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列耀 池雷鸣: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及海外传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18-12-05 01:14:25

进入专题: 华侨华人文学     海外传播  

王列耀   池雷鸣  

   内容提要: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中国文学应当自觉承载其历史使命。但百年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却面临着严峻挑战。应对挑战,不可盲目,需建立在完备的认知之中。从现有有关百年中国文学的文学史书写来看,何为本土(中国)?何为海外?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却依然没有解决完备的历史遗留问题。在以“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为主体的文学认知与实践中,时间意义的探寻可谓是其核心主旨,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时代语境历史性地要求百年中国文学需要空间转向,在“时间的中国”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空间的中国”。在这个新的认知体系的建构中,“华侨华人文学”将为此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史视角,在“文化中国”的全球化场域中,将有效沟通本土与海外。一旦“中国文学”的空间内涵有所规定,“华侨华人文学”与之的关系有所厘清,那么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五个方面(5W),就将比原有的仅仅是时间内涵的“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更多的可能性。

   关 键 词:百年中国文学  华侨华人文学  海外传播

  

   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时代主题,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最强音。如今,全球化依旧如火如荼,无论是主动融入,还是被动防御,每个人都将“被全球化”。刚刚去世的齐格蒙特·鲍曼对世界的这一洞察,值得深思。

   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一个时代主题,同时也是一个空间主轴,既离不开中国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奋斗,也离不开其他国家民众的认知、理解与承认。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召唤,也是其规定。

   所谓“复兴”,并不是回到“封闭”的伟大,而是传承中新造一种“开放”的文明,因而以追求和谐为目标的中华文化,希冀在求同存异中,与其他文化“美美与共”,合力打造命运共同体,共赢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无论是从全球化的召唤,还是中华文化的自身特性;无论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还是其他国家民众的交流愿景而言,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换言之,只有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才能够真正实现伟大复兴,才能够共享共赢,惠及全球文明。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文学当然要探究其在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价值与意义。只有自觉承载历史的重任,文学就不会在历史中消亡,反而将以其特有的位置与魅力,再造出久远的图景。

  

一、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挑战与应对

  

   目前,关于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多受学界关注,如苏州大学王尧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张健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等,也取得了相应的硕果,令人鼓舞。但是,就现状而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需求、重任、紧迫,与严峻的现实、实际的挑战之间的矛盾。

   比如全球化。当我们认识到全球化之于今日中国的必要性时,也要警惕其构建过程中的西方霸权性,特别是萨义德所指出的“文化帝国主义”与“东方主义”。一些学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中,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比如:西方出版市场、一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性”“政治”题材与主题的偏爱;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如阴魂不散的冷战思维,依旧试图形塑丑恶的、落后的中国形象;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价值观,用西方性衡量民族性,导致中国文学价值的贬损等。对此,学者王侃总结道:“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时时面临三个层面的阻力:它可能来自某种制度化的语言过滤,也可能来自‘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选择,也可能来自文学本身的价值偏见。”①实际上,这是自鸦片战争,中国被全球化以来,一直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但本质上依旧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这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面临的最大的全球化挑战。

   面对挑战,中国文学不是应不应对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的问题。百年中国文学史表明,大部分时期,中国文学一直主动吸收、接受西方文学,在某一时期,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根,全盘西化,即便是到了当下,依旧存有很大的传播“逆差”。向西方学习,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优点,这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时,应有的姿态,但在学习的同时,一味吸收而不辨别,一味接受而不输出,都是不可取的。对于前者,我们做得还比较好,鲁迅早就提醒过要“拿来主义”,而对于后者,虽然政府层面有意识地组织过大规模地输出活动,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八十年代开始的“熊猫丛书”等,但至少在知识阶层中,还未形成自觉输出与传播的意识,导致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严重失衡。对此,张清华曾注意到:“在又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只重视对外来文学的借鉴,而很少、也很羞于向别人介绍和推销我们自己。”②或许这也是面对西方时,文化自卑的一种表现。

   到了新世纪,这一情形已有很大的改观,愈来愈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开始关注、致力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事业。但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而言,对此的认知似乎还有待提升。对此,学者黄立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聚焦“译”,却忽视“介”,特别是缺乏中国学者的位置,于是呼吁建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体系,敦促中国学者承载其应尽的时代重任。③传播体系的建构是当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亟需的,没有体系,就无法传达出整体与持续的影响力。但体系的建构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建立在完备的认知之中。

  

二、文学史书写中的“中国”认知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势在必行,也就内在地规定了百年中国文学必须解决如何面向海外的历史问题。要真正解决此问题,就不得不处理好本土与海外这一全球化矛盾。

   何为本土?何为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一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却依然没有解决完备的历史遗留问题。

