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分享经济是一种改良运动

——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4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0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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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草根联合会经历了从非营利目标向商业化目标的转变。之所以如此,既有组织的复杂化、科层化、等级化和专业化(如:开始支付志愿者薪水)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压力的原因。他把这种外部压力称为“同型压力”。它包括两种:第一,强制压力,它所依附的组织对它施加了强制的压力,如:法律要求、政府调节、潜在的资助者的要求。这些强制压力迫使它向商业化取向转型。第二,间接压力。由于它面临不确定性和生存危机(认同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压力,它不得不模仿更成功的商业组织。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草根联合会的目标也发生了偏移,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组织生存和谋取收入成为组织的核心目标,并逐步用它取代了公益目标。在史密斯的基础上,马丁等人通过对Freegle这个草根组织的个案研究,揭示了草根组织是如何越来越趋向于商业化的动力机制的过程。外在的压力和间接的压力迫使它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趋向于商业化,但也因此逐渐偏离了原来的价值目标(Martin et al.,2015)。

   上述社会组织的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社会在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公益目标)的过程中,常常会迫于外部压力而逐步向市场靠拢。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以社会公益目标为价值追求的分享平台(社会组织),常常会走向追求盈利的目标。在分享平台要收费的情况下,分享物供给者也不得不向分享物获取者收费。不过,从网上通过支付一定费用获取他人转让或出租的物品依然比购买新产品便宜,因此,人们依然热衷于参与这样的收取一定费用的分享活动。分享不再仅仅是免费的公益活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经济活动。但这样的经济活动与纯谋利的商业活动依然存在一定的区别(当然,不排除这样的平台会被只有纯商业化动机的人所利用)。

   从免费分享到收费分享意味着本来意义上的社会公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成市场交换行为。尽管如此,它依然具有正外部性。一方面,它促成那些主观效用终结的物品在被转让者那里延续了使用价值,使那些本来要被当作垃圾丢弃,但事实上还能用的物品,延续了产品的“寿命”,这客观上减轻了物品过早垃圾化所造成的环境保护压力;或者,它使处于闲置的资源得到了再利用,冗余闲置资源通过循环和分享,得到最大程度的使用,这客观上有助于遏制超消费的负面后果。另一方面,它为分享者带来经济福利(即消费者剩余)。对于那些转让冗余、闲置物品的人来说,分享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本来处于冗余和闲置的资源,借助分享平台,可以转换成收取费用的资源。这为居民在职业收入之外提供了另外一条增加收入的渠道。由于借助分享平台而让闲置资源资本化,这就导致了大众资本主义的形成(Sundararajan,2016)。对于那些物品接受者来说,尽管他们是通过付费得到这些物品,但依然比购买新物品减少了费用,因此也变相获得经济收益。

   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动机的引入,居民参与分享活动的道德要求或道德门槛降低了。在社会公益动机之外,居民的分享活动又添加了经济动机。这使得社会性分享变成了经济-社会性分享。经济动机的引入,让分享活动从边缘性活动变成了主流活动,从而有助于扩大分享参与的社会范围。分享不再是少数道德精英主义者的“无私奉献”的公益性活动,而是一种利人利己的双赢活动。只有让分享变成一种大规模社会参与的活动,才能在环境治理和社会再分配等公益目标上带来规模效应。而经济动机或市场因素的引入,让分享活动从小众现象变成了大众现象,从公益性社会分享变成了分享经济。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分享经济的市场化有可能再次导致脱嵌的后果。换言之,我们很难避免一些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完全抛弃了公益的目标,利用分享平台来实现带有负外部性的私人收益。例如,在美国纽约的Airbnb平台,就有不少这种职业性的整栋房屋出租者,他们不过是利用分享平台来规避传统酒店业所应交付的税收以及所应履行的责任(如消防、消费者保护等),并不惜为了更高的短租收益而驱逐老弱病残等长租客(斯蒂文·希尔,2017)。这样的分享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享经济,而是“脱嵌”的租赁经济。分享经济中社会向市场的靠拢的过程,必须避免用市场逻辑来完全取代社会逻辑的结局。因此,分享经济的市场化,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化,只能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市场化。可以说,分享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社会经济,因为它是社会和市场相结合的产物。

   综上所述,分享活动从公益性分享转变为分享经济的过程,体现的是社会向市场靠拢,但并没有被市场所取代的过程。可以说,分享经济是社会和市场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产物。它不是纯粹的社会活动,也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二者的混合。分享经济既是市场向社会靠拢的结果,也是社会向市场靠拢的产物。它是一个市场和社会相互嵌入于彼此中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享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

  

四、分享经济的类别分布与生态

  

   尽管在总体上,分享经济是社会逻辑与市场逻辑相混合的产物,但在这种混合体中,市场成分和社会成分所占的比例大小会依据分享经济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可以依据市场成分和社会成分各自的占比,来对分享经济进行分类。有的类型的分享经济更偏向社会这一端(社会的成分更多),在更大的程度上奉行社会逻辑(公益与利他逻辑);有的类型的分享经济则更偏向于市场这一端(市场的成分更多),在更大的程度上遵循市场逻辑(效率与盈利逻辑)。但不论是哪一种,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与占有型消费模式(使用权垄断)相对立的使用权分享。其差异只是在于究竟是免费分享,付费分享,还是物物交换的分享。

