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通: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碰撞与五个“地中海”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 次 更新时间:2018-12-06 06: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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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通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危机几乎都发生在五个“地中海”地区,分别是欧洲—北非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东北亚“地中海”和南海。这一是因为各“地中海”历史、地理、宗教和政治生态复杂,易引发地缘政治危机;二是因为五个“地中海”是海洋、欧亚大陆、东亚、伊斯兰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的结合部,随着地缘战略板块的运动,尤其是在海洋板块扩张作用下,各板块在结合部激烈碰撞,致使相关区域发生一系列地缘政治危机。面对一个未来更加条块分割的世界,各战略板块围绕“地中海”的争夺将更趋激烈。维护中国的“地中海权益”,关键是要推动各地缘战略板块达成守望和平、互利共赢的战略共识;树立“地中海思维”,在多种文明、宗教、历史交汇的特定地理空间内,多种力量的均势、均衡与合作是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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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来,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危机大部分发生在“地中海”。这里的“地中海”,不仅仅是指欧亚非交界处的传统地中海,还泛指地球上所有四周被大陆或岛链环绕,内部为汪洋大海的“地中海”。以传统地中海为起点,向北是波罗的海;向东是黑海、里海;而在遥远的欧亚大陆的东侧,则有东北亚“地中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在更远处,还有北美洲与南美洲之间的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在几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每一个“地中海”都有各自的演义。但最近十年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危机集中爆发在五个“地中海”。一是欧洲—北非地中海。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始自突尼斯,迅速扩散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国家,并影响到红海和波斯湾。当前,位于地中海东部的西巴尔干国家政局不稳,经济社会问题严重,引发民粹和民族主义,潜在冲突风险升高。①第二个“地中海”是黑海。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和2014年的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危机,其核心利益之争就在于黑海控制权。三是波罗的海。北约势力与俄罗斯力量激烈对峙。由此可见,从波罗的海,经中东欧直到黑海和西巴尔干,一道新的“铁幕”正徐徐落下。四是南海。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围绕南海主权,菲律宾等一些东盟国家在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势力的鼓动和支持下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五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自北往南包括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和东海四个边缘海共同构成的东北亚“地中海”。自2016年以来,朝核问题升温,正在演变为中国家门口的一场地缘政治危机。

   中国在各“地中海”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迅速扩展,因而面临愈来愈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亟须妥善应对。以发生在地中海南岸的“阿拉伯之春”为例,“利比亚撤侨”之前,中国在利比亚有75家企业,涉及投资金额188亿美元。②撤侨后,许多市场机会随之丧失,中国企业蒙受了较大损失。在黑海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与北约、欧盟之间形成了紧张对峙,给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16+1”合作带来潜在地缘政治风险。而东北亚“地中海”、南海位于中国家门口,涉及中方国家主权和重大安全利益,事关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为何近十年来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危机都发生在上述五个“地中海”?导致这些地缘政治危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未来趋势如何?中国在这些“地中海”区域面临怎样的地缘政治风险?又该如何管控,有效维护自身的地中海利益?这些都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地中海”及其特性


   在传统地缘政治学中,人们虽然对单个的特别是传统的“地中海”给予了较多学理关注,但对其他“地中海”一并探讨其特性的,则几乎没有。这种缺失正是本文意欲加以弥补之处。而“地中海”的历史复杂性、地理敏感性和发展不平衡三大特征,则是“地中海”危机不断出现的重要因素。

   (一)“地中海”:被地缘政治学遗忘的角落?

   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没有把广义上的“地中海”视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走向的核心区域,也没有从理论上加以凝练,提出有关“地中海”的一整套地缘政治理论。具体而言,海权论的提出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关注的是海洋上的“锁喉要道”。马汉认为,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的控制,是体现国家力量至关紧要的因素。③这种观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陆权论的提出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关注的是欧亚大陆上的“地理枢纽”或曰“心脏地带”。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中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海上国家和陆上国家反复斗争的历史。而陆上力量的中心区域,即所谓的“历史中的地理枢纽”,也就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大体和前苏联的领土范围相当)。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书中,麦金德将从波罗的海穿越黑海的东欧放进欧亚大陆内部的战略附加之中④,并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⑤这对西方政治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的警示是明显的——控制世界的关键位于德国和斯拉夫国家的中间一层,或称中欧(Mittteleuropa),一个对德国人进入同从俄罗斯进入一样方便的地区。⑥在麦金德看来,在枢纽地区之外,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奥地利、德国、土耳其、中国和印度;而在外新月形地区中,则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加拿大和日本。⑦这两个新月形地区可以对枢纽地区构成遏制。而耶鲁大学的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教授关注的则是欧亚大陆两端的所谓“边缘地带”,即处于陆地和海洋边缘,夹在海权和陆权中间,同时也是资源富集的地区。所谓“边缘地带”,具体而言,包含欧洲沿海、阿拉伯半岛和中东沙漠地带以及亚洲季风区域。在亚洲的季风带,“边缘地带”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中国与中国沿海地带、印度与印度洋沿岸。与麦金德相类似,斯皮克曼也从马汉那里继承了海权与陆权分立的二分法,将“边缘地带”视作“可争执地带”(debatable zones),是海权与陆权角逐区域。同样的逻辑也使科恩认为这些地缘战略区域和资源富集区(亦即斯皮克曼称作“边缘地带”的地区)是纷争连绵的“破碎地带”(shatter belts)。⑧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Saul Cohen)在《国际关系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将“破碎地带”称之为“战略导向地区,既在内部深刻分裂,又夹在地缘战略辖区大国之间的竞争之中”。⑨由此可见,从海洋上的“锁喉要道”,到欧亚大陆上的“心脏地带”,再到“边缘地带”、“破碎地带”,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始终没有把“地中海”单独作为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概念予以详细审视。

