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国家间厮杀如此惨烈,还要讲“世界公民”吗

——读施米特《大地的法》劄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1 次 更新时间:2018-12-12 21:38:39

进入专题: 施米特   全球史   世界公民  

刘小枫 (进入专栏)  

   最滑稽的例子是:日本与中国本来互享领事裁判权,后来日本成了欧洲式大国,于是多次要求修约,取消中国在日本之领事裁判权,这意味着日本凭靠自身军事实力的增长要求单方面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位史学家究竟在证明谁的道德有问题呢?

   尽管如此,这位史学家仍然凭此认为,长期以来的“革命史观”已经“遮蔽了外交史中丰富的其他面向,窄化了我们对近代史理解的视野,也扭曲了对史实的诠释”,应该以“实证研究”清洗国共两党在1920年代以来打造的革命史学修辞,转而“注重外交常轨之交涉谈判”,而非“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

   国共两党用简洁易懂方法,把技术上复杂艰涩的“不平等条约”描述为限制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其媒体宣传迎合并激发了大众情绪;北洋外交家的理性辩论措辞无法相比,国共两党发动的公众运动成功地赢得人心。(《修约史》,页8)

   我们可以问:实证史学家的“实证研究”不会“扭曲对史实的诠释”吗?接下来这位史学家自己就马上扭曲对史实的诠释。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借参加欧战废止了中德和中奥条约,“收回两国不平等特权”,堪称“中国外交史之创举”(《修约史》,页62 - 66)。我们有理由问:北洋政府是靠“外交家的理性辩论措辞”收回“不平等特权”的吗?

   这位史学家还说,巴黎和会之后,中国单独与德国议约,订立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新条约,甚至取得协约国各国所无之俘虏收容费,以及巨额之战事赔偿”,是“近代中国唯一对外以战胜国身份取得的战事赔偿”,堪称“北洋修约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修约史》,页82 - 109)。施米特若看见长达数十页的这种“实证研究”未必会生气,他多半会感到好笑:中国竟然有这种脑筋,可怜的中国人!

   我们自己当然会感到惊诧:这位史学家没有提到引发“五四”运动的事情,似乎北平学生阻扰北洋政府外交家在巴黎的“理性辩论”是道德上有问题,而北洋政府“以工代兵”派出劳工参战,在战场附近修战壕死伤无数,得了“巨额之战事赔偿”,在道德上没问题。[25]更荒唐的是,这位史学家把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取得”的这份新条约视为“完全平等”的条约——连小学生也不至于如此理解“平等”吧。

   还有荒唐的“对史实的诠释”——这位史学家说,

   “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家实践上意义不大。1925 – 1927年间,国民政府厉行“革命外交”高唱“废约”,但那时尚非国际承认之中央政府,也未曾真正废除过条约。412[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回归国际外交常轨,强调“改订新约”,自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失去国际交涉上的实质意义。(《修约史》,页7 - 8)

   看来,这位史学家多少还知道一个政治常识:弱国无外交。搞笑的是,他在书中以1924年5月31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通常简称“中俄协定”)为个案,花了120多页的“档案分析”来证明,北洋政府“尽管内外交迫,但仍坚持维护国权,外交表现可圈可点”(页174–308)。如果这位史学家埋头看档案太忙,没时间学习基本的史学和政治学知识,那么,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谈政治史的事情。毕竟,条约谈判以及订立条约在“技术上复杂艰涩”,与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复杂难辨是两回事,而且问题层次有天壤之别。

   中俄边界接壤数千公里,两国之间历时长达三百多年的划界史足以证明,中国与施米特所说的欧洲国际公法的遭际。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的东段边界,之后划界订约20多次,中国不断丧失领土的过程,也是沙俄帝国成为欧洲公法大家庭要员的过程。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即帝国主义时代或施米特所说的“新大地法”来临之前,俄国通过多个条约切割了中俄边界东段和西段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26]李鸿章弥留之际,俄国公使跪在他面前,恳求他在一份切割中国土地的条约上签字。李鸿章至死没签,但这位生不逢时的大政治家闭眼之前,眼角为中国流出了最后一滴泪珠!

   列宁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19/1920),第一次仅宣布放弃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俄中歧视性条约,但包括承诺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第二次则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今天的我们很难说,北洋政府错过时机,苏俄随着自己的国际处境好转又收回了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毋宁说,中国虽然比俄国早几年改制共和,却并未实现国家整合,在具体谈判中根本无力落实重新订约和划界,北洋政府的外交表现何以谈得上“可圈可点”。

   如今的我们也已经知道,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理念并没有真的创制出一种“新大地法”。事实上,苏俄政府在具体谈判中仅同意至多放弃沙俄帝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个条约。即便是1924 年签订的《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也仅仅规定中国有权赎回中东铁路,赎回之前由中苏共管,实际上是苏俄独占。

   不仅如此,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趁中国内战频仍,斯大林的苏俄帝国更进一尺,超越沙俄帝国时期的歧视性划界条约,把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岛屿划去600多个。

   20世纪初,有个中国留日学生叫秦力山,他天真地相信,西方文明的基石是国际法秩序,并非仅仅是“凌弱暴寡”。同样是留日学生的黄群(1883 - 1945)在创刊于20世纪之初的《新世界学报》(1902年9月)上曾撰文批驳:从理论上讲,国际法固然基于各国的平等自主,问题在于,各国强弱实际上不同,国家地位事实上不平等。西方的所谓“文明国”的含义其实是强国,条约缔结无异于以强凌弱,国际法并不可恃:埃及亡于英法、印度亡于英国,波兰亡于俄国,无不是“优食劣肉、竞争最剧之场”的“新世界”中“文明国”以“公法”为外衣弱肉强食的证明。[27]看来,有人的脑筋天生清楚有人的脑筋天生不清楚,乃是亘古不变的人类学事实。一旦人们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陷入无谓的学术论争。

