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国家间厮杀如此惨烈,还要讲“世界公民”吗

——读施米特《大地的法》劄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5 次 更新时间:2018-12-12 21:38:39

进入专题: 施米特   全球史   世界公民  

刘小枫 (进入专栏)  

   新大陆的发现立即带来了有关占地和夺海(Land - und Seenahme)的纷争。地球的划分与结构越来越成为相邻人群与势力之间的共同话题。此时,地球的分界线需要重新设定,全球的土地需要作出新的划分与安排。(页55)

   这就是欧洲纪元的开端,或者说世界历史的现代开端,当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开端。随之而来的还有历史意识和科学意识的提升,或者说随欧洲纪元的天下法的形成,欧洲产生出大量各色著述,迄今的学术思考还没有摆脱这些著述的支配。

   谁都会承认,施米特所说的事实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开端。对施米特来说“从政治实践层面来看,重要的不是地球表面的区域划分,而是地球空间秩序的实际内容”(页55)。可是,麦金德同样“从政治实践层面来看”世界地缘的历史嬗变,为何又有问题?难道人们在政治问题上真的没法判别对错?

   施米特接下来指出,欧洲纪元的欧洲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明优越论。一旦美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美国文明优越论就历史地出场了:

   16到20世纪的欧洲国际法,将欧洲基督教国家视为整个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承担者。“欧洲标准”被认为是当时的常态标准,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世界其他板块。所谓“文明”即被等同于“欧洲文明”。在此意义上,欧洲依然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当“新世界”出现之时,欧洲的地位自然就成了“老世界”。美洲大陆的出现,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即便是古代和中世纪那些了解世界是一个球体、一直向西航行即可抵达印度的学问家和宇宙学家们也不曾料想,在欧洲和东亚之间竟还有这样一片广袤大陆的存在。(页55 - 56)

   严格来讲,文明的“自我中心”论是古典文明的一般特征。施米特当然清楚,“中世纪的基督教各民族及其王侯们,都将欧洲的罗马或耶路撒冷看成世界的中心。”我们会补充说,中国古人会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中心。不同的是,欧洲的古人尽管与古代中国人一样,对世界地表上的其他古老部分并无了解,却充分了解自己的周边到处是强大而又危险的敌人,而威胁着古代中国人的强大外敌,主要来自西面和北面。

   在施米特看来,1492年标志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意味着,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包括地球的中心(Mitte)到地球的年龄(Alter)”的传统概念。现在,欧洲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非欧洲的空间”,并进而夺取和占有这一新空间。施米特由此提出了自己的关键论点:

   对之后几个世纪最本质和关键的一点是,这个新出现的世界并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被当作自由空间(freier Raum),即被当作可以任由欧洲去征服和扩张的无主土地(freies Feld)。在起初的三百年间,欧洲的自我定位无疑极其强势:欧洲既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老大陆的中心。但新世界从一开始就颠覆了以往关于“中心”或“古老”这些具体概念的内涵。因为从今往后,欧洲内部列强争夺新世界的争战拉开了序幕,在这些争斗背后,新的空间秩序和新的划分格局呼之欲出。(页56)

   施米特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欧洲列强争夺新大陆与欧洲公法的兴衰有什么关系。

   新大陆的发现和争夺,催生了欧洲国家之间通过“友好协商”签订条约来划分占取新空间的尝试。这是欧洲国际法的开端,或者说,欧洲国际法源于平息欧洲国家之间因争夺新发现的地表空间而产生的冲突。1494年的《托尔德西利亚条约》仅仅是这种尝试的开端,在随后三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多,平息或约束战争的条约也越来越多。因此,从实践上讲,欧洲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为了限制基督教欧洲共同体内部各政治体之间的战争。但施米特强调,欧洲国际法的诞生在一开始就带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欧洲王国之间的战争因划分和占取新的世界空间而日趋激烈,“法”的本义就是“划分、占取、养育”,欧洲国际法又何以可能真正限制因划分和占取而引发的战争。

   因此,施米特强调,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引发的欧洲列强争夺,催生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全球划界思维”(globales Liniendenken):

   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类空间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成为特别的一个阶段,并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与“新时代”的开场(Beginn der “Neuzeit”)而开始植根。这种思维方式,随着地图绘制和地球本身的发展,也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从global[全球]这个词语看来,这种思维已经覆盖了全部地球,包括地表和地下,其无所不包的特点已经很凸现,并基于海洋和陆地的平等并置(Gleichsetzung)。(页57)

   在这里,施米特提到他在“前言”中已经提出的批判性观点:这种思维“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政治性的,而不能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麦金德以地理学家著称,我们不能以为他是个自然科学家,似乎具有非政治的中性特征。事实上,麦金德的世界历史地理观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划界思维”特征:欧亚大陆腹地/新月形地带/外新月形地带。下面这句话可以说直指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的要害:

   地理学本身的中立性未能阻却一场政治斗争的开场,这是一场围绕地理概念而旋即上演的政治斗争。(页57)

   这里出现的“中立性”一词会让我们想起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对自由主义政治学- 法学的著名批判:这种政治学-法学所标榜的“中立性”不是自欺欺人,就是一种政治欺骗。由此看来,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所思考的问题,与他在《政治的概念》中思考的问题一脉相承。

   他马上举了两个例子,第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有几何学和算术学垫底,似乎他谈论的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其实隐含着“急迫地划分敌我的必要性”。第二,今日地球仪上的本初子午线的定位,不是科学的中立性结果,而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制海权和世界主宰权上斗争”的结果:英国人把子午线定在跨越格林威治的位置,而法国人自18世纪以来就将本初子午线定在巴黎天文台所处的位置,直到20世纪才放弃同英国人较劲,而德国的星象学年鉴“也直至1916年才屈就于格林威治子午线”。

