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玲: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2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21:27:50

进入专题: 顾准  

徐琳玲  
因为监狱里没有纸和笔,他就用打腹稿的办法反复默写85遍。平反后,他在助手们的配合下,仍未完成这部打了7年腹稿的书稿。

   自商城开始,顾准也学会了一套生存法则:一边独自探索,一边积极“暴露思想”。“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

   行为和思想之间的背离,也撕扯着这个倔强的人。他时有“卑微和衰弱之感”,觉得自己“变得下流了”。“衰弱之感是从精神分裂来的。参加会议,表示积极,实际认识又是另一回事,与青年人的单纯、积极,显得自己没有力量。”

   然而,他告诫自己“这些感觉都不必有……我还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还要战斗。而这个战斗不会是白费的,至少应该记住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

   如果说1959年下放商城,他还有一种满溢出来的“我站在高处,高傲而深思”的自信,要等到证明自己正确的那一天。1969后,接连遭遇爱妻自杀、家破人亡,日记的字里行间已是满目的荒凉与悲伤:“如果缺乏耐心,只有一条出路——不等了,不等也可以,但是,既然立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何必不等呢?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

   对一个自信骄傲而又情感丰富的人而言,亲情的弃绝是惟一致命的伤害。

   1974年,顾准因肺癌晚期病危。临终前,他迫切盼望能见到和他已断绝关系多年的儿女们。陈敏之、骆耕漠等多方苦劝、做工作,仍无一人来病榻前看他。

   当年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找顾准谈话,对方拿出一张认错书,告诉他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顾准说什么都不肯签字,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承认错误。

   直到有朋友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听到这句话,顾准颤抖着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即使是在“文革”中,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世界。在经济所、在五七干校、在骨肉至亲中,顾准也得到了超越“恐惧”和“热爱”的人与人的温情。

   1964年,一直庇护着顾准的孙冶方预感到自己将有“灭顶之灾”,迅速把他“隔离”到危险以外。顾准一时误会,以为老友要和他这个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划清界限。

   在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经济所同事张纯音指着一个瘦长的中年人,悄悄对跟着她一起下放的女儿、14岁的徐方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

   之后,小姑娘常常陪着顾准聊天散步,两人成了“忘年交”。

   而在顾准思想的留存上,弟弟陈敏之无疑扮演了那个超越手足之情的重要角色。

   多年来,身在上海的陈敏之和兄长一直保持着通信。“文革”期间,两人失去联系。1972年,陈敏之到北京探望母亲,同时寻访五哥的下落。他从顾准长女处看到顾准来信,找到了顾准。从那以后,兄弟俩通过书信探讨学术思想问题,一直到1974年顾准去世。

   陈敏之一直保留着这20封书信。这是顾准思想中最具华彩的部分。90年代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面市,在知识界和思想界激荡起一股持续的热潮。

   “文革”结束后,陈敏之把兄长留下的各种手稿、笔记整理成册,以一种近乎偏执的韧性,孜孜不倦地寻找各种出版的途径。也因一时不忿于侄儿侄女们对父亲的绝情,他把顾准的家事披露于众。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人是没有选择的。”和陈敏之、顾准儿女两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传记作家罗银胜感慨道。陈敏之去世后,罗银胜协助顾准的次子高粱把顾准生前留在陈家的藏书打包、整理,托运回京。“不能说一点嫌隙都没有,但是,叔侄之间已经和解了。”

   几经努力,顾准的长子、中科院院士顾逸东还是拒绝了我的约访。

   2011年,本刊记者曾采访过高梁。他的好友、作家柳红说过:“作为顾准的儿女,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父亲被打倒,导致伦常亲情要被扭曲。等到父亲被树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后,他们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责难的阴影里。”。

   在顾准儿女看来,外界的褒贬抑扬也不尽公允。

   “我们确实是做错了事,悔恨不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不原谅我们,他是孙冶方。”顾准次女顾秀林说。

  

不入于杨,亦不归于墨

  

   顾准到底是不是“中国市场取向第一人”呢?

