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冀望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2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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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  
马克思坚决拒绝这种在绝对精神中得到体现的神秘本质,而将“现实”的本质性导回到理性前的物质生活过程。“意识[das BewuBtsie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sie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正是在这一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社会现实及其本质性领域从思辨的精神全面地转向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转向人们在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社会变动结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深刻洞见都是从这一变革起源的,并通过这一变革而重新开启出通达于真正社会现实的道路。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论的根本任务乃是揭示并深入地参与社会现实,正像理论本身实际上不过是这一现实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理论表现)一样。只有当这一点被自觉地意识到时,理论对于自身的理解才能从各种意识形态的幻觉中解放出来,才会将理论自身的本质性不是置放于“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中,而是将之导回到真正的社会现实中。

   因此,就学术的总体而言,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自我主张,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本质性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由这种本质性来规定自己的理论目标,来开展自己的理论任务。约言之,这样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知其来历,自知其本质,自知其任务——而所有这一切,又皆归结为能够自知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唯当中国的学术在总体上将揭示和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的“绝对命令”时,其真正的自我主张才会被决定性地开启出来。

   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实际上要经历一种“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就不同民族的学术发展和学术成果而言,情形同样如此。在某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任何一个民族之充满活力并能取得伟大成果的文化建构及其学术,只要它遭遇到足够强大的外来影响或冲击,都一方面表明它具有充分的受容性并因而能够积极地对外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必然表明它在发展进程中有能力获得其最坚决的自我主张。就此而言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希腊文化。尼采曾这样描述道:在很长的时间内,希腊人似乎要被外来的东西压倒了。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包括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埃及的等等,而他们的宗教则仿佛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但希腊文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种机械的混合物或一种“装饰性文化”,因为希腊人听从了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坚定而诚实地反省了自己真实的需要,换言之,希腊人终于取得了其文化上的自我主张。“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谈论某一民族之文化和学术的自我主张并强调其意义时,决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孤立主义或闭关主义。事实上,一个伟大的文明及其恒久的学术,虽说必有其独特的起源和传统,但往往都经历与其他世界历史民族的接触,并将自身置于“文化结合”的锻炼之中。所以黑格尔在谈到“希腊世界”时说,虽说希腊民族的来源和它的语言学的特质可以追溯到其他民族(甚至追溯到印度),但是“精神”之真实的再生,却首先要在希腊本身寻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腊人一方面具有自己原有的文化,另一方面又面对东方世界的外来文化;正是通过这两重文化之结合的艰苦锻炼,才产生其“现实的和正当的活力”,并开辟出它的“胜利和繁荣的时期”。这一过程的真正核心是希腊民族取得其文化上和学术上的自我主张。唯因其具备这样的自我主张,所谓文化结合才显示其积极的和原创的意义来。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伟大的文化结合的范例。佛教的中国化首先需要有一个传播、引进、介绍、翻译、研究等等的阶段,也许可以把玄奘看成此一阶段的杰出代表。但是,光有这个阶段还是不够的。我们知道,玄奘一派的唯识宗太过玄奥深妙,以至于其影响却颇为狭小而且短暂。于是需要有一个实质的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国化阶段,需要有禅宗及六祖慧能,以便不仅使外来的佛教教义极大地简化,而且使之适合于中华民族之精神传统的基本轨道。要言之,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或学术只有在总体上依循其各自独特的方式被中国化时,它对于我们来说的外在性才开始获得解除,也就是说,我们在学术方面才开始摆脱先前的学徒状态而获得了具有实际效准的自我主张。

