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0: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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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亮  

   内容提要:慈禧临终遗命衍生出宣统朝隆裕、载沣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袁世凯被罢及复出自然绕不开隆裕的态度。载沣之弟载涛在力推军机更迭时原本有意让袁世凯复出,因隆裕反对未能实现。皇族内阁出台后,载涛与隆裕一派的载泽围绕继任内阁总理之争日趋激烈,皇族内争使得袁世凯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复出时机逐渐成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决意复出,提出过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1911年10月21日,由于载泽的支持,清廷已基本应允袁世凯此项要求。因此,袁世凯顺利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与列强施压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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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主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众多论著皆有述及,一般较多关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逼迫及列强施压导致清廷再次起用袁世凯。①然而,袁世凯复出问题从他遭到罢免即已产生,时间跨度近三年之久。在此期间,清朝皇族仍居权力核心,足以决定袁世凯的去就,故而皇族各派的态度,在研究袁世凯复出问题时亦应着重考虑。近年来,学界已对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有过精深考论,②并重新关注袁世凯复出时提出的具体条件,③对中外各方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也有过一定论述。④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皇族内争视角对袁世凯复出的整个历程进行探讨,兼论袁世凯被罢原因及其复出条件等。

  

一、隆裕与袁世凯被罢之关系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被罢之前,袁世凯身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并与领班军机庆亲王奕劻结好,权倾朝野。此等人物突遭免职,必定出自清廷的权衡定夺。故而要弄清袁世凯被罢缘由,首先有必要了解当时清廷的权力构架。

   袁世凯被罢免时距离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不到两个月。慈禧临终遗命虽称“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授权载沣为其儿子幼帝溥仪摄政并监国,但同时补充“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⑤这意味着摄政王并不能乾纲独断,遇有重大事件,须向皇太后请示,隆裕皇太后可以对载沣进行牵制。尽管时人认为“隆裕初无他志,唯得时行乐而已”,⑥但作为光绪帝皇后、慈禧侄女,经历过多年宫廷政治熏陶,其权力意识与手腕仍不可轻视。隆裕与光绪帝并无亲生子嗣,其权力源自她与新帝溥仪的关系。光绪离世当天,慈禧懿旨宣布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⑦兼而继承穆宗(同治帝)与光绪帝两人之位,却并未明示太后人选。由于穆宗此时尚有几位妃子存世,故而隆裕地位尚未明确。直到第二天得知慈禧临终懿旨有“兼祧尊为皇太后”相关内容,隆裕“始惬心”,⑧声言“既如是,我心慰矣”,⑨足见其拥有权力之始即未超然物外。

   慈禧临终懿旨奠定了宣统朝载沣、隆裕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却对二者权力界限仍有模糊之处。何为“重大事件”,其中有着不可捉摸的权力空间,留待载沣、隆裕自行博弈。在新旧权力交替的间隙,隆裕亦迅速采取种种措施,巩固自身权力。在慈禧去世的第二天,隆裕就以“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的形式向外界发布懿旨,行使太后之权。⑩这些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在封建体制之下却有不少政治含义,例如,拟旨时张之洞就曾对“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这些措词比较在意,提出“此件系发端之初,宜再斟酌”。(11)同一天,隆裕还专门向载沣传达懿旨“各宫妃嫔不得传见摄政王”,(12)防止原同治帝的妃嫔等人参与政权,突出其在宫中的独大地位。在诏告天下正式确定“隆裕”皇太后徽号的第二天,又发布懿旨“皇帝尚在冲龄,一时未能临幸颐和园。著该管大臣饬令司员等,将殿座陈设妥为封存看守”,(13)借此向外界表明不会甘心颐养天年,而是会通过与幼帝的关系参与到政权当中。

