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鲁迅先生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6 次 更新时间:2006-10-21 22: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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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之后,“新月派”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叶公超如此评价:“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

  其实,这些话用来评价鲁迅的讲演也未尝不可,他的讲演同样的刚性、挺拔,有时甚至很锋锐,三言两语,就能击中要害。1927年10月25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头就声明:“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他在《集外集》自序中也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1932年11月27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明珠”副刊随后(12月1日—2日)刊登孤萍的《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尽管他自认“不善于演讲”,讲的不如写的,但是他的讲演常常给听讲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1932年11月22日听过鲁迅演讲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

  同一天下午在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演讲的木将,多年后回忆说:

  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的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

  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发表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眼八?演:鲁迅》一文说:“鲁迅很欢喜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干脆把自己的一本杂感集取名《南腔北调集》,作为“答复”。他在《题记》中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演讲,大多数时候,他去演讲,往往是主办方再三邀请,盛意难却而去的。他在说话时并不口吃,这一点大凡听过他讲课、演说、谈话的人都可以证实。“至于说用语是‘南腔北调’,也是一种诬枉。鲁迅虽生长东南,而居北方甚久,说话虽较低缓,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但吐字清楚,条理明晰,绝无倒南不北,缠夹不清之弊”。“他说的国语,略带一点江浙味,吐音清切,引证比喻,又均适贴而富于幽默感,使听众既易理解,又感兴趣”。“每一个听过鲁迅演讲或教书的人,一定都能证明:鲁迅不但善于作文,就是演讲,也很能吸引听众。”

  

  二

  

  1912年,鲁迅在教育部举办的暑期演讲会上讲美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讲的内容和他那一时期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大致相同,但讲得“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鲁迅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

  鲁迅一生至少做过六十多次讲演,横跨了1912年他任职北京教育部到1936年在上海谢世的二十四年。讲演成为他表达思想、面向社会、特别是影响青年的重要方式,二十四年中,他的六十多次讲演影响及于几代青年。正如曹聚仁所说,他一生所作的几回讲演“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最为轰动的还是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师大的那次讲演,虽然内容并不是最精彩的。讲演先是准备在风雨操场的大礼堂举行,窗户上、讲台上都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连鲁迅上讲台都很困难,是从人丛中挤进去的。讲演只好改在大操场露天举行。只听见有人喊了一句“到大操场去”,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出。

  于伶回忆:“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战斗的姿态。”俞芳回忆:“在大操场的排球场附近摆着一张大方桌子,鲁迅先生就站在这张桌上讲演。听众很快地围在桌子的周围,前面的坐着,后面的站着,密密层层的。我在礼堂内倒是占着较前面的位置,而挤到操场却在较后面了。那天天气较冷,有风,当时又没有扩音器,而且鲁迅先生又要照顾四周的听众,在讲演中,只得经常转换方向。讲演的内容听不大清楚,现在也记不全了。”

  在这前后,他在北平的几场讲演,每一次会场几乎都被青年“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鲁迅的讲演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大的号召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日甚一日,青年思想逐渐激进,向左翼靠拢,鲁迅的人气迅速上升。林辰认为,青年人对鲁迅的热情固然是由于他数百万言的著、译,也由于他浩然独立的人格与独具一格的个性魅力,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的讲演本身,常常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有着坚实深刻的内容,并不像他自己常说的“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郑伯奇曾几次陪同鲁迅前往上海的大学演讲,他的看法是:“鲁迅先生的演讲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坎,正如他的文字一样,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根据,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语,将这理论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的演讲技巧,单是他的讲题就常含苦心,精心所拟,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同时,他的讲演嬉笑怒骂,并不气闷。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文中说:“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

  1927年11月6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一位听众留下这样的记录——他讲到广州的蚊子多,而且比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长些,“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我是供给不起的”。——“说到这里,先生微笑了,同时,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他却不笑了,反而看着大家笑。——这是鲁迅先生演讲时惯有的风格”。

  1928年5月15日,应陈望道之邀,鲁迅到上海江湾的复旦实验中学讲《老而不死论》,陈望道回忆,“我记得,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

