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夫龙:张爱玲的服饰体验和服饰书写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23: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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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夫龙  
与众不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张爱玲与时代生活格格不入。后来,张爱玲离开了大陆。而一到香港,她马上红绸黑缎,短袄旗袍,极尽恣肆地穿戴起来,彰显出嗜衣如命的衣服狂本色。

   当然,张爱玲钟情于服饰尤其是她的丰富复杂的服饰体验,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的和个人的原因。她一生酷爱奇装异服,将生命视为“一袭华美的袍”,服饰寄寓了她深刻的生存之思和生命体验。家庭的变故,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与离异后的生活境况,都让幼小的张爱玲产生了莫名的恐惧,使她对人和社会不信任,现实的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又使她产生逃避现实生活的倾向。张爱玲找不到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她也无法理清紊乱的现实秩序,更无法找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和存在感,这种自身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以及自身内部的矛盾,决定她必然会以复杂的心态来审视人生和社会。在她无力改变现实窘境,也无法整合现实生活时,只有创造自己的贴身环境——衣服,住在自己的衣服里,在服饰中独树一帜,并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和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寻求现世的安稳,追求岁月的静好。在苍凉迷惘的身世之感中,她以奇装异服来寄寓自己自伤自怜的惆怅。被忽视和冷落的童年经验激发张爱玲寻求身心的安全和存在感,她不仅设计奇异的服饰,而且穿得惊世骇俗,可以无视场合氛围和他人的惊讶,也不期待别人的掌声,既以贵族女子家居生活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喜好,领悟古典服饰的美感,又竭力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她选择古装外出,也接纳西方服饰,既彰显了骨子里的娴雅贵族之气,也不失现代知识女性的灵动。童年时期的心理压力、心灵创伤,成年后红极一时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满足,支撑着张爱玲遭受压抑戕害的心灵奋勇前行,于是,她以个性张扬的服饰表达她的心态,以傲视一切的风姿享受成功后的愉悦。同时,张爱玲又以凌云之笔俯视芸芸众生,书写世间悲欢,她不仅赢得了儿童时代应有的自尊、自爱和人格尊严,也终于找回了曾经失落的精神世界和灵魂家园,从而达到了一种心理的平衡和身心的安全着陆。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服饰变化并不是唯一的个例,鲁迅在服饰上也经历了一个找寻和嬗变的过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便在服饰上不再青睐日本服饰,也不再钟情西式制服,而是对民族化服饰重新回归,在服饰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19)从服饰变化的维度来审视张爱玲,我们便会发现,张爱玲的服饰话语和着装选择尽管总是标新立异,但却不愿随波逐流,更无哗众取宠、俗不可耐之嫌,这既归功于她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对美的追求、感悟,又与她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和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密切相关。

  

二、服饰书写的话语意涵及文本功能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作家人格心理和自我性灵的折射。由繁华走向衰败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经验,动荡漂泊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悲观认识,对生活的悲观体验,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悲观理解。这都影响着她感受生活、理解世界、审视人生、表达自我的方式,引导和制约着她的现实出路与艺术选择。她在文学创作中对服饰津津乐道,且热切关注,无外乎要通过创造这个贴身的世界来表达自己的生存思考和生命体验,显示她的存在。因此,她的小说中人物的服饰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性存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生命象征而存活于她的文本深处,其服饰话语也饱含着悲观的人生哲学。张爱玲笔下人物的服饰鲜明突出、形象直观,其服饰书写既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隐喻人物心理、暗示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渲染时代氛围,更有助于表达作者对存在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追问,服饰话语深层隐含着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对生命的哲理沉思。这种强大的文本功能,能够让读者全方位深入地把握人物形象、理解生存环境、体悟生命价值。

   (一)暴露阴暗的人性,直逼灵魂

   罗兰·巴特指出:“服饰可以被当作符号来对待,一面是样式、布料、颜色,而另一面是场合、职业、状态、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简化为一面是服装,另一面是世事。”(20)张爱玲熟悉都市人生,对浸淫其中的人性人情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悟,通过服饰书写来勘探人物的情绪、心态,揭示置身于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内心的阴暗,暴露其人性的扭曲,直逼人的灵魂,是她的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

   小说《金锁记》表现了一个涉世未深的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如何一步步变成一个害人害己的疯狂魔鬼的,如作者所言:“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21)这一人性异化和堕落的过程,透过曹七巧30年来的服饰变化显示得清清楚楚。女主人公曹七巧刚出场时,是如下装束:

   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22)

   可以看出,曹七巧是个热衷打扮并且善于打扮自己的女人。从服饰的颜色上看,有“雪青”“银红”“葱白”“闪蓝如意”,色彩搭配精细,显得明朗而有层次感,她穿的银红衫子透露出一个年轻女子的温情和爱美之心,但她的着装款式和举止行为又流露出一种霸气和俗气。可以说,此时的曹七巧刚嫁到姜家几年,有了一双儿女,患骨痨病的丈夫满足不了她的各种欲望,她对自己的婚姻极度失望。但年纪尚轻的曹七巧又不甘命运的摆布,她渴望拥有真正的幸福,在感情匮乏的窘境下需要情感的温暖和慰藉。对于家庭,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曹七巧毕竟还存有一些合乎情理的愿望,她爱上了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但却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也不值得爱的人。“她的痛苦是想爱而不能爱,同时她又是情欲的奴隶,她被红色的情欲控制着、煎熬着,她的内心空虚而焦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来填满。”(23)随着丈夫的死去,曹七巧过起了孤儿寡母的生活,在各种欲望无法得到正常满足的情况下,她对爱情的幻想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和疯狂攫取。曹七巧陷入了生命的绝望和虚无,堕入黄金的枷锁作困兽斗,逐渐变成了一个古怪、暴戾、变态的“疯人”。她不仅自己成为了金钱的奴隶、黄金的枷锁桎梏下的牺牲品,而且还亲手破坏了儿女的婚姻。曹七巧出现在女儿未婚夫童世舫的面前时,完全是一副疯子的装扮: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24)

