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见到长之先生的最后一面。听说他在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前夜，写了一篇悼念老舍的文章。几个月以后，这位哲人、才子就与世长辞了。在拨乱反正，春风回暖，正可以重新施展才能的时候，长之先生倒下了。天妒其才乎？人妒其才乎？
旧清华有三剑客、四剑客之说。三剑客班级较高，是钱锺书、许振德、常风。四剑客是季羡林、李长之、吴祖缃、林庚。1966年后，李长之先生是先父长期的劳动伙伴，同是“改造对象”。我几乎每次探访父亲，都能见到李长之先生。
李先生个子不高，面貌清癯，四肢不太灵活，甚至看似羸弱。他扫地时姿势独特：把扫帚抱在怀里，靠腰部的扭动带动扫帚，划出不大的一个弧，扫清不大的一片水泥地。从劳动的角度讲，效率不高。听父亲说李先生做事效率最高的是写作，有一夜写出万字文学评论的神纪录。李先生不但才思敏捷，而且文章的内容也颇有过人之处。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之长孙柴念东兄，是我儿时的玩伴。他给我看过一则柴老的日记，反映了李先生著作的水平不俗，抄录如下：
1956年2月6日《历史研究》1956年1期有刘某[刘际铨]“太史公生于建元六年辩”，乃李长之文。李已写信郭院长，指出抄袭；李言所著太史公人格与风格一书，久为人批判，今若此，真啼笑皆非矣。
文中的郭院长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李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写成于1946年，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进入五十年代，该书遭到错误的批判。到了1956年，居然有人把这部被批判的“毒草”切下来一块，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发表！有一出京剧叫《盗仙草》；这位刘某演出了一场“盗毒草”，真可以收进《今古奇观》了。
以我初中生的文化水平，想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让一个人做他做不好的事，而不让他做自己擅长的事。削其长，迫其短的结果，是李先生全身显得疲惫，不得不间歇性地中断劳动，喘口气。他喘气时，如果凑巧父亲离他不远，父亲就越界，把本该李先生打扫的区域火速“侵吞”一块，以使他的劳动，总体上不落后于父亲太多。此时李先生会点点头，表示谢意。然而，即便疲劳中，李先生的两眼却总是炯炯有神，流露出与众不同的神气。
除了上述间歇性“喘气”，他们的劳动也有长达十分钟以上的休息时间。这时李先生总掏出一个烟斗，用扭曲了的手指把烟丝压进去，艰难地点火，很有风度地吧嗒着。前前后后好几年，我看见他抽的总是“丰收”这一种牌子的烟丝。那烟丝的味道，我闻不出有什么特殊的香气，但李先生仿佛对它情有独钟。我年少鲁钝，曾经直接问李先生：“您的手受了什么伤？怎么跟麻花儿似的？”父亲听了使劲儿拉拉我的肩膀，李先生则笑了笑说：“这是类风湿，老毛病啦。”说罢轻轻喷出一口烟，仿佛谈的是一位老友，而非一种疾病。父亲有时把我送来的大前门香烟递给他一支，他往往是笑着摇摇头。一次父亲多劝了一句：“抽吧，这是三儿送来的，不是‘周粟’。”李先生就说：“不抽那个，太阔气，不利于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说者未必有心，父亲听了却不高兴。而我听着，心里挺自豪的。那时我每月从中文系领取十五元五角的生活费，按说没有经济力量给父亲买烟、买糖。幸亏1970年的北京，每天有许许多多马车进城送菜。而我天性粗豪，多能鄙事，和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同学相约，起大早上街跟着进城的马车走，只要马尾巴一翘起来，我们马上冲过去，因为那是马粪将要新鲜出炉的信号。我们把马粪平分，铲进各自的荆条筐，运到德胜门外马甸，卖给那里的人民公社作肥料。一个早上能挣两三毛钱，累计每月每人能卖出八九块人民币呢！我就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成就”讲给李先生听，并说：这是我不怕脏不怕臭，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劳动所得，绝对沾不上资产阶级思想的边儿。没想到父亲听了脸上青一块儿白一块儿的，好像更不高兴了。
