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 罗兴佐:阶层分化、资源动员与村级贿选现象

——以东部地区G镇调查为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01:32:22

进入专题: 阶层分化     资源动员     村级贿选     阶层关系  

杨华   罗兴佐  

   内容提要:村级贿选是东部地区村级民主选举的顽疾,它的发生除了制度不健全外,主要与当地农民高度分化有关。高度分化导致高收入阶层农民较低收入阶层农民更有意愿竞选村干部,而低收入阶层农民的原子化和离散化,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一致行动能力和政治效能感。同时,高度分化造成了阶层间的区隔和不信任感,亲情、人情和面子等传统动员方式失效,贿选成为有效的动员方式。村级贿选加剧了上层农民对村庄政治的垄断,加深了低收入阶层农民的政治无力感,需要在政治和技术层面予以遏制。

   关 键 词:阶层分化  资源动员  村级贿选  阶层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东部发达农村地区调研时,我们发现当地村级选举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贿选现象。不仅村委会、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选举中有贿选,党支部选举中贿选现象也比较突出。村级贿选偏离了民主制度设置的初衷,造成了村庄政治排斥,引起村庄社会冲突和亲密关系瓦解[1],并在村庄中构筑了一个以富人为中心的,缺乏公共性和不可逆的权力结构[2]。对村级贿选原因的分析,成为村民委员会选举和村庄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有对村级贿选原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制度缺陷论,认为村级选举各项制度设置的固有缺陷是导致贿选发生的根本原因,要杜绝贿选的发生只有进一步完善制度。这些制度缺陷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严密性和制度约束的刚性不足[3],村级民主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4],选举制度有漏洞[5],选举过程缺乏监督[6],等等。二是文化素养论,该论断产生于对制度决定论的质疑,它认为村级选举及民主制度已经相当健全和完善,但是村级贿选却愈演愈烈,根源就在于我国农民受传统文化、人情网络影响至深[7],没有民主权利的观念,民主文化素养不高,因而即便给予他们民主选举的权利也不会珍惜[8]。三是资源争夺论,该观点认为,村级资源丰富、利益密集是贿选产生的前提条件[9],而村民之所以会热衷于参与村级竞选,目的就在于争夺村庄资源再分配的权力。资源丰富的村庄主要包括东部集体资源多的村庄、城郊农村等待开发的村庄、矿藏资源丰富的村庄等[10]。村庄资源越多,管理越不规范,村级选举就越激烈,贿选也就越可能发生。四是社会基础论,该论断认为,并不是所有村级选举都存在贿选现象,这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在宗族型或小亲族型,村庄权力结构“模化”程度较高,即便村庄选举有派性合纵连横,拉票竞选现象,但由于选票较为固定,一般不存在贿选现象。而在村民原子化程度较高的村庄,贿选就更可能成为选举动员的手段[11]。

   村级选举从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以来,已经过了十几年数届选举的历练,选举制度安排有了很大的改善,相关配套制度日臻完善,选民对选举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提高。但为什么东部村庄的贿选现象却愈发严重,贿选金额越来越大?已有研究尚未清晰有力地解释该现象。笔者在东部地区G镇调查发现,村级贿选现象的频发和高发,与农村阶层高度分化密切相关。正是阶层的高度分化导致阶层内部的高度竞争与阶层之间的高度排斥,形塑了村级选举中的贿选。

   G镇位于东部沿海,区域面积105.7平方公里,辖23个行政村(社区),常住人口13万多,其中户籍人口6.3万,流动人口近7万。G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106.31亿元,财政收入15.3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627元。G镇现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6家上市企业、两家百亿元企业、6家10亿元以上企业、3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以及4000多家中小企业和数以万计的家庭作坊。由于工商业比较发达,G镇农民职业分疏较大,不同职业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从年收入数百万上千万元到一两万元不等,从而造成了当地农民经济上的巨大分化。在经济上处于上层的农民将自身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优势,对村庄优质资源进行总体性占有[12]。因此,从经济水平的角度对G镇农民进行阶层划分,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当地社会分层情况(详见表1)。

   G镇农民可以分为上层农民、中间农民和下层农民三个阶层,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关系、消费水平、价值观念、政治参与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上层农民由富豪农民和富裕农民构成,他们都是村里的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主,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有的达到了上千万元。他们具有较广的超社区关系网络,有着较强的参与村庄政治的意愿,并通过巨资贿选掌控村庄政治权力。村里的主职干部(支书和主任)一般由富豪农民担任,其他如两委委员、小组长、村民代表等也皆由上层农民担任。中间农民由小规模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家庭作坊主、技术管理人员构成,年收入在20万~50万元。中间农民在产业上与上层农民有密切关联,因此他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上层农民交好,在村庄选举中他们充当上层农民的拉票人和跑腿者。下层农民由普通农民和贫弱农民构成,他们是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占农民的多数(60%)。下层农民既无资源也无“资格”参与村庄政治竞选,他们在村级选举中是被动员和贿选的对象。

  

二、上层农民的强竞选意愿与贿选的“可能性”


   贿选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贿选主体。在G镇,从均质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上层农民,对获得村组干部职位动力十足,且他们有经济实力参与选举,一旦他们之间形成高度竞争,贿选就有了可能性。

