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兰:《世界人权宣言》的缔造者

——埃莉诺·罗斯福,查尔斯·马立克,张彭春,约翰·汉弗莱和勒内·卡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23: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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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兰  
”[12]汉弗莱在他的助手帮助下,很快收集了所有已完成的权利法案草案,以及各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将这些材料整合起来。他想要的是一份简单的、容易理解的法案。他认为法案需要包含所有的各项权利,但它需要为联合国的所有成员所接受。在1947年6月之前,他已经准备了一份包含48项条款的国际人权法案草案大纲。

   选择汉弗莱编写初稿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因为他的草案不仅包括政治和司法权利,而且也包含了社会和经济权利。后者权利包括医疗、教育、有益的社会工作、良好的工作条件、社会保障、食物与住房、恰当的休息和休闲,以及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例如,汉弗莱的第35条写道,每个人都有获得医疗的权利。国家应促进公众健康和安全。这些社会和经济权利在美国宪法中是找不到的,也并不为多数美国人所承认。然而,他们被包含在瑞典、挪威、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苏联宪法中。这些权利也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相一致,其著名的1941年国情咨文——四大自由演说,1944年国情咨文——经济权利法案演说都提到了这一项权利。[13]最后,法案中包含的权利基本与汉弗莱本人的意见相一致。

   重要的是,当这些经济权利写入汉弗莱的草案中时,没有国家真正努力去删除它们。尽管美国国务院表示不愿接受宣言中的这些权利,但罗斯福夫人仍然说服了它。

   有两个因素可能促使其愿意接受这些权利。首先,国务院已经了解了该宣言将是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抽象原则性声明,而不是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正如人权委员会审议汉弗莱草案时,罗斯福夫人告知委员会,美国更主张一个宽泛的权利声明,并非包含强制力条款、需要国家批准且遵循的公约。其次,国务院对宣言包含的可能对个别国家施加执行程序的任何迹象进行了仔细的审查。能有什么危害呢?只不过是接受符合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和第二权利法案演说的经济权利,且这些权利仅仅仍然只是抽象的,没有强制力的理念而已。

   在汉弗莱准备草案的同时,苏联和法国都抱怨起草工作被交给三位领导者,而世界上许多地区和观念却没有得到代表。对此,罗斯福夫人在4月份建立了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八国起草委员会。[14]

   6月初,汉弗莱将草案连同四百多页的证明文件和意见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然而,扩充后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汉弗莱的草案缺乏良好的组织性和连贯性,并且它缺少一个解释其理念和宗旨的序言。苏联反对汉弗莱将迁徙自由、政治难民寻求并获得庇护,免于剥夺公民权等写进去。苏联代表认为所有这些权利应受到国家主权的限制。在整个起草过程中,苏联反对任何可能有损于绝对国家主权的条款。

  

五、勒内·卡森的第二稿草案

  

   由于汉弗莱草案的不足,委员会提议由一个四人起草小组,在汉弗莱的草案文本和材料的基础上准备一份新的草案。但是委员会很快又再一次明确,准备新草案的任务应该主要由一个人来完成。这一次,法国代表勒内·卡森被推选出来接手这项任务。

   卡森和汉弗莱一样,也是法学教授和国际法专家。他是犹太人,并在母亲的坚持下接受了正统的犹太教育。然而,在卡森自己看来,他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也许是受到他不信奉宗教的父亲的影响。卡森对国际人权的强烈关注始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腹部受伤,那次腹伤几乎让他丢了性命。他开始被带到放弃救治的病房,但在他母亲的说服下,医生才动了手术。

   他活了下来,但他的余生都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15]

   他曾相信,与过去的敌人合作,将有助于组建一个包括德国军人在内的伤员和退伍军人国际组织,以致力于和平。他担任法国驻国际联盟的代表超过十年,而在纳粹政权开始执行恐怖政策时,他为国际联盟没有捍卫德国犹太人和其他人的权利而痛心疾首。当纳粹侵入法国,卡森和他的妻子坐上最后一班开往英国的轮渡离开法国。在那里,他成为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

   战后,卡森成为在法国享有最高的法律地位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院长,在任期间他重建了法国的行政和司法系统。他代表法国出席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鉴于大屠杀历历在目,以及他对全人类的责任感,他决心将推动宪章和新的联合国坚定地致力于捍卫人权。

   当苏联代表批评汉弗莱的草稿,并坚持绝对的国家主权时,卡森起身并回应道:我对我们的苏联同事在表述中三番五次使用“干涉”这个词感到十分震惊,干涉的权利确实存在,出现在联合国宪章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希望1933年德国屠杀自己国民和每个人的事件重现……每个人应当是自己的主权者和主人。[16]

   卡森对联合国宪章的自由主义的解释,并未得到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赞同。由于担心联合国有一天会干涉一国的内政,成员国们将第2(7)条款加进宪章。它明确地指出:

   本宪章不得被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屠杀自己的国民,这在本质上是否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行为?卡森肯定会说这不是。这个问题将在未来60年困扰着联合国。