李长之先生则恰恰相反，十分高兴，对父亲说：“你家的三儿有天分。会说故事。抓得住关键细节。马尾巴一翘就出粪！要知道，选择最恰当的细节下笔，就是最好的文采。”
父亲听了，脸色有所缓和，对我说：“这可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在夸你，还不快感谢。”
我遵命道谢，其实很不情愿，心想：天分也许有点儿，但和文采毫不沾边儿。街上捡粪的孩子多了，为什么只有我们一清早两三个钟头就弄满一筐？还不是马翘尾巴这个诀窍？看似不起眼儿，所以别人不注意。等“宝货”落了地，我和同伴早已一前一后护住了，小铁锹当中一划，一人一半。其他孩子们赶过来时就晚了一步，我们的货已进筐。
我无心打听“文采”是何物、从哪里来，只想挣几个小钱给我爸买烟——好点儿的——恒大、前门、牡丹，随卖粪钱数的多少而选择相应的价位。我那次的收入想必是不错，在学校的小卖部里买了三盒大前门——那个时候物资不足，一次最多买三盒。幸好父亲烟瘾不大，且自制力极强，每天上午两支，下午两支，晚上一支。三盒烟够他抽上十天半个月了。
那天我离开时，父亲破天荒送我走下楼梯。他说“校医院的大夫告诉我抽烟有害健康。我抽完你今天送来的这几盒前门就戒烟。以后不许再送烟了，糖也不要了。省的得糖尿病。所以，你也用不着想办法挣钱了”。事后细想，父亲的这个决定确实使我丧失了捡粪的动力。凑巧不久启功先生又接纳我走进小乘巷86号的小南屋。受他影响，我对读书、写字重新发生了兴趣，就彻底放弃了颇有成就的捡粪生涯。
1971年，我“初中毕业”了。因为哥哥姐姐已经去山西插队，所以我按政策留在城里。又因为出身不好，也没有分配工作，只好在家闲待着。为了让我不出去惹事，父亲叫我读一些我的同龄人当时不感兴趣的书，包括英文。他偶尔回家时，给我一些指点。他不回家，我就不定期地到学校看他，顺便问一些疑难问题。每去，依旧能看到李长之先生。听他说，他的儿子李礼去插队了，落户北京郊区。虽然不远，但总是难以见到了。他特别说：“销了户口，副食关系也移走了。家里的副食本上，每月又少了二两芝麻酱。”说到此他长叹了一声，说：“唉，我还就是爱吃芝麻酱。”语调里充满失落与伤感。
辞别父亲时我悄声地抱怨：“什么人呢！儿子下乡受苦，他不想儿子，想芝麻酱！”
父亲听了忽然变了脸，说：“你站好了！小小年纪，凭什么轻易对别人下道德判断？你懂什么？他要是说想儿子，别人能说他‘攻击上山下乡政策’。那可麻烦大了。他要是说想吃芝麻酱，人家顶多说他嘴馋。哪朝哪代，嘴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懂得什么叫‘隐喻’吗？说是芝麻酱，其实是儿子的隐喻。我教你读的《论语》，都读到我的棉袄兜儿（北京方言，即棉外衣上的口袋）里去了吗？‘一以贯之’的是什么？”当时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猛地明白了。忙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刻父亲和我的声音都有点儿高。我愧疚地往李先生那边看，他也正在伸头看我们，脸上有点儿吃惊的表情。他不会误以为我和我爸顶嘴吧？
回到我那孤零零的家，父亲的训斥让我坐立不安。本来打算晚上到启功先生家蹭饭吃的，现在也没脸去了。我找出自家的副食本来回翻看，看来看去忽然有了主意。我母亲虽然人去了河南干校，户口却尚未迁走，因此我们的副食本上还有她定量。父亲在学校吃食堂，也用不着副食本上的芝麻酱。如果我自罚一个月的份额，我就可以用捡粪挣下的那点儿余额买六两芝麻酱。那能装满一个不小的玻璃瓶呢。我一个月不吃芝麻酱，根本不算事儿。说干就干。我当晚就去西口小铺买了多半瓶芝麻酱，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学校去了。
看到我预备的礼物，父亲颇感意外。先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你就这么给人家啊？”我说：“那还怎么给？”父亲说，“你直巴愣瞪地（北京方言，直愣愣地）送给人家，跟‘嗟来之食’差不多。李先生傲气，肯定不会要。你没见他从来不抽我的烟吗？你先拿着你的罐子下楼去转转，仔细想想应该怎么说，人家才肯接受。就当我给你出了一道考题，等到十点钟别人下楼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再悄悄上来交卷。”父亲见我磨磨唧唧地不想下楼，就说：“你有什么疑问？
