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汉文 林佳萱:“事大”还是“平衡”:韩国的对外战略传统及其当下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18-12-06 0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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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汉文   林佳萱  

   内容提要:地缘政治与历史演进共同塑造了韩国安全战略传统。其“事大”战略承认半岛政权与周边强国在权势力量对比上的悬殊差距,主张对地区最强国家采取臣服与合作的态度,获取强国对其维持自治自主态势的容忍;“平衡”战略则通过利用、引发、甚至主动激化其周边诸强间潜在或现实的矛盾,使诸强达成权势的平衡和相互的制约,以小谋大,以求自保乃至强大。冷战期间,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是其“事大”战略的延伸。冷战结束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有向“平衡”战略转移的迹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当前韩国对外战略考虑中,“事大”战略再度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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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半岛一向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竞争的主战场,半岛历史上曾先后存在的、基本涵盖半岛部分或全部的各政权(如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大韩帝国以及当下的朝鲜和韩国)也时常在东北亚,甚至整个东亚国际政治秩序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上述政权在作为一个独立权势不断得到巩固的同时,亦曾面临若干次来自半岛外部、直接关乎国家存亡的大冲击、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半岛政治精英采取包括臣服、平衡、抑制、抗击等在内的多种策略或策略组合,在维护国家生存的同时,发展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对外战略传统。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半岛局势复杂性、联动性的深入发展,梳理发掘这一长期主导韩国对外战略的思维模式和精神传统,分析把握其影响及当下效应,无疑对正确分析当前韩国对外政策走向、进而有效预测东北亚战略格局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事大”:以臣服换自主


   朝鲜半岛位处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连接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如同东欧是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样,朝鲜半岛一向是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争夺的桥头堡”①,长久充当着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的缓冲区。韩国战后重要领导人、军事独裁者朴正熙指出,“每当中国一个强大的朝代兴起的时候,它的势力就蔓延到朝鲜半岛。……对于金、蒙古和清来说,向南侵入半岛是自然的。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统治小小的朝鲜,而是入侵中国大陆,然而朝鲜总是首当其冲。出于同样原因,俄国人企图统治朝鲜的主要目的是想把朝鲜作为桥梁来征服整个东北亚。日本一有扩张机会也要侵略朝鲜,……最终目的也是统治满洲和大陆中国。”②

   尽管在诸多战略大家看来,朝鲜半岛极具地缘政治价值,但由于半岛自身在面积、资源、人口等权势潜力方面存在的诸多天然不足,使其难以成为庞大权势力量的孵育器,相反却长时间处于大国(至少是地区性强国)权势力量的重重包围甚至威胁当中。即使是在半岛基本一统、国力有所提升的部分历史时段(如公元10世纪后半叶、11世纪初的高丽王朝与14世纪初的朝鲜王朝),半岛历史上出现的最强权势虽可在内部纷争中胜出,治权得以覆盖整个半岛,但一旦卷入与周边其他强权(如契丹、蒙元、后金以及日本)的武装冲突中,则基本无法占据上风,大多几无抵御,甚至有灭国亡族之虞。这一点,从1231-1270年间的蒙元入侵、1592年和1597年的日本入侵(“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1627年和1636年的后金入侵(“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1894年日本入侵直到1898年的“日韩合并”,可以得到一再的印证。面对这一异常严酷、异常艰险的周边环境及其对半岛民族生存发展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后世的韩国政治-文化精英不禁哀叹:“我们民族的历史一直是一部苦难史,是一部国内贫困化和内外交困的历史,……是一部外国入侵的历史。”③

   在强权环伺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为谋求自身安全和生存,韩国对外战略当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事大”。这种战略承认半岛政权与周边强国在权势力量对比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悬殊差距,主张对地区最强国家采取一种总体上的臣服和合作态势,以宣布臣服、朝贡、岁贡、遣质、协同出兵等方式,大体满足强国在政治、财政甚至军事方面的要求,取得强国对其维持自治自主态势的容忍。一般认为,“事大”作为半岛历史各政权对外战略的基轴,开始于公元14世纪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执政时期。④但从该战略的设计意图和总体效果来看,“事大”战略实际上于1273年高丽王朝被迫成为蒙元藩属国之时便已在实际上得到实施,而李氏朝鲜建立后,更将“事大主义”作为处置与中国明朝关系的战略基轴,在其后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基本与中国维持着这种相对友好但并非平等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16世纪末明神宗援助朝鲜击退日本的侵略后,“事大”战略更是取得了现实和道义上的有力支撑。⑤朝鲜也因此成为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员。

   “事大”战略的逻辑前提在于承认半岛政权与周边强权现实存在的极为悬殊、且无法弥补的实力差距。1388年当高丽王朝谋划北攻明朝新设置的铁岭卫时,大将李成桂便意识到高丽与中国明朝在实力上存在的严重失衡,主张半岛政权不可“以小逆大”,而应“以小事大”,明确反对对中国动用武力。⑥朝鲜王朝太宗李芳远同样认识到半岛政权与中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吾东方土塉民贫,境连上国”,因此“诚宜尽心事大,以保一区”,否则“诚若小亏,衅必生矣,可不畏哉”。⑦1636年“丙子胡乱”后,朝鲜在被迫向清称臣的诏书中极为典型地论述了这种战略选择的现实主义原因:“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⑧

   除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考虑外,这种以屈从换取自主与生存的战略,依然附带其他诸多显著利益,如经济(有利可图的朝贡贸易)、政治(希望凭借其正统性受大国承认,进而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安全(避免成为大国攻击的目标,甚至希望与邻国发生纠纷乃至军事入侵时,能够得到大国的军事援助)等。但总的来看,半岛政权对周边强国采取“事大”战略和臣服立场以免受其入侵、维持自身的生存乃是这种战略的根本目标。韩国学者承认,在“事大”战略筹划实施的三大基本考虑当中,确保国家安全显然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即“通过与地区霸权国家之间的政治联合确保国家安全和自主空间”。⑨