   何为本土?实际上关乎“中国”概念的建构。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可知,中国,首先是政治的“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和政治命运不同时期的表征,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有一个以大陆为中心,不断辐射到台、港、澳的变迁轨迹。但这个“中国”是版图的中国,地理的中国。杨义在新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提出“全史意识”,认识到:“文化中国是一个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把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文学的‘分界’从血脉的深层加以‘打通’,自然就形成了‘大中国文学’的精神网络。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和内在历史联系上,建立起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文学一脉相贯、四地互渗的精神网络,乃是几代仁人志士的一个‘勿忘我’的精神情结所在。”④从中可看出,杨义以“全史意识”,打破地理阈限,建构“文化中国”以替代“政治中国”的意图。这种认知,当然值得赞赏,可惜的是,在具体书写实践中,依旧将“台湾、香港及澳门独立成卷,由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窥探它们的文学地理”⑤,而没有如他所言的那样,真正建构起一个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一个用文化“打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全史。

   “独立成卷”,这种叙述形式与策略的考量,显然是一种权宜性与便利性的做法,同时也揭示了台湾、香港及澳门与大陆之间因历史而产生的显著差异。这种区域的差异,有着其无法割舍,不可或缺的文学史意义,这也是台湾、香港及澳门文学一再被“对立成卷”“独立成篇”的原因所在,但这种形式上的简单关联,终究无法实现“文化中国”式的血脉相通,而对这种相通性的发掘与探究,才是真正的历史应有的态度。对此,陈思和新近的探索,颇有启迪。

   陈思和主张在中国现代文学体系中,引入“殖民地文学”的概念,特别地以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文学表征作为其依据。在这个补充后的“新”的中国现代体系中,他发现,原有以大陆区域为主体的“现代”“封建性批判”“语言”等问题、现象都有了新的挑战,都需要新的思索。

   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现代”来源于西方先进国家,是摧毁封建传统文化的有力武器,于是由此而生的新文学运动主要任务是反封建的启蒙任务。但是对于国破家亡的被殖民的台湾而言,反帝反殖才是文学首要的使命。日据台湾的“现代”一方面直接来自于西方,但更多的时候来自日本的殖民制度和殖民政策。在日据时期台湾主流文学中,这两个“现代”是被区别看待的:对前者,呈现出如同大陆那样的拥抱姿态,而对后者则是抗拒与批判的,流露出殖民地色彩的痛苦复杂心态。

   大陆的新文学以其无所畏惧的先锋姿态,与旧文学等封建文化、思想势不两立,但同时期台湾文学的古体诗词,甚至具有迷信色彩的文化风俗等旧文学、旧文化,在殖民当局侵略政策的利用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反而成为保存民族文化记忆的抵抗形式,这样一来,旧文学、旧文化不仅不能简单地被“现代”批判,还具有了大陆所不具备的历史价值。

   大陆新文化运动的语言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欧化,通过引入大量生词和陌生语法,形成了一种读者陌生、难懂的欧化白话,以改造国民旧思维。而台湾文学语言,由于殖民地当局的“同化”政策,出现了汉语文言和白话、台湾话文、日语三者互相交杂、逐步交替的复杂现象,形成了杂糅的日据台湾殖民地文学的语言特征。

   综上,陈思和总结道,“二者的结合(笔者按:‘二者’指两岸文学),使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体现得更加完整。如果将两岸文学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系统里加以比较的话,可以看到文学史呈现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超出了单一社会形态下的文学状态。”⑥上述的“结合”,就不再是简单的形式关联,而是历史与血脉的“相通”。只有如此才能够展现出一个“结合”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面貌,即由半殖民地社会与殖民地社会两种不同文化、文学思潮构成的双重变奏的文学形态、时期。

   杨义、陈思和等学者的认知和实践,已然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权威。但这个权威并不是指“文学史权力”,而是伽达默尔意义上的“权威”。伽达默尔认为,“人的权威归根到底并不是以屈从和放弃理性为基础,而是以认识和承认的行动为基础,也就是说,认识到别人的判断和见识比自己更高明,因此,他的判断应该占据优先的地位,即比自己的判断更优先。”⑦简而言之,伽达默尔所指的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真确的认知。

自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陈晓明等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史”在不断地书写中,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这种文学史现象之所以可能,持续而且仍将发酵,与其是说是缘于“权力”,不如说是得益于认知。陈思和在一次访谈中坦言:“‘重写文学史’只能是两个标准,第一就是良知和道义的问题。我们要有良知,我们要说出真话。文学史就是这样,不能指鹿为马,明明是不好的你说成是好的。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要从史料出发,一切都要从材料出发,从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出发。这两点后来我也一直坚持下来了。”⑧“良知”“道义”“真话”“史料”等“重写”标准诸多关键词,其实质就是要坚守和更新历史认知,还原历史面貌;或者用陈思和的话来说,就是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因为“文学史体系的建构是需要文学史理论来支撑的,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范畴的现代文学史理论,则无法把台湾文学完整纳入现代文学史体系和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华侨华人文学     海外传播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804.html
文章来源: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1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