   (一)上层农民的竞选意愿:政治地位、社会关系与企业发展

   东部地区是利益密集型地区,村集体掌握着丰厚的资源、资金和资产的再分配权力。因为工商业发达、城市化快速推进,东部地区农村的土地增值较快,集体土地的增值收益成为村集体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包括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掌握了村庄政治权力,就意味着掌握了村庄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权,决定资源的流向。在村庄各阶层中,上层农民对竞选村组干部的主观意愿最强烈,源于他们对政治地位、社会关系与企业发展有着更强烈的需求。

   一是政治声望和社会地位。上层农民在经济上拉开了与下层农民的距离,掌握了镇域范围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空间,他们便通过消费和人情往来,在镇域范围内构建上层农民的圈子,垄断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而竞选村组干部则可以获得政治声望资源。C村一个村委委员的回答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祖宗十八代都是贫农,没有一个当官的。现在有钱了,花钱买个村干部当当,也算是光宗耀祖。”当了村组干部后,在村里的地位和声望就提高了。在上层农民内部,谁的头上有顶村干部的帽子,他在上层圈子中的地位就凸显出来,并能一改“土豪”“暴发户”的形象[13],成为大家追捧、结交的对象。

   二是扩展高质量的社会关系。G镇的上层农民都是中小企业主,对他们而言,社会关系网络意味着融资、信息、土地、技术、信贷担保、市场机会等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他们扩大企业规模、进行产业升级的基础,所以他们十分注重构建和保持各种高质量的关系网络。担任村干部是扩张高质量关系网络的便捷途径,能在上层农民内部扩张关系。因为有了村干部的头衔,他们便可节省构建社会关系的成本,还可以扩张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基层官员控制政策和资源的分配权,甚至掌握着上层农民企业的“生杀大权”,担任村干部是与他们建立公共和私人关系的最佳渠道。正如G镇一个村支书所说,“在我们这里,亿万富翁没什么,太多了。但如果你是村支书,你就可以直接去敲镇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大门”。

   三是扩张资源,发展企业。担任村干部意味着掌握村庄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权[14],支持某人竞选村干部则是间接掌握资源的再分配权力。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土地升值较快。2000年以后,当地用地指标收紧,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成为稀缺资源,是各阶层农民争夺的主要资源。村集体建设用地是上层农民企业家突破土地瓶颈的重要资源。上层农民垄断村庄权力后,直接通过权力将资源分配给村干部和上层农民。上层农民与村干部有关系,与基层政府也有关系,就更容易分配到稀缺资源。村干部还可以通过制定有利于上层农民的村级政策分配利益,譬如在分配宅基地资源时,通过竞拍来分配。这个政策看似公平,但将一亩宅基地拍到三四十万元,其实只对上层农民有利,下层农民即便拍到了也建不起[15]。还有诸如全村农户免交水电费,由村集体资金代为交付。这个政策对经营工厂企业的上层农民最有利,他们一个月的水电费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而普通农户一个月的水电费才数十元。有的上层农民直接霸占村庄公共资源,包括水稻田、山林、堰塘等,既不交租金,也不交水电费,村干部为了维护关系或碍于面子而不闻不问。

   另外,担任村干部可以构建和保持与基层官员的良好关系,继而可以影响政府政策导向和资源流向。这些政策和资源包括工程项目、税收优惠、银行贷款、工商业用地、宅基地指标、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扶持等。上层农民通过担任村干部或支持村干部竞选,可以获得这些政策和资源,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企业。譬如,在农村城镇化背景下,村庄改造、农房拆建、在景观上融入城市小区及大量村内市政工程建设等,都有大量的工程建设,基层政府通过定向招标或拆解项目的方式将工程承包给上层农民的企业。再如,上层农民若担任村干部,其在银行的信用就提高了,有利于向银行借贷。上层农民还可以直接向镇政府申请保留宅基地指标。还如,政府在村里征地拆迁,将农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为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会低价“卖”一些土地给村干部,尤其是主职干部。村干部既可以用这些土地来扩大企业生产,也可以高价出售。当前,东部沿海地区政府正倡导企业转型升级,并出台了很多扶持和优惠政策,上层农民与基层政府有关系就更容易获得这些政策红利。

   总之,上层农民将竞选村干部当作一种高回报的“经营投资”。他们将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再将这种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优势,实现资源的螺旋式增长,推动企业的发展。C村连任四届、当了12年村委会副主任的高某对笔者说:“当村干部就是要对自己有利,无缘无故花钱,他们又不是傻瓜”“当村干部就是投资,先拿出,再拿进,一有机会就可以捞回来”。

   四是保护企业免受干扰。办企业免不了要与税收、工商、国土、质检、安检、消防、环保等行政部门打交道,如果完全遵守这些部门的标准,就会大幅增加企业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当地企业一般都达不到相关的标准,比如不按规定报税、企业厂房违建、金属污染等,G镇政府一般也不严格执行标准。若担任村干部,或与村干部、政府部门关系密切,一旦遇到相关问题,就可以疏通相关部门的关系以解决问题和降低风险。C村主任说:“当村干部办事情方便,也可以给亲朋好友创造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在税收方面也有好处。没有关系,你就要按电费多少交税,你产了多少东西,一看你用了多少电就知道,想逃税就难多了。如果你担任村干部,就可以不按电费交,你说你产了多少就多少,税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就可以了。”

   (二)贿选金额与村庄资源总量、上层农民数量成正比

下层农民对于竞选村干部的意愿没有上层农民强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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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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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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