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0: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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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亮  
隆裕以及载泽的态度,或为袁世凯复出的最后阻力。

   载泽原本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但时过境迁,在与载涛竞争继任内阁总理时,考虑到他的影响力,似乎有意拉拢袁世凯,“外之复与袁结,务欲慼涛于绝地”。(106)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被视为“泽公唯一的政治顾问始终不可分离”,据说载泽“不惯于政争舞台”,是在盛宣怀的鼓动下才参与争夺内阁总理一职,甚至称载泽“万事依靠盛宣怀”。(107)故而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的举动或可一定程度上传递载泽的态度。盛宣怀与袁世凯原为政敌,但在内阁总理继任人选待定时,盛宣怀通过袁世凯的政治密友端方向其表达“殷勤期望”。在袁世凯致函端方间接回应“惜从前误听人言”、“悔不可追”之后,(108)盛宣怀又让南下的端方带信给袁世凯:“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109)端方感知到了载泽一派向袁世凯示好,于是在与袁世凯见面时“传达了政府的意向”,劝告袁世凯直接答应复出,后来又让其弟端锦在归京途中再次向袁世凯转达此意。(110)

   四川保路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严重危机。端方趁机向载泽与盛宣怀建议起用袁世凯,“非有如慰帅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111)并且欲借湖广总督瑞澂助势,“莘帅谓此役项城最宜”,(112)请求载泽及盛宣怀“居中力为主持,能向扆座力陈”,(113)争取载沣的同意。端方复出原本依靠奕劻、那桐及徐世昌保举,(114)但其举荐袁世凯时却想借重载泽,亦是考虑到载泽背后隆裕的阻力。如果载泽能够力荐,载沣亦表同意,则隆裕这最后一关就会容易突破。但是,袁世凯早知铁路收归国有政策的风险性,(115)此前与盛宣怀书信往来时就表示过“愿长作乡人,以了余年”,(116)委婉拒绝了复出之请。载泽担心举荐袁世凯会颇费周折,不利于迅速处理四川问题,“惟威望重臣真不易求,阁虑未到之先即已决裂,故游移不决”,(117)故而并未特别执著此事。

   此后,瑞澂表面上附和端方荐袁意见,却密函载泽举荐同样在野的另一重臣岑春煊。(118)岑春煊实为丁未政潮时期奕劻、袁世凯一派的死敌。在起用岑春煊时,载泽“再三密请”。(119)由于担心奕劻反对,载泽还“早有伏笔”,特意选择奕劻请假之日促成此事。(120)然而岑春煊不仅没有迅速赴任,还要求朝廷先下罪己之诏。端方称岑春煊“专想作内阁总理断断然矣”,要求载泽“留意预防”。(121)奕劻等人亦借题发挥,批评载泽力推岑春煊复出一事,“语皆侵如春,因其屡保公”,让载泽“尤觉无以对人”。(122)

   奕劻原本反对载泽、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123)现在载泽又趁他请假之机举荐其政敌岑春煊,双方矛盾更加激化。载泽请假五日,(124)或许就是在消极应对。随后奕劻也上奏“恳恩开去差缺”,得到的批复却是:“该亲王虽年逾七旬,精力尚健”,“著毋庸议”。(125)清廷公开宣谕不批准奕劻辞职请求,使得更换内阁总理的悬念暂时告一段落,载泽、载涛一时皆未如愿。就在宣谕当天,载泽假期已满却又“续假十日”,(126)之后再“续假五日”,(127)恐亦与清廷的此次决策有所关联。

   按照上述分析,清廷如果选择留任奕劻,则很可能会让袁世凯复出进行协助。据吴禄贞向日本公使透露,载沣不愿载泽继任总理,担心会引起隆裕垂帘听政,载沣看重载涛,但担心他的能力及经验不足,故而奕劻的内阁总理之职暂时无法替代,“庆亲王再三恳求辞职也不被允许即为明证”。此外,10月22日即将开议的资政院必将讨论四川保路运动等议题,“到时将会让盛宣怀开缺以安抚资政院,庆亲王有意推荐袁世凯继任此职,袁世凯复出或将成为事实”。(128)