   “青灰团龙宫织缎袍”象征着地位、权力和威严,此时的曹七巧是家里的主人,成为财富的拥有者和绝对控制者,但她的家庭连同她的年轻的儿女都笼罩在黑暗之中,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看不到温暖和梦想,她浑身充满了鬼气和古墓的苍凉阴冷,她的报复和怨毒令人发指,这意味着她的生命一点点变得枯萎、暗淡,毫无生气。

   临终前,曹七巧似睡非睡地横在烟铺上,“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25)。翠玉镯子套过的滚圆的胳膊与骨瘦如柴的手臂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变的是玉,变化了的是人,这种对比显示了曹七巧生命的衰朽和青春的远逝。曹七巧回忆起年轻时的美丽和幸福,后悔自己为金钱而错过了可以比现在幸福的机会,泪眼朦胧中颇多人生的感喟和省悟。这里的翠玉镯子,实际上反衬和隐喻了女主人公生命的衰朽和命运的不幸,揭开了人生不幸源于华美服饰下人性黑暗和灵魂卑劣的生命本质。

   在《封锁》中,服饰书写主要是在外表的整饬体面和内在道德的伪善脆弱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来组织的。小说叙述了抗战期间的上海市区,因日军空袭而被迫停止行进的一辆电车上,一对邂逅的陌生男女之间所发生的暧昧故事。男主人公吕宗桢,是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已有妻子女儿;女主人公吴翠远,上海申光大学英文助教,25岁,未婚。他们对各自目前的家庭生活均不满意,但又必须回到现实中自己的家庭,继续扮演各自的角色。他们的外表整饬体面,而内心却是空虚无奈的。他们在精神上渴望出轨,以摆脱心灵的疲惫,激发身心的活力和愉悦。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他们的欲望是合理的;但于社会和家庭而论,却是有违道德甚至法律的。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这些,所以短暂碰撞产生的激情火花于瞬间熄灭,最终带着心灵冒险的刺激和情感的遗憾各走各路。吕宗桢穿着齐齐整整的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文包,一副体面斯文、有教养的都市高级白领模样,在外是个好市民,在家是一位好父亲和好丈夫。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他居然会在停开的电车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大胆地勾搭一个未婚女性,从这个都市成功人士雅致的服饰可以看出他空虚的灵魂和冲溃道德底线的人性堕落。

   张爱玲对于吕宗桢的服饰书写是简约的,而对于吴翠远的服饰则作了较为详实细致的描摹:

   ……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关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26)

   从这段服饰描写中可以看出,吴翠远是一位保守矜持、清爽素雅、清心寡欲但不漂亮的老姑娘形象,在家里是好女儿,在学校是好学生,工作后是好老师。真的无法想象她的内心深处竟然蕴蓄着强烈的对异性的欲望之火。只不过是在封锁期间的短暂邂逅和无意闲聊,竟促使她产生了非分之想,把严格的家教和道德自律抛之脑后,竟然想把自己全部的身心托付给吕宗桢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并不在乎有没有钱,也不在乎有无名份。当吕宗桢婉言拒绝她的时候,她竟然哭了,还认为他是个好人。随着封锁的解禁,她终于明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27)由此看来,吕宗桢不过和她逢场作戏一场而已,痴情作真的吴翠远最终也在梦醒时分恍然大悟。在这里,所谓的道德、教养、体面、斯文,都成为自欺欺人的牌坊,这就揭开了人性堕落和虚伪的面纱。张爱玲借助服饰的书写暴露了隐藏于华美外表下的人性的阴暗,捕捉住了人物的灵魂。

   (二)暗示人物命运,展现苍凉人生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话语,不仅具有可供阐释的意义空间,而且渗透着一种悲凉甚至悲哀的精神。她善于借助日常服饰去暗示人物的命运,展现苍凉的人生,因此,她的小说主题总是悲观的,人生总是无助而又无奈地指向虚无,显示出空余苍凉的况味。

   张爱玲的小说《花凋》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如何像花一样凋谢的故事。一开始它就通过郑家小姐们的衣服展现了整个家庭窘困的生活,女主人公郑川嫦在姊妹们争夺服饰的斗争中惨遭失败。她小时候的穿着、相亲时的服饰甚至生病时的衣服。都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她凄惨荒寒的人生惨状,暗示了她自小被家人冷落终至生命之花凋谢的悲剧命运。

郑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父母自私自利,姐妹们之间勾心斗角,明争暗夺,而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孩子。她是最小的女儿,生来就受到姐姐们的欺负,而弟弟又占去了父母的疼爱,她的悲剧命运似乎先天注定。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川嫦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妹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2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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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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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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