  1930年2月,鲁迅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讲绘画,快要结束时,他说:“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说时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演讲与口才》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题为《鲁迅的演讲观》的文章,作者指出,鲁迅虽无意做一个演说家,却成了杰出的演说家。鲁迅也没有专门研究过讲演的理论和技巧,但其讲演却每每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而且他的讲演从不拖泥带水,浪费听众的时间。

  鲁迅的讲演中不仅时时迸闪出思想的火花,无论是讲演本身还是回答听众的提问,还常常有一些令人难忘的隽语。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结束,在休息室有青年表示,希望他留在北平教书,他回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有人问他住在上海的感觉,他则回答说:“上海太商品化,洋场气。而且现在连住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的嗅觉是极灵的,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有时无影无踪,使敌人扑空。”听众禁不住大笑。

  

  三

  

  鲁迅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先后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之下,他对现实的不满始终如一,他从不给当权的武人好脸色看,当然当权者也不喜欢他,更多的时候,他处于边缘、民间,与达官贵人没有往来,他演讲时也从不看人颜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否则他宁愿不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演讲毫无忌讳,什么都敢碰,他还是有分寸、有节制的,并不“冒险”。

  鲁迅的《而已集》中有一篇《略谈香港》:“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他向来不主张“震骇一时的牺牲”,而主张“深沉的韧的战斗”,主张打壕堑战,而不是许褚式的赤膊上阵。从北到南,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之所以一再坚持“老生常谈”,无非因为真的“民国”并未出现,只有“军国”、“党国”,天下老鸦一般黑。他到厦门不久,就发现那里的“社会和学校也和北京一样腐败”。他到广州,又发现所谓“革命大本营”,那里的人民“并无力量”,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他目睹了“三·一八”,又耳闻了“四·一二”,见证了广州“四·一五”的清党杀戮,青年的人头、热血,让他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痛苦。面对这样的时代黑暗,他说过“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他也说过“一演说,就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无论如何,他决不帮闲,所以即使在殖民地香港他也要喊出“老调子已唱完”,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的时代强音。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北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为陕西省长的军阀刘镇华请他到西安讲武堂给士兵演讲,并托人示意,要他换一下题目,可他不愿为军阀捧场,只肯讲小说史,碰了钉子的刘镇华几乎要撕下“礼贤下士”的面具,经人劝阻才罢。当地《新秦日报》因透露了刘氏“怒形于色”的消息而被罚停刊几天。

  1927年2月,就连鲁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前往演讲,英国殖民当局也不大欢迎,还在赴港的船上,就有船员为他的安危担忧,以为他去香港“说不定会遭谋害”。他在《略谈香港》中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2月25日,他给章廷谦写信说:“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1929年12月4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饭厅讲演《离骚与反离骚》,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国民党当局,还直接批评了胡适和“新月派”。他在1934年12月1日写信给杨霁云:“在暨南的讲演,即使检得,恐怕也通不过的。”

  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应邀做了密集的五次演讲,号称“北平五讲”,其间有种种不利于鲁迅的传闻,小报上散布着许多恶毒的诽谤,有人说他此次重回北平是“卷土重来”,是来抢饭碗的,所以他才会多次公开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卷土重去”。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说,北平的国民党当局甚至连逮捕公文都已写好了,由于27日是休息天,不办公,所以公文还缺了一个“官印”,28日上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讲演,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至少当天他不至于离开,“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远不再来了”。逮捕他的公文白白预备了。这是深知内幕的朋友后来告诉鲁迅的。

  鲁迅在中国大学演讲那天,确实有听众被当场捕去,事后,中大还有人继续被捕。许多人为鲁迅的安危感到担忧,他离开北平之后,一时传说纷纭,或说他在车站、或在火车上遭到暗算,北平的青年学生有人主张散发抗议宣言,有人主张示威游行,后来从周老太太那里得到确切消息,知他已于11月30日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了心。

  1934年12月16日,鲁迅写信给杨霁云:“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不过,说到底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曹聚仁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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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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