   载沣在摄政之初亦在不断强固自身权力,但很多时候却需要仰仗隆裕的支持,不得不小心行事。与隆裕一样,载沣自然不愿其他敏感人士与隆裕过分接近。恭亲王溥伟原本是承继光绪皇位的重要候选人,两宫病危之时,曾“在内盘旋一昼夜未出”,觊觎大位。载沣摄政的第二天,就立即传隆裕懿旨,规定除值班人员外,均不准在内住宿,“即是为溥伟而发”。(14)然而溥伟似乎并未就此收敛,传闻他在慰藉新皇太后的悲伤之际,被委托万事翼赞,“于是自行要求停留宫中参与国政”,(15)这不能不引起载沣的担忧。据说载沣“闻有口传懿旨,大惧”,于是“急邀奕劻入见隆裕,言溥伟悖状”。(16)最后降下谕旨:“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17)载沣借助隆裕巩固了自己的权威。

   宫廷政治,礼制森严,甚至有谓“在宫廷内错走一步便是死罪”,(18)而礼节的尊荣与否往往意味着权力的高低。载沣摄政时年仅20多岁,资历尚浅,据说“当时各皇族间轻视摄政王,在编定摄政礼节的场合亦分为尊崇派和轻视派两派,形势最为不安”。(19)最后制定的礼节也是经过隆裕审阅同意才进行公示,“业由监国摄政王呈请皇太后御览”。(20)其中明确规定“监国摄政王在皇太后前称臣,行臣礼”,(21)以示太后与摄政王的高下之别。载沣为人“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22)在光绪、慈禧大丧百日期间内发生罢免军机大臣袁世凯这样的“重大事件”,很难想象载沣会不经隆裕许可而贸然行事。

   由于袁世凯权势过盛,不免会让隆裕、载沣有所忌惮。而且,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向慈禧告密出卖了光绪,隆裕与载沣对袁世凯皆无好感,都有罢免袁世凯大权的动机。但在共同原因之外,亦有个人因素。如前所述,隆裕所牵挂的皇太后一事直至慈禧临终方才确定,其中尚有颇多波折,袁世凯实为阻力之一。

   在选择光绪继承人问题上,据皇族高级军官良弼得到的消息,袁世凯先前嗾使御史封奏以恭亲王溥伟继承帝位,后来又劝醇亲王载沣自行即位,甚至主张如有督抚反对,则妥当压制。(23)肃亲王善耆也证实:“两宫危笃之际,西太后传旨光绪帝,立溥仪为皇储,帝因溥仪年幼,有另立年长者的意旨。军机大臣等再三评议,袁世凯突然向醇亲王劝告,应自行为帝”。(24)另据《泰晤士报》报道,在慈禧召开的立储会议上,庆亲王奕劻提议溥伦贝子继位,以恢复长子相继的旧制,也得到袁世凯的热心赞同。(25)

   由此看来,或许是有鉴于晚清垂帘政治导致的诸如“辛酉政变”、“戊戌政变”之类的政坛风雨,袁世凯主张以成年皇族继统大位,以利权力的统一。但这种提议显然会摒绝隆裕挟幼帝以自重的机会。

   良弼、善耆在描述袁世凯被罢免缘由时,都将袁世凯先前劝载沣自立为帝一事作为主因之一。(26)亦有史料佐证隆裕同为袁世凯被罢事件的重要推手,军机大臣张之洞的门人在记述此事时称,“监国摄政王秉太后意,命军机拟旨,祸且不测”,因张之洞认为“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非国家之福”,于是“反覆开陈,始命回籍养疴”。(27)曾任清廷起居官的恽毓鼎用暗语致函端方透露所知罢袁隐情,亦说是“伏皇后曾奉献帝衣带诏,使除曹阿瞒以复仇,相王亦与闻焉”,暗指隆裕奉光绪密诏除袁之事。又提及张之洞曾力保袁世凯之才可用,而载沣回应“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张之洞“乃不敢置词”。(28)有皇族成员甚至认为,“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见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载沣处理”。(29)这些描述虽略显夸张,但所述隆裕态度并非全无根据。