   应当指出的是,与其他战略类型相比,“事大”战略仍有其独特之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意识形态因素的看重。从历史上看,如果半岛政权与周边强权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和归属感(如朝鲜王朝时期半岛政治-知识精英对于中华文化的全面认同),则半岛政权奉行这种战略的意图则愈发牢固,效果也愈发明显。例如,在16世纪的朝鲜王朝,半岛的知识分子群体已将这一战略“用春秋大义名分加以合理化,认为这是天理,形成了‘中华事大’的观念”。而朝鲜积极参与中华秩序的目的,“也不再仅仅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考虑,而是深化为谋求与中国同质化,乃至建立一个仅次于中原大中华的‘小中华’”。⑩

   而一旦意识形态认同感缺失,这种丧失了精神支柱的战略在活力和效果方面就开始面临诸多问题,其之所以能够延续则仅仅依靠对事大国远高于己的国家实力的现实承认而已。例如,高丽王朝在成为蒙元属国、朝鲜王朝在成为后金以及后来清朝的藩属后,由于认为己方与事大国之间已经不存在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因此在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立场延续“事大”战略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反而对事大对象国保持一种疏离甚至蔑视的态度。(11)然而应当承认的是,意识形态因素对于“事大”战略的影响经常是脆弱和有限的:在重大生存危机面前,半岛政权仍可以背弃意识形态立场而向现实威胁屈服。例如,面对后金两次、尤其是第二次的决定性进攻,朝鲜很快就背弃了与明朝的藩属关系,向后金求和,通过更用清朝年号、遣质、朝贡等方式,更替臣服、“事大”的对象。

  

二、平衡:夹缝中求生存

  

   除“事大”战略外,韩国另一大安全战略传统就是“平衡”。“平衡”战略通过利用、引发、甚至主动激化其周边诸强间潜在或现实的矛盾,以小谋大,力图在诸强之间发挥关键的“平衡者”作用,使诸强达成权势的平衡和相互的制约,以求自保。韩前总统朴正熙就指出了奉行平衡战略以求自保图强的可能性:“尽管朝鲜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一个遭受苦难的地方,国际形势使它成为了外国强权的战场”,但“朝鲜并非必然和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如果能够驾驭局势,它可以成为对抗三大势力(中、日、俄)的堡垒”。(12)

   半岛政权奉行平衡战略同样有久远的历史。公元11世纪,当高丽王朝面对契丹(辽)强大的军事压力时,高丽一方面在组织武力抵抗后向契丹妥协臣服,另一方面又与宋保持联系,以求对契丹有所牵制,并注意利用北方边境契丹、渤海、女真间的复杂关系及上述势力的消长兴替以图牟利。(13)而半岛政权奉行平衡战略最为典型的案例,主要发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至“日韩合并”这一极为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在此期间,取消中国宗主权、法理上取得独立的朝鲜为对抗日本几乎公开的侵略野心,开始谋求主动引入美、英、法、德等其他强国势力、尤其是俄国,以求外部势力在半岛达成一种大致的平衡,防止日本势力的独大,确保国家的生存。基于此目的,自1890-1904年间,朝鲜开始有意识地将铁路铺设、矿产采掘、海关管理、沿海捕鱼等一系列权利出让给美、俄、英、法、德等国,以求制约日本在半岛的主导性影响。特别是以1896年高宗李熙秘密出宫逃入俄国公使馆为标志,在俄国支持下,朝鲜亲俄内阁得以成立,政府部门内的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教官被尽行遣散,朝鲜于1897年宣布成立“大韩帝国”,平衡战略似乎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功。(14)

   就理论而言,一个国家奉行平衡战略取得成功有赖于同时满足两大条件:一是平衡者必须有能力阻止其平衡的两个或多个对象单独妥协、尤其是以牺牲己方利益为代价的妥协;二是在其平衡的对象之间爆发直接武装冲突、己方被迫公开选择立场的情况下,己方具有足够实力能够给予较弱一方以实质性的、足以决定结局的援助。而这两大条件,19世纪末的大韩帝国一个也无法实现:由于实力羸弱,它既无法阻止俄、日两国以损害自己利益条件下的相互妥协,又在俄、日两国武力决战的情况下被迫宣布“中立”,寄希望于采取观望的立场以换取战胜国的怜悯。(15)其结局则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后韩国迅速遭日本的军事占领、进而成为后者的保护国并最终完全丧失独立,平衡战略宣告完全失败。

公允而论,无论是历史上的高丽王朝还是19世纪末期的大韩帝国,半岛政权奉行平衡战略难度极大。由于身处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之间的战略通道,一向被两个甚至数个彼此敌对的强国所包围,半岛所存在的独立政权,实际上几无可能在周边强国(其中很多甚至是洲际规模的大国,如蒙古、明帝国、清帝国、俄罗斯帝国)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国际关系史上成功的权势平衡者(如18世纪的英国)不同,半岛政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孱弱的实力,根本无法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地位,寻求与权势较弱者建立同盟从而防止强国独大局面的出现。简单地说,它本身就是周边强国扩张的首要目标和大国较量的主战场,犹如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时处于法国、瑞典、荷兰、英国、俄国重重包围之下的德意志。而打破这一战略困局的唯一方法,唯有效仿1871年后的德国,努力使自身成为地区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主要角色之一。然而,半岛的地狭民贫加之现代化步伐的严重迟滞,使其权势规模没有成长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水平的可能。因此,19世纪末半岛政权实行的这种平衡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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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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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和平与发展》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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