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社会科学的困境及其出路:兼论“返回韦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 次 更新时间:2018-12-05 0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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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东  
社会团体是怎么样的内部关系,内部的冲突服从什么样的机理,至于这个阶层该不该存在,这个冲突该不该发生,不是社会学家应该回答的,也不是他们能够回答得了的。这样我们就必须给学术确定一个非常有限和非常专门化的功能,那就是服从于认识上的不断分工,然后对事情本身做一个更加清晰的澄明,而不是试图去告诫别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在韦伯看来,政治或是指导生活实践的艺术是不属于课堂的,在课堂里或所谓的知识殿堂里只是告诉学生社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而不应该是说教,或者告诉学生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真正严肃的社会科学作品所应该承载的功能只是把事情的逻辑关系解释清楚明白,其结论不应该涉及到价值判断。韦伯说,一个合格的学者在大学里讲道德或者政治生活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正确的方法就是讨论民主的各种形式,分析民主的运作方式,比较不同形式的民主对生活状态的影响,然后将民主形式和非民主政治秩序的形式加以对照,努力让学生进入到一个能够找到出发点的状况,以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终极理想确定自己的理想。他不应该打着让事实说话的幌子把特定的政治立场灌输给学生。。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的作用不必高估,但作为专业的知识生产活动,有三个作用是值得提出来的。

   第一,一种可靠的知识或学问能够让我们得到关于技术或技能的知识,好让我们通过计算或逻辑训练来支配我们自己的生活或支配外在的一些事物,以及对别人的行为做出一种判断,所以学问虽然不提供对生活意义的判断准则,但是它却提供我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技能;

   第二,学问给我们提供思想及应有的思想方法,提供思考的工具,提供某种思考的训练,这种训练比单纯地掌握某种技能又更高一个层次了;

   第三,韦伯认为最重要的是学问能让人变得清明。也就是说通过对知识的接受或形成知识的逻辑的接受,我们可以判别,一旦我们认同某个观念或者我们认识到生活某种意义,那么服从于这种意义的一整套逻辑体系是什么样子的,一旦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被确定,什么才是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手段、程序和途径……。通过学术的训练我们可以比普通民众更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人生目的,清楚自己的人生意义的前提下,服从于这个目的和意义的一整套的操作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学术训练是帮助一个人提升判断自己的责任、提高履行责任能力的一桩事情。

   学问就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经营的一种事业,是一种志业。学问最大的用处就是为了达到认识上的自我清明,它有助于我们透过芜杂的表象认识事物的真正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和大学的人文教育要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单纯的、价值无涉的一种生产活动,其主要功能就是帮助自己形成一种关于目的-手段之关联的非常正确、清楚、明白的看法,道理讲清楚以后,会有助于一个人投身到生活的实践当中去。社会科学的认识不一定能帮助一个人确定什么人生目标但却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实现既定的人生目标。

   总结起来讲,韦伯就社会科学可能性的回答,贯穿在他关于问题意识、目的-手段链、理想类型的艰深讨论之中;而关于社会科学功能的意见则显然是克制的、低调的,他认为经验社会科学不应该有指导生活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功能。

  

  

   如果我们基本赞同韦伯的思想,那么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当务之急应该是消除道德专制的危险和廓清应有的功能边界。

   毫无疑问,只有就所服从的目的和所服务的价值角度来判断,社会科学才是道德科学,而基于某种先定目的和价值的社会科学活动本身应该是严格经验性的和价值无涉的,它关心的是与问题有关的社会实在的各个因素的性质和彼此关联的作用机制。作为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在确定了某个问题之后,他要做的是收集数据数据,弄清事实,建立假说,展开验证,在此基础上提出结论。总之,他应该运用符合行业标准的专门训练所养成的操作技艺来处理对象。在这样的生产程序和劳作过程中,没有价值判断的立足之地。合格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至少在他开展研究的整个过程中都应该自觉摈弃价值判断,如果他确实难以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事先说明自己的道德倾向和立场。惟其如此,经验社会科学才是可能的,对于这种经验性学术研究的结果,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产生共识。

   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消除道德专制,首先不应该要求学术上的外行在这个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或者强烈的自我克制,作为“选民”或者“消费者”,他们选择何种学术作为自己人生的参考这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自身的人生观决定的。学术活动所要做的是提供既定需求下的经验实证。而这要求在研究者学术活动的全过程自觉秉具价值无涉的立场。也就是说,做到去道德化,最重要的是要求学者具有某种专业素质。包括象外科医生般冷静的头脑、专门训练所获得的特有技术手段和服从知识生产分工的职业精神。我认为,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言,养成从业人员的这种专业素质的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值得有识之士投身于其中作出贡献。