   肩负重新起草权利法案的任务,卡森迅速开展工作,在1947年6月中旬的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草案。他对于汉弗莱列举的权利清单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然而,他的草案结构更合理,把36个条款有逻辑地划分为8章。他给每章冠以标题,如第3章个人自由,第6章政治权利,第8章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他的修订草案还包括了一个序言,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国际权利法案。[17]

   最后,卡森版草案比汉弗莱草案表述更加清楚。他在第1条写道,人权属于每一个人。格林顿(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人权学者,译者注)曾这样评价,他(卡森)明确指出所有这些权利属于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这种安排,使得《宣言》把某些新的东西传递给世界。[18]

  

六、马立克的贡献

  

   在之后的18个月里,直至《世界人权宣言》获得通过,几乎所有的改动和增删,都是在人权委员会全体讨论过程中做出的,并提交给由58个联合国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第三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每一项条款(以及其中的很多措辞和短语)进行辩论,重新起草,讨论,再重新起草。[19]然而,有些有价值的贡献仍然可以归功到特定的个人身上。

   在漫长的辩论中,有四项特殊贡献应当归功于查尔斯·马立克。首先,他提出的重要理念扩展了第16条宗教自由的规定。早先的草案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少数族群的信仰自由。然而,马立克补充说一个人可以参加私下或公开、个人或集体的宗教活动,也有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后一款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在伊斯兰教法中背离伊斯兰教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20]

   其次,马立克在《宣言》中增加了第28条,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当有人质疑这一条款的必要性时,马立克说,目的在于,《宣言》应明确提出人类有组成一个联合国,建立一个世界组织,以及拥有一种权利和自由可以实现的社会秩序的权利。[21]也就是说,权利和自由,不应该只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而应该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得以真正实现。最终,这一条款在联合国获得高票通过。

   第三,卡森的序言在他的草案提交人权委员会之后不久便被委员会否决了。委员会决定等到《宣言》的最后文本几近完成时再撰写一个新的序言。在1948年6月,写作新序言的时机终于成熟了,马立克被委托起草序言。他花了整个周末来起草。他的序言几乎没做改动便被通过了,序言开头是一个声明,阐述承认人权的重要性,[22]以及《宣言》应成为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最后,《宣言》提交第三委员会审查,对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再次审查一遍,而马立克则是第三委员会的主席。从9月27日至12月7日,他卓有成效地主持了超过85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国家可以表达其关切和建议。马立克知道,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需要倾听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小国的声音,以便让他们对《宣言》有一种主人翁的感受。与此同时,许多发言者针对个别条款往往会作出很长的发言,仅仅通过第一条就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月下来才通过了前三条。

   特别是苏联代表,总是作很长的演讲,显然是希望十二月份大会休会之前《宣言》无法进行表决。意识到这点,马立克开始加开晚间会议,并宣布他会用秒表计时,即发表讲话都被限制在三分钟之内,他会在演讲者时间用尽前三十秒敲打木槌。他严格控制时间,不论发言人是罗斯福夫人、卡森、巴甫洛夫(苏联代表)或圣·克鲁斯(智利代表)还是张彭春。[23]

   有了明确的方向,第三委员会迅速审查剩余条款,完成了审议工作,在1948年12月7日午夜前夕以无反对票(但有7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宣言》。

  

七、来自东方的协调人张彭春

  

   《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纯粹世俗性的文件。它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声称其来源于宗教信仰或神法。它的基础仅仅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良好人际关系的需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些《宣言》参加者就不认为上帝是一切自然权利的来源。然而,这个世界居住着许许多多宗教人口,无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信教者还是不信教者,甚至还有持官方无神论的共产党人,任何试图把《宣言》建立在某种特定观念的上帝或神法之上的做法必然会排斥或冒犯很多人。正如英国代表恩斯特·戴维斯(Ernst Davies)所说,在《宣言》中任何涉及上帝的提法可能招致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代表们的反对。[24]当然,这并没有阻止一些代表们想引入上帝提法的意图。马立克,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实际上已经提议在第16条关于家庭保护的条款中增加“家庭是造物主的赐予”的表述。苏联代表亚历山大·博戈莫洛夫(Alexandre Bogomolov)回应称,很多人并不信仰上帝,而且《宣言》的受众是全人类,无论是信教者还是不信教者。[25]因而,马立克的建议被否决。

   《宣言》与宗教相揖别应归功于张彭春。这一影响见诸关于第一条的讨论,该条款写道,所有人……被自然赋予理性和良心,并应像兄弟一样彼此对待。在第三委员会的讨论中,巴西代表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Oswaldo Aranha)提议将它改为按照神的形象和样貌被创造的人,他们被赋予理性和良心……”此时张彭春提醒委员会,中国代表了全人类中很大一部分人口,并且有着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截然不同的理念和传统。这些理念包括良好的礼貌,礼节和礼仪,以及顾及他人。然而……中国代表保持了克制,并没有提议应在《宣言》中提及这些。他希望他的同事能够表现出同样的考量,并撤回针对第一条提出的某些形而上事项的修正案。“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宗教不容忍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26]

   此外,张彭春说,第一条保持原样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号召所有的人以兄弟精神彼此对待,与中国哲学和启蒙运动的理念都是相契合的。巴西的提案被撤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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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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