   在被罢免的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就匆忙携其子袁克定逃往天津。据袁世凯的心腹时任民政部右侍郎的赵秉钧所言,在发布免职上谕后,没想到宫中又从西太后文匣中发现近年来梁鼎芬等人弹劾袁世凯的几封密奏,涉及其在戊戌政变时对光绪所用阴谋,听说会加重处罚,袁世凯感到危险才迅速逃离。(30)光绪、慈禧去世之后,所留遗物应当由隆裕掌管,(31)在袁世凯被罢之时恰好传出慈禧所存不利于袁世凯的密折,自然与隆裕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由于隆裕同样有驱袁动机,才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据载沣记载,在罢袁当天,其曾“仰蒙皇太后召见于长春宫”,(32)两人商谈的应该就是这一“重大事件”。隆裕参与罢袁决策的说法也得到溥仪的认可,“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33)另外,日本方面当时也得到过相关情报:“据传促使这位温厚谦让的摄政王此次决意的一个原因是皇太后对袁的感情也与摄政王相同,促成其下此决心。”(34)

  

二、载涛举荐袁世凯与隆裕之阻

  

   尽管隆裕与载沣在罢袁一事上立场一致,但袁世凯去职后隆裕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利用太后地位不断干预袁世凯复出。

   隆裕虽然没有像慈禧一样垂帘听政,但经常以赏赐大臣的方式间接参与朝政。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赏赐载沣及其他军机大臣,受赏之人通常第二天都会谢恩,隆裕则在他们履行谢赏礼节时实现召见实质。载沣虽为摄政王,也在慈禧去世后经常“仰蒙皇太后赐给食品”,并须“叩谢慈恩”。(35)那桐、徐世昌出任军机大臣后亦不时得到隆裕赏赐,他们同样会照例谢恩。隆裕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有时会“详询诸事”,召见时间甚至还会选择在早朝之前。(36)可想而知,在召见大臣过程中,隆裕想要对政治事务施加一些影响,并非难事。

   隆裕对朝政的影响,还可从端方革职一事略窥一斑。端方原任两江总督,由于直隶总督杨士骧病故,受命继任直隶总督。其在进京陛见时连续两天受到载沣接见,“午帅奏对,每日均有三小时之久,条理井然,颇蒙摄政王所嘉许”,(37)足见载沣对端方的看重。但在几个月后就因慈禧归葬东陵时“沿途派人照相”等小事而革职。(38)据说“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之”,但因“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皇太后若在,谁敢然者”而最终无果。(39)《泰晤士报》也认为“端方的免职让摄政王大失脸面”,隆裕揽权“从摄政王的亲信直隶总督端方的革职中首次展现”。(40)

   载沣作为摄政王“性极谦让”,(41)即便袁世凯也觉得其“有谦让的美德”,“毫无摆弄权威之风”。(42)然而载沣“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为了维持统治,对兵权最为看重。他在摄政不久即着手组建禁卫军,派亲弟载涛担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后来成立的军谘处亦由载涛掌管。另一弟载洵则控制海军。(43)由于载沣的信任与支持,载涛地位与日俱增。在此后隆裕、载沣的权力博弈中,载涛起到了重要作用。

   载涛对宣统朝政产生显著影响始于1910年8月17日撤换军机事件。这一天军机大臣世续、见习军机吴郁生双双被撤,代之以毓朗与徐世昌二人接替。(44)载涛此前曾在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于半个月前回到北京,回国后大为感慨各国政务运用之美,认为“大清以未具世界知识的老朽之徒掌控枢机,无论如何焦虑,都无望达到国运昌盛”。故而肃亲王善耆判断,此次变动“毫无疑问,是因涛贝勒巡游各国慨叹自国国情衰颓之余向摄政王进言,建议为了国运昌盛,必须果断进行内政革新”。而新任军机大臣毓朗“有涛贝勒一派之代表的意思”。(45)日本公使伊集院获得的另一情报亦同样证实:“军机此次更迭自不用说是出于涛贝勒的献策。”(46)

载沣自摄政以来,除罢免袁世凯以那桐代替之外,还曾两换军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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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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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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