   其次,在韦伯的立场上,我们要警惕对社会科学应有功能的夸大或者贬损,确立起自觉和自信。一方面不应该夸大社会科学的功能,社会科学决不能提供包治社会百病的统一的灵丹妙药。科学不是信仰,不能承载信仰所具有的功能。也就是说,不能指望社会科学能够帮助一个人确立人生观或者促使他完成人生观的转变,也不能指导政治的或者人生的实践。要求社会科学具有那样的功能是不切实际和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加要注意的是社会科学要发挥他本该发挥的功能,那就是授人以渔、致人清明,帮助人们提升关于自己此生应该有的责任意识并提高其履行责任的能力。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在功能上面所处的状况是不上不下的,我们多的是体系化的宏大叙事,而在类似信仰的功能消解以后,这种理论也就蜕变成为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空洞说教,与意淫无二;另一方面,我们缺乏扎实的经验研究来帮助社会各用户实现既定目的下的清明认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用户导向的情况下为持每一种价值观的用户提供专业分析意见。社会科学不是巫术,不可能只以一种价值观和一种结论去让多种类型的用户满意。如果把为多个用户提供专业性的分析服务作为社会科学的功能,那么,可以断言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严重缺位的。我们还需要大大拓展社会科学作用的空间,还需要培养大量合格的专业从业人员。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和功能的论述并不是终极的。他未能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

   首先,正如李凯尔特、舍勒等人所批评的那样,韦伯只是反复强调知识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完全不承认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性”的联系。这使得他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某种十分阴郁和悲壮的气质。而未来的人更加需要研究哲学在协调知识与实践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和不可替代的功能。

   第二,应该注意的是,韦伯基于事实和价值两分法的关于社会科学功能的思想,虽然对于我们在某种功利诉求上保持必要的克制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必须看到,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价值的内涵。实际上,现代实验社会科学的成果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避免在价值观上受学术成果内容的影响,各个学科的学生往往受到自己专业的影响而呈现出相当特定的价值观。[7]这一点正是当年韦伯所没有看到的。

   第三,韦伯没有注意到学术供给中的公共选择机制问题。如何解决学术需求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学和其他学术生产机构如何对不同阶层和团体的学术需求作出及时和负责任的反应,以保证多元化价值时代学术生产的效率和公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也许在韦伯的时代,这个问题是不那么迫切因而没有必要专门加以讨论,也许韦伯本人还来不及或者缺乏专业知识来加以分析。但是今天,我们得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在主张对话、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应该具有委托(雇佣)社会科学专业人员从事专门研究或者拥有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专家意见的可能性。我们该如何进行制度上的设计来避免在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中避免“穷人不能雇佣好律师”的问题?

   第四,去道德化是专业工作的需要,而如何避免因此而出现的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的道德冷漠,韦伯对此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如何造就有德性又有职业精神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很多医生在经过大量的职业训练后往往出现对生命价值的冷漠,这个情况大概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专业工作者。事实上,经济学从业人员的道德冷漠已经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状况。舍勒当年致力于发展他的质料伦理学,也许是对韦伯未加注意的一种困境的积极反应。

   最后,价值和经验社会科学之间关系始终是难以形成固定的操作范式的,由此也使得社会科学功能问题具有更加复杂的性质。韦伯与其说是解决了社会科学可能性的问题,不如说是揭示了实现社会科学可能性的本质性的困境。他未能提供统一的可操作的范式,或者说,韦伯始终是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操作层面上进行讨论。

   通过最大程度的形式化来寻求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只能是南辕北辙。同样,通过反科学来寻找社会科学的尊严也是缘木求鱼之举。今天的社会科学还必须回应韦伯当年提出来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形成处理文化现象的理想类型。中国社会科学还必须在个别化和形式化的极端倾向中寻求出路。从韦伯的讨论中,我们不应该灰心丧气,正确的反应始终是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虽然,以上这些问题是悬而未决的,但因此而低估韦伯当年工作的意义是大错特错的。相反,至少在当下,在我们所针对的主要问题上,回到韦伯的立场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秉具韦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才有坚实的基础去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迎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2、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3、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第二版),张庆熊、张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注 释:

   [1]本文的基础是作者2005年9月27日首期家庭读书班上的评论和2005年12月11日在三联书店的演讲。感谢三联书店为演讲所作的安排,感谢倪建伟、沈中达、王长刚诸位对录音的整理以及刘阳的提问和评论。在董希望先生的热心鼓励和督促下,作者在2006年6月18日由《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召集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会”上的发言也涉及到了本论题,赖金良、毛丹、叶航、林来梵等教授参与了讨论,在此致谢。此外,最近两年来,汪丁丁、冯钢、史晋川、许彬等教授以及陈春良与作者在相关问题上的讨论较多,深受启发,在此一并致谢。

   [3]需要注意,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科学领域,论域没有覆盖人文科学(学科)。

   [4]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对于经济学家所抱有的批评态度,是基于她对假想的“拉美化陷阱”来立论的,到了郎咸平则是拿国有资产流失说事。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更加倾向于激起读者的道德义愤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泛道德化对经济学的冲击以这两篇文献为最有代表性。

   [5] [5] 2004年是韦伯的《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中‘客观性’》一文发表100周年。作者一直打算撰写一篇关于韦伯社会科学哲学的专题论文以资纪念,但最终还是流于读书笔记阶段未能成稿,非常遗憾。

   [6]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7]早年进行的一项著名实验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虽然对于逻辑关系的认识更加清晰,但同时也表现得更加自私。这个实验结果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指责经济理论的根据。不过,我觉得需要弄清楚到底是经济学把人变成自私的人还是自私的人更加倾向于学习经济学。

  

   (本文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原标题为“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自觉:回到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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