直接问吧，不必犹豫。”我就说：“您平常说为人耿直诚恳是最好的礼貌，不用弯弯绕绕地浪费时间。还说有拐弯儿的功夫不如去仔细读几行书。为什么对李先生我就非得拐弯儿不可呢？”父亲说：“这你得自己想，即便我有现成答案也不会告诉你。”
我不情愿地在校园里瞎逛，脑子里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都不满意。忽然想起了我家对门，北屋老大爷的一句口头禅：“十巧不如一笨。”我家本在学校的教授楼里住，后来扫地出门，搬到了德胜门内的贫民区。那是淹没在各色大杂院儿里的一个很小的四合院，内住四家人。北屋老大爷姓马，回民，一生靠卖茶汤（面茶）养活一大家子人，六十多岁了，一肚子的民间格言、市井机智。后来我读书多了一点儿，知道他的“马氏格言”大致相当于“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博大以至约”这类的古语，和西方的Occam’s razor（奥卡姆的剃刀，简约法则），cut the Gordian knot（快刀斩乱麻）也差不多。但是在当时，马老伯的格言是唯一能帮助我确定考试答案的智慧来源。
广播体操（又称工间操）的大喇叭终于响了，人群如流水泄地，从各个楼层走下来，在楼外的空地上列队练操。我在父亲陪伴下，悄悄溜进大楼，爬上空荡荡的六层，双手背在身后，拿着那玻璃瓶，直接走到一手捧着烟斗、一手摸索烟丝的李先生面前，鞠一大躬，说：“对不起，李老伯。昨天我没听懂您的暗喻，误以为您光想芝麻酱不想儿子。我父亲训斥了我。现在我给您道歉。请您接受这瓶芝麻酱，它是我歉意的暗喻。”
我原先设想过几种结果：1.李先生不接受我的歉意，也不接受我的礼物；2.李先生接受我的歉意，但不接受我的礼物；3.李先生被我的诚恳打动，接受我的歉意和礼物。这当然是最佳选项。没想到结果是——4.以上诸项皆非正确答案。打动李先生的不是什么诚恳，而是我的笨拙。他听了我那番道歉话，仰天大笑，把手里的空烟斗都震落了，说：“叔迟（先君子讳敏，字叔迟），你家的三儿真有意思！芝麻酱是‘暗喻’？哈哈哈，错！芝麻酱是非常好吃的营养品。我想芝麻酱不代表我不想儿子。我最想的是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不过现在不能两全的时候，我只好笑纳你的芝麻酱。笑纳？哈哈哈，真是笑纳！这小孩真逗。”
他笑了一阵，敛住神态，说，“收了你这么重的礼物，我总得表示一下。”说着他把瓶子放进存工具的狭小储物间，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一本旧书，硬纸板封皮，看来以前是精装书，但纸已发黄，封面硬纸板的边缘已经磨秃，露出粗糙的内层。这说明此书有些年头了。我接过来一看，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封面上龙飞凤舞地写着些行草，最大、最显眼的是“宝书”二字，看得我心惊肉跳。我急忙翻开封页，把“宝书”二字压在下面，看到书内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连翻了十几页，都是如此，可见书的主人在这上面下过多少功夫。
我看罢把书还给先生，说：“李老伯，这是您下过心血的东西，太珍贵，我不能要。”又指着封面“宝书”二字说，“这个，我也不敢要。”此刻父亲凑过来一看，也说：“长直（不知为什么，父亲称呼李先生用二声不用一声），三儿说的有点儿道理，你赶紧把书收好吧，轻易别再拿出来了。”我见李先生脸色陡然一变，大概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颤颤巍巍地把书塞进书包，把书包放在储物间最靠里的角落。弯腰去捡地上的烟斗，却总也拿不起来。我赶忙蹲下，捡起来放在他手中。