   依照是否更偏向社会逻辑,还是更偏向市场逻辑的标准,以及分享平台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方式(peer-to-peer),还是公司对个人的交易方式的标准加以交互组合,我们可以把分享经济划分成四个类型:募捐型分享、社群性分享、准用型分享、交易型分享(图1)。第一种类型的分享经济叫作“募捐型分享”。在这种类型的分享中,平台负责收集来自线上的各种募捐,然后由公司派送到有需要的人那里(如京东公益物资募捐平台)。公司承担了平台的运营费用。它不过是把线下的募捐搬到了平台上来做。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公益慈善和分享经济(协作消费)的交集。第二种类型的分享经济叫作“社群性分享”。分享平台的作用在于让人们在线上实现一对一的分享物(如:住房里的多余房间或沙发)的供需匹配(如“沙发客”分享平台)。分享供给方之所以供给冗余闲置物品(如:沙发或房间)供陌生人使用,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回报,而是为了获得社交体验(Hellwig et al.,2018),或追求社会团结。斯蒂文·希尔(2017)称这一类分享经济为“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并认为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享经济。第三种类型的分享经济叫作“准用型分享”(access-based sharing)。它指的是由公司提供分享物,借助线上分享平台,让人们以付费的方式获得对公司所提供的分享物的特定时段的使用权(如:Zipcar和中国的共享单车)。人们只要注册加入该分享平台(需要交付会员费),就可以成员身份以折价的方式短期租用该公司所提供的分享物(如:汽车和单车)(Bardhi & Eckhardt,2012)。第四种类型的分享经济叫作“交易型分享”。人们通过分享平台实现一对一的交换,交换的形式既可以是物物交换,也可以是劳务交换(如时间银行),还可以是货币交换(向他人出租冗余闲置的有形的物品(如:晚礼服)或空间(如:停车位)在特定时段的使用权,或向他人提供的劳务和技能,以收取一定的费用)(Botsman and Rogers,2010)。分享平台则对每一笔成交收取一定的费用。在这四类分享经济中,前两类更偏向于遵从社会逻辑,坚持公益的、非营利的目标。后两类则更偏向于遵从市场逻辑,把营利当作一个目标,或至少当作参与分享经济的一个激励因素。斯蒂文·希尔把后两类分享经济叫作“伪分享经济”,并认为它们可能给社会带来破坏性后果。但我认为,他所抨击的,主要是那种“脱嵌”的分享经济(市场成分排挤了社会成分)。就作为市场与社会的混合体的分享经济来说,市场的逻辑并不是分享经济所奉行的唯一逻辑。例如,在准用型的分享中,公司的宗旨包括了社会公益的目标。在交易型分享中,交易双方不但追求物品的使用价值的分享,而且也会附带获得互动性的社交体验,它是一种非经济回报(如Airbnb中主人和客人的人际互动,Uber中司机和乘客的交谈等)(Hellwig et al.,2018)。

图1 分享经济的四种类型

   (说明:B2C是“business-to-customer”的缩写,指的是公司向个人提供分享物;P2P是“peer-to-peer”的缩写,指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协商、交易和合作。)

   从理想的角度看,之所以说分享经济的参与行为并非纯粹的经济行为或市场交易行为,是因为分享经济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夹带着以社会性目标(如环境保护、社区整合、可持续生活风格)为追求的价值动机。即使对偏市场逻辑的分享经济的参与者来说,他们无疑具有经济动机,但经济动机只是促使其参与分享经济的动机之一。除此之外,他们或多或少还具有其他动机,包括奉行环保主义价值以及马费索利所说的“部落主义”社交价值(Maffesoli,1996)。对于使用Airbnb的分享者来说,他们不但从住宿供给者那里获得住宿需求的满足,而且有可能获得一种本真性体验,甚至获得与主人进行互动交谈的附加性的社交体验(Hellwig et al.,2018)。

   更重要的是,即便人们参与分享经济是要追求经济利益(经济动机),这种经济利益的获得也是有条件的。首先,分享经济涉及分享物的供给者与陌生人的互动,这必须以社会信任为条件。如果脱离社会信任的支撑,人们参与分享经济就会有风险,为实现分享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其次,分享经济需要分享参与者的配合,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如果人们不履行这些义务和责任,分享经济就无法维续下去。例如,共享汽车的使用者在还车之前必须加汽油,否则就会给下一个租车者造成不便。共享单车的使用者不能随意乱停车,否则不但会妨碍公共交通秩序,而且会让共享单车的运营难以维续。就Airbnb的租用者来说,离开前必须把自己所产生的垃圾清理出去。可见,分享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民精神的发展。分享经济的发展是有着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前提条件的。如果缺乏这些前提条件,直接复制西方的分享经济模式往往会造成“水土不服”。

在一个公民精神发育良好的社会,分享经济的各种类型会达成某种均衡。例如,不但会有一定比例的偏市场逻辑的分享经济类型(准用型分享、交易型分享),而且也会有相应比例的偏社会逻辑的分享经济类型(募捐型分享、社群性分享)。但是,在公民精神发育不健全的社会,分享经济的各种类型的参与者之间往往是不均衡的,反映在数量上,偏市场的分享经济类型的参与者数量会压倒性地多过偏社会的分享经济类型参与者数量。例如,在中国,由于公民精神不够发达,分享经济类型的参与者主要集中在偏市场类型(准用型分享、交易型分享),偏社会的分享平台(募捐型分享、社群性分享)参与者的人数相对较少。同时,由于社会信任度低,发展得更好的分享经济类型主要是B2C类型,而不是P2P类型。这意味着,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公司不得不承担弥补社会信任不足的短板的责任。本应由社会和文化所维持的信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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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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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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