  

七、新中国与国际法


   《大地的法》最后一章紧紧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历史语境,意在强调欧洲国际法原则的歧视性转变,即对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施行歧视性惩罚。第一次欧战前后时期的中国,与施米特论析的欧洲公法国际普遍化的历史语境相吻合:甲午战败之后,紧接而来的是义和团运动的悲剧性收场。[28]随后,中国出现了“东南互保”的分崩离析局面。这个时候,美国基于刚刚出笼的“门户开放”宣言提出“保全中国领土”的宣称。

   拉铁摩尔早就指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是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他称这一宣言为“分我一杯羹”主义:

   美国不愿中国被弄得四分五裂,深怕那些在中国业已获得殖民地所有权的国家会销售自己的货物,投入自己的资本,而损及美国的企业。美国那时虽然已有实力参加差不多任何经济角逐,但还未确定何种活动对它最关重要。[29]

   拉铁摩尔还看到,美国的“门户开放”战略其实是跟英国人学的,即让中国始终是各帝国“自由竞争”的场所,毕竟,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凭靠欧洲式的现代经验,中华帝国一旦瓦解,随之而来的将是现代列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打一场类似于德意志30年战争的世界大战——1904年的日俄战争已经是一场预演。[30]对于新老列强来说,用武力瓜分中国不如以经济手段瓜分中国。于是,义和团事件后,中国被定性为“野蛮国”或“半开化国”,一系列涉及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一类的歧视性条约就来了。加上强制租借地、圈定势力范围、拥有铁路权和矿权之类的契约,史学界迄今都没法搞清清楚,究竟有多少“不平等条约”。若算上后者,据估计,中国承受的歧视性条约总数在一千以上,而非七百多。

   《大地的法》第三次提到中国的历史语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页223 - 224),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施米特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对于欧洲国际法的全球化具有何种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选定日内瓦为国联总部所在地,因为瑞士的日内瓦在现代欧洲政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即在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似乎欧洲国际法在成为全球国际法时,应该采取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法理原则。

   在施米特看来,国联名称用了“协会”(Société)或“联盟”(League)这样的语词,表明国联并不是一个联邦架构,而是操控中小型欧洲国家协同行动的机构(页222)。施米特强调,欧洲国际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废止战争,而是为了限制和约束战争”。因为,实际上战争没法废止,关键是“避免发生毁灭性战争”,但“国联对此却毫无助益”(页223)。施米特没有提到日本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行径,甚至没有提到国联在调查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事件后作出的决议形同废纸,尽管他提到,国联持守“不承认武力占领”这一“抽象原则”。

   1931年的“918事件”在世界现代政治史上非常有名,沃格林在其《政治观念史》中也提到,“由于国际联盟在1931年未能适当处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才变本加厉。在沃格林看来,这是日本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结果,而西方自身随后也尝到了这种效仿的滋味。[3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夺取英美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但日本入侵中国,则只能说是日本学会了欧洲大国的恶习。

   与施米特的论题相关,我们则应该看到,日本对中国的野蛮行径是欧洲国际法精神的结果。拉铁摩尔在1944年的一次讲演中承认,日本肆意侵略中国当归咎于英美纵容:

   在英美这种“分我一杯羹”主义中,隐藏着一个大漏洞,从根本上削弱了我们反对日本侵占中国的立场。在我们英美向日本提出的所有抗议中,从未驳斥过日本对中国提出要求的权利。我们只抗议日本所获得的种种特权,不应把我们排除在外。(《亚洲的决策》,前揭,页11)

   1938年底,日军同时占领武汉和广州,美国国务卿认为,“日本人已经在战争中取胜了,从今后,战事恐怕不过是大胜利之后的肃清工作而已。”拉铁摩尔还提到,1939年7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建议国务院废除日美商约,国务院认为,这会是“难以置信的荒唐举动”,因为这会使日本“警惕到我们已成为它的死对头”(同上,页7 - 8)。

   东京审判期间,受日本胁迫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美籍检察官季南问溥仪: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溥仪苦笑着回答说:那么多的“民主国家”都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听之任之,我一个退位皇帝怎么反抗?如果溥仪熟悉欧洲的现代历史,他恐怕会说,日本不就是向你们西方人学的吗?这不是符合你们的国际法习惯吗?我登基仅仅10天,日本就胁迫我签订秘密协定,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更不用说军事权力一律交日本驻军掌管。

若非日本攻击美国并夺取美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西方“民主国家”会接受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而溥仪仍然是被胁迫的皇帝。这类事情在欧洲现代历史中难道没有先例?马基牧师偷拍的南京大屠杀胶片,早在1938年3月就由美国《生活周刊》曝光,但直到1946年的东京审判,如此屠杀行为才被定罪为违反国际法和战争法。人们会问:为什么伟大的“民主国家”没有在1938年就依据国际法提出控告?因为中国属于欧洲的“划界思维”的另一边,是列强可以任意争夺的“自由空间”?为什么美国掌控的东京审判注重惩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而非入侵中国的战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刘小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施米特   全球史   世界公民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政治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952.html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2018.12.8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