   由于当今中国的发展必须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所以必须主张对外学习。但这种对外学习要在特定阶段上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也就是说,为自我主张所把握和改铸的。中国学术及其理论的外部支配性状况本身是历史的,它在文化结合的锻炼中必将开启出一项决定性的任务,即对于外来学术之真正的——批判性的——消化和吸收;也就是说,去除其外在性,使之在展开过程中成为自为发展的一个环节。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前提是:中国学术能够真正承受文化结合的锻炼,能够在这种锻炼的艰难困苦中赢得它的自我意识,即赢得学术上的自主和理论上的自觉。卡西尔说得对,世界史上真正伟大的复兴运动都必然是一个自我主张的原创性的胜利,而不是单纯的受容性;因此,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便是去探究自主性和受容性这两个方面如何彼此交织并互相决定。很明显,我们关于中国学术之自我主张的探讨,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课题化的。

   一个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正在我们面前出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是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国的发展只是部分地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这种具有部分从属关系的大规模发展如今却迅速抵达该文明的历史界限;中国的发展是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前提的基地上开展出来的,因而这一发展根本不可能完全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这意味着,我们会很快面临一个根本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之实际地参与到(而不是拒绝)现代世界中去的发展因素,将不可避免地——辩证地——转化为使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处于解体状态的因素。因此,中国的未来要么仅仅作为从属的一支而一并(甚至更快)进入到此种解体状态中去,要么是在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中开启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重建从根本上关涉到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亦即关涉到新文明的积极开启,那么它首先是并且必定具有哲学性质。因为这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价值体系等等的变革与重铸,从而意味着哲学上的新型态。正像有待形成的哲学形态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获取其基本定向一样,所谓新文明的可能性则从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取得其最初的理论规定,就像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本身将构成对该文明的实践批判一样。

   由此种批判引申出来的对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理解线索或将包括:(1)这种文明类型不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不是以资本的逻辑为本质-根据的,换言之,它不是资本主义文明,而是具有特定性质与内容的社会主义文明;(2)它不仅仅以具有抽象人格的“原子个人”为来建立整个文明的决定性基础,换言之,它不仅以形式的意志和主观的自由来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基本建制,所以它不仅将更多、而且将更为根本地把具有实体性内容的“集体”或“社会”整合到其全部建制的基础之中。(3)由于它积极地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它能够在占有这一文明成果的同时,使自身从由资本逻辑而来的“进步强制”(Progrssionszwang)——生产强制和消费强制——中解放出来,并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即整个现代技术采取自由态度。

   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将很快面临一个根本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也应成为学术上自我主张的转折点。如果说,我们正处在与之相类似的文明复兴的可能性中,如果说,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已然开辟出来的道路正在不断提示着这一复兴事业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那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前途就将被决定性地置于这一命运之中。其实践基础的展开持续不断地揭示出中国发展在其根本上的独特性质,并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步伐而强有力地开辟出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当这样的进程在特定的关节点上无可置疑地赢得了其实践本身的我主张,并达到其充分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时,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意味着作为中国道路之理论自觉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的建设,意味着中国学术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使切中当今中国之社会现实、把握中国问题、转化中国经验成为学术旨归,从而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并且在理论上、思想上能够对这一特定社会的自我运动形成真正的把握能力和阐释能力。

   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意味着这种思想的开展力图积极地深入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并将自己的对象领域具体化为真正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不仅如此,这样的自我主张必定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在学术上是高度谦逊并采取学习态度的;但唯有通过它的自我主张,其博大的受容性才会切近地引导到自主的综合创新,并成为当代中华民族之复兴事业的一部分,因为其积极的动力只能生成于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之进一步的展开过程中。这一过程的前景既意味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实体性内容的再度青春化,又意味着在此基础上这一民族将守护和开启思想的任务托付给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了。

   任何一种能够被称之为伟大的学术都必须在特定的阶段上臻于成熟,而任何一种真正成熟的学术都必须在特定的阶段上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对于我们来说,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即建设一种自我主张的学术——乃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而这一目标之所以是高度可期许的,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历史性进程正在将这种学术的实践基础广泛地并且是决定性地提供出来。但是,这样的实践基础并不现成地、直接地意味着学术上的创制与成就;只有经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艰巨努力,才能将实践基础上所赢得的进展转化为学术上的成就,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迎来它在学术上的繁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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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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