一晃，我满18岁了。国家终于给我分配了一个工作——西城区房管局，长安街房管所瓦工学徒。大概干了一两年以后，某年的五四青年节，徒工们到“局里”开会庆祝。开会之前，各房管所来的年轻人在礼堂里散乱地坐着，还有人走来走去地互相打招呼、问候。我听到西四房管所的徒工们喊：“李礼，快来，到这边来，给你留着座位呐！”马上就有一个短小精悍，额头宽阔放光的小青年跑了过来。大家围着他又说又笑，显然他人缘很好，是众人注意力的中心。我一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就知道是长之先生的儿子。我先是一疑：难道李礼从插队的农村被招工回城了吗？明摆着，答案是肯定的。紧接着又是一喜：这下长之先生可以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了。更巧的是，父亲和李先生一同劳动，而我又将和李礼一同劳动。不管这个巧合是天意还是人力的强行规定，我还是为长之先生晚年生活的由阴转晴而由衷地高兴。
有心想上前跟李礼认识一下并问候一下他的父亲，但看到他在众工友的围绕下喜气盈盈的样子，又不忍打断。于是退而求其次，我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也觉得很开心。忽听的那些人大声欢呼，“来一段，李礼来一段！”只见李礼嗽了嗽嗓子，惟妙惟肖地模仿起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片段：“快来瞧，快来看呐！金粒儿一样的小米流进了某某老汉的口袋里啦！”他的嗓音圆润宏亮，和当时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观其神、听其音，不难想象李长之先生年轻时神采飞扬、才气纵横的样子。
会后人流散去。我四处张望，想找到李礼，跟他聊两句，却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我暗自想：“幸福的门限不是很高。这下长之先生可算轻松地迈过去了。”
然而我错了。“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很快就到来，我通过了高考，接到了某重点院校的入学通知。等待上学的日子是轻松愉快的。天气渐热的6月份，老舍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父亲因心脏患病，不能参与任何引起情绪剧烈起伏的事，而我却设法来到会场，看到启功先生已经在那里，就跟在他身后行礼如仪。仪式进行了有一会儿了，忽然大门口又有人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李礼，仿佛身上背着个大孩子。等他走近了，我才看出，那不是孩子，而是长之先生。严重的类风湿，使他身体缩小了很多，且抽搐成一堆，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先是握着胡絜青先生的手痛放悲声，后来趴在骨灰盒上又号啕大哭。他的悲伤令我震撼。当时我不知道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与老舍先生一家过从甚密，就小声问启功先生：“李老伯和老舍很熟吗？恐怕是在哭自己吧？”先生一皱眉头，说：“别说话，跟着哭。”
这是我见到长之先生的最后一面。听说他在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前夜，写了一篇悼念老舍的文章。几个月以后，这位哲人、才子就与世长辞了。在拨乱反正，春风回暖，正可以重新施展才能的时候，长之先生倒下了。天妒其才乎？人妒其才乎？
我写此类回忆文章，读者较为认同。北师大退休教授韩兆琦先生说这些文字“很平实，很有感情”。杨春教授说这些文字“鲜活，有血有肉”，其实都是肯定文中有充分、恰当的细节。我在美国教西方文论，其中含俄裔美国教授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他提倡“注意并摩挲细节（notice and fondle details）”，也是与长之先生传授给我的秘诀相合若契。我隔了三四十年重新用汉字写作还能有一定可读性，应该有长之先生细节论的恩惠。当时我年少鲁钝，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先生却早已归了道山。万般无奈，只好草写这篇小文来表达我对先生迟来的谢意与感佩。
（作者系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