   霍布斯的例子具有理论意涵,这意味着,施米特所讨论的“全球划界思维”是个政治哲学问题。从而,《大地的法》绝非仅仅是关于国际法的法学史论著,也是政治哲学论著。

   从世界史角度上讲,地理大发现经历了三个阶段,历时差不多三个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王国的海外竞争仅仅是第一阶段,西班牙发现并占取了南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凭靠武力霸占了航线,不准其他王国使用,英格兰和法兰西王国只有另辟航路,从北面、西北面或东北面沿哥伦布开辟的方向往西,结果有了新的发现——发现从加勒比海到北极的北美洲大片陆地,并随即开始殖民。

   1632年以后,英格兰王国和荷兰王国崛起,冲撞西班牙王国的霸权,强行占用其航路,开始了争夺亚洲的贸易战,一直到18世纪前30年,史称第二阶段的地理大发现。18世纪中期,欧洲王国主导了对美洲和亚洲的探索:航队由海军带着科学家进行探察,大致搞清了太平洋东西海岸陆地的一般结构,证实了托勒密的地理设想是错的——史称地理发现的“白银时代”。库克发现南太平洋的陆地之后,地球上留待探察的海岸线已经所剩无几——史称第三阶段的地理大发现,从此才有了今天作为定版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

   施米特在这里着重记叙了前两个阶段的历史性划界事件,并力图揭示这两个阶段的“划界思维”的差异。我们必须关注,他的如此笔法的政治史学意图何在。

   施米特说,1492年仅仅是哥伦布受命远航的标志性年份,它并不是“划界思维”的开端。真正的开端是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在1494年5月4日发布的“教宗子午线”,以此解决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的争端。施米特顺便驳斥了确定的陆地与自由的海洋自古对立的论调:

   1713年到1939年之间国际法空间秩序所体现出的确定陆地与自由海洋之间的对立,在划界的当时还是陌生的事情。(页58)

   陆地的确定性指陆地有主权归属,海洋的自由性指海洋尚未有主权归属。“教宗子午线”划过之后仅仅一个月(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宗使节调停下,通过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条约》又划定了另一条子午线。在施米特看来,这个条约首次划分——或更准确地说瓜分了——整个地球的海洋范围:“以该子午线为界,往西新发现的区域归西班牙,往东新发现的区域归葡萄牙。”换言之,对陆地的占取包含对海洋通道的控制权,从此海洋不再具有无主的“自由”性质。

   作为《托尔德西利亚条约》的补充,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29年4月签订《萨拉戈萨条约》(Vertrag von Saragossa),划定了一条穿过东西伯利亚、日本和澳大利亚中部的所谓“拉亚线”(Raya),纵贯太平洋西部。这条地球分界线不仅在施米特随后的论述中非常重要,而且对我们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条线靠近中国,更不用说这里直到如今仍然是政治地缘学所谓的破碎地带。

   接下来的1559年,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Cateau Cambrésis)。这次划分具有世界历史的转折意义,因为,这次是西班牙与法国解决争分。这意味着,划界冲突已经越出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范围。尽管如此,这次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强调了所谓“友好”性质。换言之,尽管西班牙与法国不属于同一个政治单位,毕竟认同双方都属于欧洲大家庭,信奉同一个上帝,应该“友好”解决争分。

   随后,施米特的世界史目光突然投向了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提到美国的崛起。

   全球性的划界思维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这种思维的多个例证现在要以国际法空间秩序的眼光来进一步评断。这些例证共同构成自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到二战时的美国声明期间一系列相互关联而统一的理论序列。(页60)

   施米特把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与二战时的美国相提并论,并连成一条历史的长段线索,其意何在?难道他想要说,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欧洲自1492年以来的多次更改全球划界的最近一次而已?

   施米特更看重“拉亚线”和“友好线”,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拉亚线”表明,远离欧洲地域的陆地和海洋成了欧洲强国的争夺对象;“友好线”则表明,更多的欧洲强国加入了争夺行列。因此,第三章以这样一个标题开始:国家成为新的国家间欧洲中心主义全球空间秩序的主导力量。这就引出欧洲国家之间必须通过订立法律来规约相互关系的问题——欧洲国家之间的共同法即国际法成为当务之急。

   可是,施米特为什么要把“拉亚线”和“友好线”与20世纪的美国联系起来呢?可以设想,按照“拉亚线”和“友好线”的逻辑,美国的崛起必定会参与欧洲王国之间的划界争分,因为美国毕竟是出自欧洲母腹的国家。我们都清楚,从开罗宣言到雅尔塔协议,美国和苏俄主持了新一轮全球划界。不用说,与过去的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情形一样,重新划界取决于国家间的战争胜负。欧洲国家即便因全球划界相互之间打得一塌糊涂,毕竟都在“友好线”之内,但20世纪的二战后的美国修改了堪称现代欧洲传统的“友好线”原则,打破了近三百年来形成的欧洲国际公法的规矩,颠覆了欧洲的“友好”战争法。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大地的法》第三和第四两章的重点内容是战争性质的历史嬗变:从中世纪的战争到现代欧洲的“非歧视性战争”,再到欧洲纪元终结时(1890年以来)的歧视性战争。

  

四、“友好线”与歧视性划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刘小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施米特   全球史   世界公民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政治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952.html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2018.12.8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