   综上所述,武昌起义之前,袁世凯复出时机已经渐趋成熟。尽管如日本公使分析,视袁世凯不啻仇敌的隆裕是袁世凯复出的“唯一障碍”,(129)但与隆裕关系密切的载泽一派,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已渐趋友好。这在袁世凯此后的复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袁世凯辛亥复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袁世凯应诏复出,得到了皇族各派系不同程度的支持与默许。在皇族中,最支持袁世凯复出的当属奕劻。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下午,那桐、徐世昌获知武昌起义电报后,当即谒见奕劻,邀集内阁成员商议办法。(130)面对严峻形势,奕劻认为“非宫太保出山,则长江一带不堪设想”。10月12日朝议,那桐、徐世昌请求起用袁世凯,(131)与奕劻的意见应有一定关系。但是,载沣并未采纳二人意见,仅仅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留任,希其“带罪图功”,决议“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132)是有一定原因的。

   从朝议内容来看,如果起用袁世凯应对武昌起义,将代替督率大军的荫昌或丢失城池的瑞澂。袁世凯此时离开政坛已近三年之久,加之军情紧急,显然不如身在北京的陆军大臣荫昌火速统兵南下便利。反之,“瑞督失守省城,自有拏问之例在”,让袁世凯复出取代失职的瑞澂则会名正言顺。但载沣最终仅对瑞澂革职留任,是因为“有奥援也”,(133)这个“奥援”当指载泽等人。载泽为瑞澂妻舅,而载泽背后又有隆裕支持。鉴于隆裕反对袁世凯复出,以及革命形势暂未失控,载沣要在载泽休假期间作此更动,难免有所顾虑。

   10月13日,载泽“奉命销假”,(134)可以重新参与朝议。然而,除武昌外,汉阳、汉口亦相继落入革命军之手,瑞澂罪责更重。瑞澂属载泽派系的重要成员,载涛自然乐见载泽势力的削弱,赞成起用袁世凯代替瑞澂之职。载涛一派的载洵此时也向载沣陈说,此次大局,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并间接授意御史史履晋上奏,(135)奏请“袁世凯署理湖广总督,责以督师”。(136)于是,10月14日,清廷宣谕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让袁世凯重新复出。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革命初起,各地尚未响应,清廷并未到非袁世凯不可收拾政局的境地。清廷既然已宣谕由陆军大臣荫昌亲率两镇大军前往,兵力上明显占优。载泽一派的盛宣怀就认为“鄙见蜀事实难于鄂”,(137)判断“其实武昌方面估计早晚会平定,并没有那样担心,但因为四川交通不便故而平定困难,此方面反倒与大局有重大关系”,日本公使也“极有同感”。(138)武昌起义之时,另一重臣岑春煊正在武汉,直隶总督陈夔龙就曾建议任用岑春煊进行镇压,“川督岑君春煊带队入蜀,计时已在鄂中,请旨褫鄂督职,以岑调任,责令收复省会”。(139)从就近便利来看,亦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较佳方案。

   因此,袁世凯得以再次起用,实际得益于载沣的大力支持。载沣支持起用袁世凯有惜才的原因。清末内政外交日益严峻,缺乏能干之人。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之初,面对端方“另派重臣”的请求,清廷就已苦于“近实无可派之大员”,(140)后来还是利用奕劻请假时机勉强起用其政敌岑春煊。而外界呼吁起用的“旧日声望素重之大员”主要为端方、岑春煊以及袁世凯,(141)其中“当以在河南彰德韬晦的袁世凯为首”。(142)之前相继起用端方、岑春煊,现在自然会将注意力转向袁世凯。