   但在西方政策界,对地中海、加勒比海等单个“地中海”,则一直有相关论述。一个世纪前,新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注意到新大陆的墨西哥湾—加勒比海湾,和旧大陆地中海的内陆海之间存在地理上的相似性,她称前者为“美洲的地中海”。斯皮克曼将“美洲的地中海”形容为美国对其须有绝对控制权的地区。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欧洲—北非地中海可谓是长盛不衰的研究主题。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在布罗代尔笔下,地中海有其鲜明的特色:地中海作为一个单位,拥有具有创造力的空间,有着惊人的经由海路的来往自由,有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各个地区……还有互相取长补短的各种居民,以及与生俱来的敌意。⑩在布罗代尔看来,地中海的各种文明不断盲目地同紧紧夹住这个内海的几个大陆的巨大地块进行着斗争,甚至还需要同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斗争。(11)在中国史学界,著名历史学家阎宗临在《欧洲文化史论》中,将地中海视为欧洲历史演变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是中欧平原),提出古罗马和现代英国,从未忽视过对地中海控制权的争夺。(12)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地中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的地中海,尤其是位于欧洲和北非的传统地中海,没有将各个“地中海”统一起来进行研究。但现实情况是,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多个“地中海”区域爆发了时间上紧密衔接的系列危机,这就需要我们对各“地中海”从比较的视角和整体的角度把握。初步来看,近年来的“地中海”危机有三个特征。一是都发生在欧亚大陆周边与海洋的交汇处,是陆地与海洋力量激烈角逐的地带,而美洲的加勒比海则总体“风平浪静”。二是“地中海”危机爆发的同步性和密集性。上述五大“地中海”危机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密集、强度大。三是牵扯宗教、文明冲突,有历史性在其中。有鉴于此,本文在“心脏地带”、“锁喉要道”、“边缘地带”、“破碎地带”等地缘政治的传统概念之外,拟从地缘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视角考察“地中海”概念,深入分析“地中海”危机产生的原因、预测趋势,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

   (二)“地中海”特性

   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观察,我们发现“地中海”有三个显著特性,这些“特性是导致“地中海”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历史复杂性。从历史上讲,“地中海”地区都有繁荣的往昔和灿烂的昨天。这里存有多种文明,有过多种力量的角逐,历史“恩怨”复杂。以传统地中海为例,其沿岸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古代开始,这里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巨石文明、爱琴海文明等多种文明交汇演绎之地。数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伊斯兰教内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恩怨绵延不绝。这意味着,当地缘战略板块碰撞之后,新的板块边缘的形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历史的形塑。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第二次海湾战争),在颠覆萨达姆政权后,美国扶持伊拉克什叶派政权,这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伊朗也是什叶派执政,这导致伊拉克与伊朗这两个中东地区大国都由什叶派掌权,什叶派在中东地区力量得到空前壮大,事实上帮助伊朗改变了原先被逊尼派政权包围的困境,这让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感到坐立不安。基辛格曾经提到,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阿拉伯之春”最初被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这一波改革会将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东地中海、阿拉伯半岛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历史进程并没有像西方最初期待的那样发展。“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既有的宗教、社会、阶层矛盾。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动荡国家的背后,出现了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使得东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所环绕的阿拉伯世界更加动荡。

二是地理敏感性。各“地中海”都地处十字路口交汇之地,邻国众多,列强环伺,是地理敏感地带。大国都需要出海口或者控制海洋上的“锁喉要道”,都想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围绕“地中海”的地缘政治角逐是几千年以来恒定的历史地理主题。海洋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一直想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围绕地中海的控制权,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希腊与波斯人之间的希波战争、希腊内部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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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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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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