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5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0: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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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亮  
一次是张之洞去世,以戴鸿慈取代;一次是戴鸿慈病故,让吴郁生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都是在原军机大臣去世后才更换。(47)此次同时撤换两名军机大臣,甚至包括世续这样的顾命元老,不免让外界大为吃惊,正如日本公使所观察:“此次变动对于在该国的内外人士来说均有晴天霹雳之感。”(48)当天朝堂之上有发言权的军机大臣仅那桐一人,(49)即便那桐亦未预闻其事,感叹“朝局一变,殊出意外”。(50)事实上,那桐对于世续去职一事似乎还颇为不平。(51)由此可见,载沣已经有了改变既往政治格局的想法,而这正是在载涛的推动之下产生的。

   此次军机更动之时另一军机大臣鹿传霖已病重危笃,(52)但毓朗、徐世昌二人取代的只是世续与吴郁生,预示着鹿传霖死后军机变动仍有后着,很可能另有替代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清廷又任命唐绍仪署理邮传部尚书。“众所周知,唐是袁世凯的忠实追随者”,故而英国代理公使麻木勒认为,“如果他决定担任这一职务,或许会替袁世凯逐步重返政坛铺平道路”;据他了解,“总的推测是政府正在同袁世凯进行谈判,准备召他回军机处接替鹿传霖留下的位置”。(53)日本公使亦认为,如果任用唐绍仪出自袁世凯建言的话,只不过是在投石问路,根据其结果,或许又继而有端方的起用,进而有袁宫保之出山亦未可知。(54)外界猜测,起用唐绍仪与袁世凯的复出不无关系。

   袁世凯遭到罢免,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也有一定关联。(55)然而到了1910年7月,日本与俄国签订第二次密约,并着手吞并朝鲜,中国东北危机日趋严重,不能不引起清廷的注意。据新任军机毓朗透露:“日俄协议以来,此方作为应对之策,与美国协作之说得势,有议论认为应与该国订立某种密约”,(56)原军机大臣瞿鸿禨亦认为:“日俄密约的结果让亲美派得到了机会,北京政府一定时期内会倾向于实行袁氏一派之前主张的亲美政策”,并且判断“此次军机变动为袁世凯复出的前兆”。(57)在此背景下,之前主导中美亲近的袁世凯,自然容易受到刚从欧美考察归国的新贵载涛的青睐。

   载涛举荐袁世凯一事当时报刊曾有报道:“自涛贝勒回国即向监国前力请起用项城”。(58)而日本公使获得的情报较为详细:载涛在建议载沣改革朝政时,频频述说起用袁世凯之必要。各国所到之处,没有不知袁世凯大名,在国事举步维艰之际应迅速起用授予要职。载沣大为心动,然后由庆亲王派人前往河南向袁世凯传达载涛及载沣的意见,劝告他同意此时复出,但袁世凯以病未痊愈为借口没有同意。进而庆亲王以书信再次劝其出山,袁世凯回复称,希望先起用唐绍仪,代替自己授予要职。于是就起用了唐绍仪。(59)另外,日本公使还从受其操纵的属于袁世凯派系的某位政客处得到类似消息:载涛归国后,庆亲王秉承载沣意思,通过他人与袁世凯就起用一事进行了三次商谈,但是袁世凯考虑到在中央没有牢固的根基而婉言谢绝。总之,决意推举唐绍仪,先观察其今后的情势之后再定去就。(60)唐绍仪在出任署理邮传部尚书前还曾特意道经彰德会晤过袁世凯,(61)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此,面对日、俄压力,力促军机突变的载涛兼而荐举袁世凯复出较合情理,载沣态度有所松动。然而,袁世凯被罢免除了载沣力主外,隆裕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故而她对军机变动以及袁世凯的态度不容忽视。袁世凯推举唐绍仪先行复出试探或许亦因如此。

   清廷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往往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泰晤士报》观察,此次军机大更换,是因为载沣受到隆裕率领的原西太后派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62)不久之后,原陆军部大臣铁良被外放为江宁将军,亦被认为是“实欲减削太后党之势力”。(63)值得注意的是,在撤换军机大臣期间,载沣并未与隆裕见面,直到变动已定后才蒙隆裕召见。(64)载沣在撤换军机这样的“重大事件”上如果未与隆裕商量,无疑是对其权威的一种挑战,自然难以得到她的认可。毓朗之弟毓盈记述称:“微闻某方面诉之皇太后,太后怒,召摄邸,欲收回成命,摄邸固持不可,乃已。”(65)另据皇族载润回忆,隆裕对于此次军机变动甚为不满,“不数日,隆裕即迫令载沣将此二人撤去。载沣始则婉言请稍从缓;隆裕复以言语相逼。载沣不得已,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为对,隆裕始无可如何”。(66)