   武昌起义前,袁世凯复出的阻力即已削减,并且得到了载沣的认可私许;隆裕是罢免袁世凯的重要推手,又是袁世凯复出的最大阻力。载沣要想起用袁世凯,必须得到隆裕的同意。10月14日,袁世凯被正式任命为湖广总督。载沣向隆裕陈请此事时甚至“诣仪鸾殿请懿旨二次”,(143)足见颇为用心。而载沣的大力举荐,打消了袁世凯的顾虑。在接到任命之初,袁世凯原本有过推辞,“俟见电钞,拟请另简贤能”。(144)为了让袁世凯出山,奕劻曾派阮中枢带亲笔信函至彰德劝驾,却遭到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等人的反对,力劝袁世凯不要出山。(145)但是,袁世凯仍然选择复出,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载沣的诚意。载沣不仅让庆亲王传达“密谕各节”,(146)也曾让冯国璋传递“恩意”。(147)据袁世凯所述,正是因为载沣“意极恳挚”,他才“断不能辞”。(148)

   袁世凯虽然接受湖广总督的任命,却须清廷答应其提出的一些条件方肯就道赴任。这些条件的具体文本虽然尚未发现,但袁世凯在写给亲信张镇芳的信中曾略有提及。说是“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提出练兵、筹饷、不可遥为牵制等要求,表示“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149)另外,李剑农先生称袁世凯提出的是这“六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150)由于这种说法出处不明,学界近年来对此多有质疑。(151)

   实际上,李剑农所述“六个条件”可追溯到军谘府要员哈汉章透露的“四个条件”。哈汉章“为涛所信用之人”,(152)其消息或许来自载涛,有一定的可信度。1911年10月18日上午,哈汉章曾向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少将讲述,袁世凯提出了“四个条件”: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赦免归顺的暴徒、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另外,日本公使从其他途径得到相似情报,并且认为这些是清廷权要直接所言,应暂且相信。(153)法国方面也接到过该类情报:“人们断言说他在提条件:对暴乱者的镇压要适度,1912年召开国民议会,建立真正的责任内阁和拥有军队的绝对指挥权。”(154)从内容上看,这“四个条件”与“六个条件”的相关条款基本类似,说明李剑农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赦免归顺的暴徒”只属于政策建议,严格来说并不能称为条件。

   自皇族内阁出台以来,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已成舆论共识。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希望借此良机实现政治主张,地方官僚则建议采用此策以安抚民心。10月13日,宪友会干事徐佛苏就向日本公使表示,中国主张改革的稳健派即立宪派“暗暗希望借此机会实现政治革新”。日本公使认为,以徐佛苏的身份,这至少可以代表目前汇集于此的资政院地方议员及其他民间志士的一部分意见。(155)同一天,江苏巡抚程德全亦向内阁建言:“至若治本之策,必当先使内阁确负责任。”(156)10月14日,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游说江宁将军铁良,上奏“速定宪法”,16日夜,他为程德全草奏“请速宣定宪法、开国会”,(157)程德全进而在10月22日资政院开院当天联合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等电奏“解免亲贵内阁,钦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158)可见,这些主张并非袁世凯的独创。

   在外界看来,镇压革命会有失人心,袁世凯此时出山实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159)杨度是国内较早推动速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的立宪人士,(160)他在1910年军机突变时期曾致函袁世凯劝其出山,(161)现在却在各界欲借武昌起义良机推动政治改革,资政院即将开院之时特意前来阻行,就是担心“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162)则势必与袁世凯提及“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及镇压革命有违舆论这些焦点问题。如此一来,袁世凯决定接受清廷任命,在“节略八条”中提出这些几成共识的政治建言并不意外。这些政策性建议,并不属于必须满足的硬性条件。事实上,在清廷尚未改组责任内阁之时,(163)袁世凯即已同意复出。

在前述所有条件当中,哈汉章所说的“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才是袁世凯应允复出的关键性条件。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他对北洋军队仅有与荫昌“会同调遣”的权力。为此,袁世凯对张镇芳就曾抱怨“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164)对冯国璋也表示:“兄纵前往,无兵节制,赤手空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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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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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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