   在发表于1957年的《试论》中,顾准讨论了“计划经济”和“经济核算”的关系。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经济核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充分发挥经济核算的作用,使企业职工的报酬与企业的效益紧密相连,让价格成为企业调节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的重要工具。

   “市场”的观念几乎呼之欲出,然而,还是没有被明确提出。

   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起作用。在后记里,他提到自己是受两位学者的启发——一是苏联的弗·索波里,另一位是“吴绛枫同志”。这是顾准的笔名。孙冶方逝世前,曾一再叮嘱吴敬琏和张卓元,以后整理他的文集,一定附上这一段后记。

   事实上,顾准走得比孙冶方和他公开发表的《试论》要远得多。1964年5月在经济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中,他提出“学习资本主义的日本和西德高速度发展经济的经验”。这份发言稿被孙冶方要去作参考。后来,这成为“张孙反党联盟”专案组逼顾准反复交代的关键性“罪证”。

   “如果说我和他们有区别。”他后来在交代中坦诚,“我认为苏修的货色也是贩来的,与其贩运苏联学者索包里和涅姆钦诺夫的思想,还不如直接贩运乔安·罗宾逊、兰格、利昂捷夫和斯通。”这些人里,除了兰格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波兰学者外,其他3位都是亲凯恩斯主义的英美经济学家。

   早年的市场经济训练和“反教条主义”,使顾准有信心和勇气冲破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1959年2月23,他在日记中写下在思想上解决的几个大问题:一是政治哲学,二是历史,第三个“最不重要的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他把1957年以来的日记本和稿件装进信袋封存起来,“权当过去一段艰苦斗争结束的征象”,“今后的思想和研究都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1973年到1974与陈敏之的通信中,他系统地阐述自己对古希腊政治史、欧洲文明和宗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接民主和议会民主、辩证法和神学等一系列的批判性思考。

   给顾准贴标签,是一件艰难而危险的事。

   譬如,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理想主义,而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底色;他的个性极富自由主义色彩,然而,在他的论说里更多主张“舍己为群”、推崇“集体英雄主义”,很少涉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问题;他坦承对革命、对斯巴达式的社会怀有矛盾的心情;他声称真理多元,但他对“进步”仍有超出经验的信仰。

   他称自己不喜欢基督教,对宗教只有冰冷的分析。然而,熟悉顾准的人都谈到他深受部分基督教教义的影响。

   1950年代中期,他曾托在上海的陈敏之帮他购买《圣经》。晚年,顾准手头有好几本不同版本的《圣经》,宝贝得不得了,不轻易借人。“文革”下放劳动改造期间,他照样捧读不误。

   传记作者高建国把顾准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源头,追溯到1930年代他在教会大学任教时期。他被基督教中的“爱人如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贫苦不幸者的怜悯所深深吸引。然而,他后来走上了用社会革命来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

   “他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徐方回忆说,母亲张纯音曾和顾准争论过耶稣的一条教导——“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将右脸交给他打。”张纯音认为这是一种奴隶主义哲学。顾准则说“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之心,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顾准借给徐方的最后一本书,是中英文对照的《新旧约全书》,并建议她好好读。等顾准去世后,她一直把这本《圣经》珍藏在身边。

  

“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主义”

  

   在顾准的思想和文字的传播上,学者王元化是贡献最大的一位。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之前只为会计界和经济学界所知的顾准得以进入中国思想界的公共视野。

   两人曾是中共地下党上海时期的战友,相识于1939年。当时24岁的顾准担任江苏地下党文委副书记,而比他小5岁的王元化则是顾准领导下的文学小组的一个党员。

   王元化被认为是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的标杆人物。1982年,周扬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王元化是起草人之一,贡献了对教条主义批判的关于知性的思想。当时,这在思想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影响深远。

   进入1990年代,王元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向,他称之为“我的反思年代”。1993年,他发表《关于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在思想学术界轰动一时。

   1994年,《顾准文集》在大陆出版,在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激荡起一股股“热潮”。令人瞩目的是,王元化、邵燕祥等一批有着特殊身份和经历的人士以极大热情参与其中。

   “他们是与顾准同时代的人,都属于‘一二·九’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思想上、情感上和个人遭遇上,都有强烈的共鸣。”学者蒋贤斌分析说。

   身为其中一员的作家何家栋是最早使用“一二·九”知识分子这一说法的。他把顾准、王元化、邵燕祥、杜润生、于光远、邓力群、胡绳等人都列入这个群体。这些人生于1910年代,1930年代时多为青年学生,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和对国民党的不满中,投身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思想史研究者丁东认为:“一二·九”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时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延安,为革命队伍注入了新血液,特别是提高了文化水准和道义力量,“因为年轻人的理想总是很诱人的”。毛泽东本人也说过,“一二·九”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

   上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介绍下,易卜生和《娜拉出走》在渴望冲出旧式家庭束缚的青年中风靡一时。1923年,鲁迅却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向新入学的女学生提出一个新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

   顾准借用这个广为人知的比喻,提炼出他苦苦寻索的一个问题——革命成功以后怎么办?“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义应该建立怎样的经济、政治体制问题。”蒋贤斌说。这也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的追问。

   在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二·九”知识分子再次担当了主体,为“拨乱反正”做了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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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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