   由于载沣的坚持,隆裕面对既成事实虽不便与其公然决裂,但袁世凯复出一事定会受到影响,而唐绍仪面临的处境亦会艰难。此时朝廷要员中与隆裕关系甚为密切的当为度支部尚书载泽,“隆裕妹为载泽妻,常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67)据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了解,载涛主张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建议“遭到以载泽为首的一派的激烈反对”。(68)此外,湖广总督瑞澂为载泽姻亲,当属隆裕、载泽一派。据日本公使消息:“湖广总督瑞澂此次进京受摄政王接见之际,毫不客气地极力弹劾唐绍仪的人品断不可用。”(69)

   或许是出于对以上政治局势的了解,唐绍仪逡巡两月之久才进京赴任。在日本公使看来,由于袁世凯复出无望,唐绍仪在朝廷中几乎遭到孤立。(70)事实上,唐绍仪上任几个月后就“因病乞解职”,清廷以投靠载泽的盛宣怀代替。(71)载涛此次的荐袁之举,因隆裕的阻扰而最终受挫。有报刊曾报道,隆裕“尤忌涛郡王奋发有为”,而“召用袁世凯等事因而亦遭阻力”。(72)

  

三、内阁总理之争与袁世凯复出阻力渐减


   载沣撤换军机大臣的风波过后,清廷政局并未平息。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正式出台,奕劻任内阁总理。然而,因奕劻反复力辞,清廷随即又谕“傥至数月以后,精力实有难胜,彼时再候谕旨”,(73)这意味着几个月后内阁总理一职将有变动。由于袁世凯声望甚高,皇族各派围绕内阁总理之争多有拉拢袁世凯之意,袁世凯复出阻力渐减。

   清廷不顾舆论攻击,悍然成立“皇族内阁”,其目的是想将权力掌控在皇族之手。照此思路,第二任内阁总理应当仍从皇族亲贵中产生。于是,“第二次总理仍将为皇族之风说,渐传播于人口”。(74)正如舆论分析:“亲贵中约分三党:一曰庆邸;二曰涛、朗两贝勒;三曰泽公。三党中各有势力,各不相让”。(75)如果奕劻几个月后获准辞职,第二任内阁总理将可能从载涛与载泽两派当中产生。

   载涛时任军谘府大臣,代其兄载沣分管兵权,其政治地位从撤换军机大臣一事后急速上升。甚至有谓“不能不结交者,涛公一人。此公能结好,永无后虑”。(76)为了树立改革、清廉的形象,载涛不仅支持学生的剪辫运动,还上奏处分了给其送礼的江北提督雷震春。(77)故而有舆论认为,“庆之衰庸诚不如涛之开展”,“诸亲贵中多以好货闻,其差强人意者为涛邸”,建议奕劻“避贤让位以娱其天年”。(78)但载涛年仅24岁,缺乏政治经验是其劣势。有报道引自内廷消息,奕劻也向载沣推荐载涛,但遭到载沣的否决,“指涛贝勒为年轻望浅均恐必致贻误”。(79)良弼及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与日本公使见面时也证实了此类消息:庆亲王频频劝说载涛承负此任,并屡屡向摄政王上陈此意,但摄政王认为载涛年轻缺乏经验,因而没有同意。(80)

