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反腐败视域下的“零容忍”:内涵、价值与实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 次 更新时间:2018-12-05 0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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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  
其次,要通过廉政讲坛、影视小品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对社会公众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廉政文化宣传,培养公民的反腐败意识。目前,我国针对社会公众的反腐败教育还较为欠缺,进而影响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反腐败的参与意识。在“零容忍”反腐败的推进过程中,应该扩大反腐败的教育的范围,唤起公众抵制腐败、勇于与腐败行为作斗争的责任感,借助于公众反腐尚廉的观念、境界和行为的养成,在全社会形成“反对腐败,抵制腐败,拒绝与腐败合作”的零容忍的氛围。

   (三)强化查处惩治机制,注重“零容忍”的实际效果

   腐败是侵蚀社会肌体的毒瘤,如果任由其发展肆虐,必然危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实现“零容忍”反腐败战略,必须依法、依党纪政纪从严惩处腐败行为。

   在腐败行为的查处惩治机制上,要密切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和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充分发挥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腐败行为的查处惩治上,首先应强化监察委员会对于腐败违纪违法行为的调查权。过去反腐败斗争中“调查处置权分散”是腐败久攻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的专责机构,其可以依法调查、处置触犯国家法律的腐败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关于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的规定,取代了过去纪委纪律检查的强制性手段,从而使留置措施的使用进入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留置作为两规的替代性措施,不仅可以适用于党员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可以针对严重违纪行为,从而集中和强化了腐败案件调查处置权。但需要注意的是,留置权的性质不同于刑事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其适用程序和适用范围不受《刑事诉讼法》约束,适用条件还要进一步明确。腐败行为的惩治上,其次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一是要针对腐败犯罪案件从严适用刑罚,司法机关应坚决纠正裁量失衡的现象;二是在刑罚执行中也要消灭特权现象,在涉及腐败犯罪案件的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事项时,严格控制数量,严格程序和监督,实现刑罚执行中的人人平等;三是强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反腐力度。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深入,一些外逃贪官和将资产转移至国外的贪官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工作重心之一,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实现国内法律与国际公约的有效衔接,积极与其他国家缔结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及引渡条约,完善相关的程序与证据规则,尝试建立缺席审判、财产追回等配套制度,绝不让腐败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

   在查处腐败行为的实际效果上,首先要求查处腐败具有确定性。正如西方管理学家提出的“热炉法则”一样,只要实施腐败行为,必定受到党纪政纪或国法的制裁;不管是谁实施腐败行为,都要受到党纪政纪或国法的制裁。各级、各类腐败行为查处部门要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不因位高而保留情面,不因面广而法不责众,不因恶小而不惩,不允许“网开一面、法外施恩”的情形发生。其次要求查处腐败行为具有坚定性。就是对腐败分子坚决查处,决不姑息;对触犯了党纪国法的腐败行为,“露头即打”,一查到底,绝不手软。[18]只有从严惩处腐败行为,才能维护党纪国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使反腐败“零容忍”政策真正落实。再次,查处腐败行为还要具有及时性。反腐败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查处腐败的及时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及时有效发现和揭露腐败行为比严厉惩处更重要。查处腐败行为的及时性要求收到腐败线索、发现腐败行为后迅速做出反应,尽快查明事实。腐败行为查处的及时性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遏制行为人的侥幸心理,并对潜在腐败行为人产生较强的警示作用。同时,采取一定措施,全面了解、跟踪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廉洁自律状况的信息,及早发现党员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针对问题早提醒、早处理,尽量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问题,[19]也在及时性要求的涵摄范围内。在反腐败斗争工作中,应始终对腐败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切实将“零容忍”贯彻到腐败行为和腐败犯罪的预防和治理实践中。

  

   【注释】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吉林大学犯罪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项目“中国特色反腐败国家立法问题研究”(2016LLZ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参见王世洲、刘淑珺:《零容忍政策探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69页。

   [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114/c70731-24118640.html, 2018年3月12日访问。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028/c64094-28814467.html, 2018年3月12日访问。

   [4]武暾:《浅析腐败犯罪“零容忍”》,《人大建设》2014年第5期,第45-46页。

   [5]参见倪寿明:《“零容忍”成为反腐治贪新战略》,《中央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3期,第70页。

   [6]罗文剑、吕华:《“零容忍”反腐败的问题基模构建及实施对策》,《廉政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25-26页。

   [7]参见张磊、车明珠:《反腐败零容忍政策的反思与实现》,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16年第1卷,第575-576页。

   [8]孙国祥:《腐败定罪“零容忍”之审思》,《江海学刊》2013年第4期,第133页。

   [9]前引[4],武暾文,第45页。

   [10]龙太江、晟欣:《中国实施腐败“零容忍”策略探论》,《求索》2010年第6期,第72页。

   [11]孙道萃:《论“零容忍”反腐作为具体刑事政策及其展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摘要部分。

   [12]参见王秀梅:《论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第70页。

   [13]前引[5],倪寿明文,第70页。

   [14]吕永祥、王立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机制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动态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33页。

   [15]张旭:《也谈〈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修改》,《当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4页。

   [16]参见许春华:《新西兰反腐败的“制度笼子”》,《南风窗》2013年第5期,第79-80页。

   [1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19/c_123967017_3.htm, 2018年3月18日访问。

   [18]参见邵景均:《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卷首文。

   [19]参见张用建:《“零容忍”惩治腐败的路径方略》,《学理论》2015年第20期,第14页。

   【期刊名称】《当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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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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