的文化雄心。

   而后五四和后文革这两代人,则有比较强烈的知识取向,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关怀,最后都落实到知识和专业层面。这里我特别说补充一下,后文革一代,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以为60后、70后就是后文革一代,现在发现直到1985年以后出生的才形成了典型的“新人类”,而60、70后只是过渡的一代知识分子。

   这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非常整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虽然具有表面的美感,但过去整齐的框架,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未必能够展现世代交替中历史的复杂面相。这些年我开始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问题,试图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与脉络出发,虽然不那么整齐,但是可能更契合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而非外在的形式框架。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怎样的代际更替?先来看晚清。晚清的士大夫,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不同的三代: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和革命游士。

   从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1894年甲午海战,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领导变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这些晚清一代重臣与传统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虽然他们有功名,却基本是地方士绅,以军功显著得以提拔,有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是清末自强运动的中坚。与之同时代的朝廷中枢官僚士大夫,乃是清流派,他们固守儒家义理,标榜名节,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与“论功利而不论气节”的洋务士大夫“浊流”迥然有别。

   官僚士大夫,即使是改革派,因为他们与官家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更注重的,是“保国”。晚清有“保种”、“保教”和“保国“之争。康有为要“保教”(儒家道统),严复、梁启超要“保种”(中华民族),但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认为,“保国”是最重要的,这个“国”不是现代的nation,而是传统的王朝,具体而言,“保国”就是保大清王朝。保住了大清,就保住了“种”与“教”。一切变革是以“保国”为核心,这是官僚士大夫自强运动的特征。

   1895年以后,一批新的士大夫代替官僚士大夫,占据了历史的中心舞台,那是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本来名不见经传,只是在广东、湖南这些边远的省份小有文名的举人而已,远离权力中枢。公车上书让他们闪亮登场,随后得到光绪帝的赏识,从地方精英摇身一变为国家精英。

   但康梁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不同,他们充满了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有点像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中的文人那样,总是觉得政治应该如何如何,而非可能如何如何。整个戊戌变法也洋溢着文人的理想主义激情。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精英选拔制度,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关联的枢纽。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将各地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吸纳到体制与中央,避免沉淀在地方、特别是体制之外,以免构成对朝廷的潜在威胁。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朝廷不再对地方精英有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官场也不再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这就是晚清日趋活跃的绅界。

   读书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纳的进士、翰林,属于国家精英,后者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官僚士大夫在权力中枢活动,但文人士大夫的活动空间却在地方和民间,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领域”:民间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他们不是以权力、而是以制造舆论影响天下。

   光绪失势以后,改革几乎没有在权力中枢中枢的发展的空间,他们的活动舞台在哪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学校、报纸和社团。这些都是在古代中国没有,而在1895年以后戊戌维新出现的。文人士大夫活动的空间,不再是体制内部,而是体制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王权国家里面,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往往是从边缘开始,逐步向中心渗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执掌改革牛耳的社会重心,却是一个倒过来的从中心流落到边缘的逆向过程:首先是体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后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最后是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

   清末民初是一个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转型年代。当大量“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与“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溢出秩序的时候,革命就不远了。

   登上晚清历史舞台的第三波知识分子,是1905年以后的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游士。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等,同盟会是一个典型的游士阶层组织,他们的基本队伍是华侨、商人、会党、失意秀才、落魄的留日学生和职业革命家。

   这些后来领导辛亥革命的游士们与日本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不同。明治维新虽然是下层精英的革命,但伊藤博文这些武士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是体制内的游士,但晚清的革命者已经是旧秩序瓦解中的体制外游士,他们只有在新秩序中才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前途。

   晚清的游士革命者类似于19世纪末俄国第二代平民知识分子,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大都是俄国僧侣阶级的后代,身为统治阶级,却处于边缘化地位,只有革命一途。

   如果说,晚清的三代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是走向现代的传统士人的话,那么,民国以后,第一代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当中诞生了。新文化运动一般而言是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但《新青年》原来默默无闻,影响远远不及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一直到1917年陈独秀到了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与北大结合,新文化才真正成为了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是真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象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30、40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展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 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

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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