   镇国公载泽时年43岁,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有一定的立宪声望,可以迎合舆论要求立宪的主张。他又任度支部尚书多年,掌管财权,“虽比肩各部大臣之列,然其权实与庆侔”,(81)而且载泽幼时在醇亲王府生活过,与载沣关系密切,“载沣经常称他为大哥,他给出过许多主意”,(82)被视为“摄政统治的双手”之一。(83)照理应为继任最佳人选。在竞争首任内阁总理时,外界就认为在奕劻之外拟定的是载泽。(84)现在“惟数月后庆邸定行辞职”,故而有论认为“总理大臣一席舍泽公莫属”。(85)然而,由于载泽与隆裕关系密切,“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86)深为载沣顾忌。载沣、隆裕的权力都受之于慈禧,而隆裕权势扩张的终极莫过于重现慈禧垂帘。据日本情报部门了解,此前陆军部尚书铁良、协办大学士荣庆等曾想请隆裕垂帘听政,“太后也稍为所动”。(87)外界亦流传“满洲八大臣联名请隆裕垂帘”之事,铁良被外放为江宁将军,据说就是载沣“疑其与谋”之故。(88)如果载泽出任内阁总理,无疑会加强隆裕的政治影响力。据良弼、吴禄贞所言,奕劻也认为载泽与隆裕关系密切,必然会与以载沣为中心的载洵、载涛一派关系不协,故而自己不能推举其为继任人选。(89)谘议局议员联合会亦了解到,“现在朝廷所以不得不用庆王之故,确系为抵制垂帘”。(90)

   载涛与载泽作为总理人选皆不理想,由谁继任奕劻之职成了难题。据肃亲王了解,由于找不到继任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摄政王格外忧心”。(91)另外,皇族内阁出台之后饱受舆论攻击,如何安抚民心亦为另一难题。因此,让资历老成的奕劻继续留任不失为一种办法。有消息称,奕劻的真实想法是起用袁世凯为协理大臣,自己继续担任内阁总理。日本公使站在旁观者角度,也肯定这种方案,并且认为载沣为留住奕劻,必定会同意他的要求,而隆裕即便不认可袁世凯,但鉴于内阁总理继任人选难以抉择,也不便强行阻拦。(92)

   还有一种方案,即载涛与载泽继任内阁总理,由袁世凯出任内阁协理进行辅佐。莫里循推断:“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将擢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同时,总理大臣‘一职’将由镇国公载泽出任。”并且判断“上述变动将在10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实现”。(93)由于了解载泽的处境,加之“近来涛贝勒继任总理的说法频频流传”,日本公使推测内阁总理可能会从载涛等年轻的近系皇族中任命,进而“在协理中安排有声望的才干家担当辅佐之任”,(94)这个“有声望的才干家”则首推袁世凯。

   早在清廷决议成立责任内阁之初,袁世凯即为重要的考虑对象之一。东三省总督锡良曾致电朝廷起用袁世凯这些“旧日声望素重之大员”以济时艰,(95)“拟保荐袁世凯、岑春煊、端方三员皆可充总理副总理之选”。(96)奕劻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面时亦曾“暗示袁世凯可能被召回北京组成一个新内阁”,对此朱尔典并不感到意外,认为军机处其他大臣的才干都比不上袁世凯。(97)后来,袁世凯还曾专门致信奕劻感谢他的“厚期”之情。(98)

   “皇族内阁”正式出台时袁世凯虽然未能顺利复出,但协理大臣那桐在第二天具奏请辞时就称赞袁世凯“智勇深沈,谋猷闳远”,并且荐袁以自代。原奏公然在视为朝政喉舌的《政治官报》上发表,(99)“监国亦居然未加斥责,凡看到官报的人无不诧异”。(100)此后,由于“现华人反对亲贵内阁风潮日甚”,外界甚至“谣传庆亲王将荐袁世凯以自代”。(101)另外,徐佛苏是代表民意的谘议局联合会机关报《国民日报》的负责人,亦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重要骨干,他也不得不承认袁世凯的政治影响力。在与日本公使交谈时,徐佛苏就曾预计:将来召开国会之时,作为政党领袖首先应该看重的当为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三人。由此可见袁世凯受到朝野各方的注目,日本公使认为“袁世凯在将来必定会卷土重来”。(102)

   因此,不论采取哪种方案,载沣似乎都有起用袁世凯的需要,袁世凯复出阻力进一步减少。据良弼、吴禄贞透露,关于袁世凯的起用,载沣方面已私下应允,载洵、载涛及那桐、徐世昌等也同意,奕劻原本就应无所异议,终于已到起用之际。但他们同时表示,由于隆裕始终持反对意见,袁世凯能否复出仍不确定。(103)

关于隆裕阻扰袁世凯复出,舆论也有类似报道:“监国亦曾允许,至未能起用之原因,闻为慈宫不甚谓然。”(104)也有消息称载泽反对袁世凯复出,“在太后前力排袁项城,谓切不可令入内阁,致有类引虎自卫”。(105)如此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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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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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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