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刚:先锋小说的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18-12-02 00: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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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刚  

   内容提要:先锋小说不是西方文学思潮“中国化”的怪物,而是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深处,借着现代性而盛开的一朵奇葩。这在江南作家的先锋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江南文化的影响下,先锋作家在其叛逆、反抗以及另类的“西方化”的艺术品质中,流露出了或清淡或浓郁的“中国式”古典精神或复古倾向。

   关 键 词:先锋小说  江南文化  古典精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以其另类、怪异以及颇具颠覆性的写作手法在文坛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时至今日仍然是评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以今天的文学视野来看,先锋小说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艺术手法上的种种缺憾,但在当时可谓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变革,引一时之潮流。

   “先锋”是法语中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词汇,它最早是作为一个战争术语被使用,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发展出一种比喻意义。然而“先锋这个隐喻——表示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一种自觉的进步立场——在十九世纪之前并未得到始终一贯的运用。这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先锋派’的称号为什么有着难以消除的现代面目”①。而关于先锋派,在西方的语境中也有着较大的争议,“由于先锋派这个词频频被用于激进主义的政治语言,当它被用于文学或艺术时,它往往会指向一种忠诚,人们可以从一位视政党宣传为自己主要职责的艺术家身上发现这种精神。也许主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波德莱尔不喜欢也不赞成先锋派这个词和先锋派这个概念”②,他甚至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对它的极度蔑视。

   当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先锋”一词所代表的思想特征明显不具有波德莱尔所讨厌的政治意味,而波德莱尔所强调的那种不可化解的矛盾,“即存在于先锋派堪称英勇的不遵从主义和它对于盲目、不宽容的纪律的最终服从之间的矛盾”③也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的先锋派,最早是以反叛者的姿态出现的,甚至一度成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终结者,尽管它也最终难免沦为一种新的权威的可悲命运,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生存的本源性与终极性的质疑,对历史缺失的特殊解释,存在或‘不在’的形而上思考,超距的叙述导致对自我的怀疑,对暴力、逃亡等极端主题的表现”④等等,使得先锋派在1980年代的文学潮流中独树一帜。先锋小说的出现,使得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当代文学创作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先锋作家把西方的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心理主义、未来主义、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都统统纳入他们文体实验的视野之内,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⑤而与此同时,关于“先锋小说”的诟病也随之而来,比如对于形式的过分强调,对于现实或真实生活的背离,小说内容的晦涩难懂等等,都是先锋小说备受指责和批评的艺术缺陷。关于先锋小说的意义、影响、得失等等,相关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在此不一一赘述。

   先锋小说最早的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1984年马原《拉萨河的女神》的发表,随后洪峰、残雪等人的小说写作,逐渐使得这一文学潮流为人所关注。但先锋小说真正开始产生影响力,是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作家的出现及其作品的逐渐流行,而其中影响力持续时间较长并引起更多关注的是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一批出生于江南地区的先锋作家。当然,先锋作家群在江南的崛起并不是有意为之的文学安排,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偶然与巧合,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人文地理所孕育的一场文学风暴。对此,有研究者指出:

   当然,如果硬要找出一个说法,或许就要归因于南方的人文历史和地理。南方那些水雾弥漫的雨季,为神秘的玄想创造了一种氛围,而从先锋小说作品中,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南方雨季的潮湿和暧昧,那些神秘出入的人物和不可思议的故事。而在南方残存的那些传说和旧时代的遗迹,那些笼罩在迷雾中的老宅,都催生出南方才子们古怪的激情,烟雨茫茫的山水和霉烂、阴冷、玄奥、艳丽的生活都成了他们想象的资源。他们像是巫师、相士、道人,用不可思议的语言言说着不可思议的故事,并用神秘和玄奥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他们像那些长久地生活在南方的智者与大师,如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等,把充满才情的玄想带入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俗化的时代。阅读这些南方小说就像一次充满幻觉的远游,让我们一次次堕入非真实的魅力中。当这些南方才子们在一夜之间涌上文坛的时候,我们似乎再一次领略了南方的神秘、古老和怪异。它对热热闹闹的80年代是一种偏离和疏远,而这种偏离和疏远本身又证明着80年代的复杂和矛盾。只是这些复杂和矛盾常常被遮蔽了、忽略了,因而先锋小说的“偏离”和“疏远”,一开始就沉入一种寂寞的境地。⑥

   因此,先锋小说不是西方文学思潮“中国化”的怪物,而是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深处,借着现代性而盛开的一朵奇葩。这在上述江南作家的先锋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江南文化的影响下,先锋作家在其叛逆、反抗以及另类的“西方化”的艺术品质中,流露出了或清淡或浓郁的“中国式”古典精神或复古倾向。

  

一 灵动意象与古典意趣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自古至今,相关探讨不胜枚举。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⑦可以说较早从美学角度认识到意象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二十四诗品》中也提到“意象”:“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⑧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甚至不无偏激地强调说:“使古今中外的所有艺术具有同一性的,能彼此认同的,就是意象。”⑨就执着于形式革命的先锋作家来说,对于叙事手法的痴迷似乎是压倒其他一切表现手段的,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关于意象的构架必不可少。不管是小说的命名,还是小说人物的塑造、故事氛围的营造,甚至于情节的推动,都能看到意象的身影。早期如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格非的《青黄》《褐色鸟群》,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等诸多先锋小说,都能看到意象在小说叙事与美学表现上的深刻印记。而到了先锋作家后期转型之后的写作中,这种意象的构架更为明显和突出。尤其是在苏童的小说写作中,与江南文化相匹配的意象有着更为写意的敷设,“不仅使他的小说获取了更大的表现的自由与空间,使叙述向诗性转化,而且使‘抒情风格’向更为深邃的表意层次迈进、延伸,尤其是在表现南方生活的作品中,意象与南方的自然、生态、人的存在方式、存在体验之间构成了各种神秘的文化联系,甚至可以说,南方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象征或隐喻,就是一个无限丰富的意象。”⑩只有透过这些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江南意象,才真的能够体会到江南文化影响下先锋作家的古典精神或复古倾向。

   苏童在《少年血·自序》中写道:“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从《桑园留念》开始,我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11)可以说,这一自序基本道尽了贯穿苏童小说写作的全部意象,南方老街、青石板路、潮湿的空气、溃烂的生命、扭曲的灵魂,无不透露出江南世界的自然风貌、文化景观和精神面向。即便是在其早期颇具代表性的先锋小说《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意象的选择已经表现出耐人寻味的诗意氛围。比如在小说《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作者写道:“多少次我在梦中飞越遥远的枫杨树故乡。我看见自己每天在逼近一条横贯东西的浊黄色的河流。我涉过河流到左岸去。左岸红波浩荡的罂粟花地卷起龙首大风,挟起我闯入模糊的枫杨树故乡。”(12)苏童对于意象的迷恋,当然不是单纯的叙述需要和激情表达,也并非刻意地以符号化的姿态实现哲学化的思想呈现,他是打开了另外一个视角,来表现人与自然世界、现实世界的血肉关联,通过想象的力量和诗情的释放,来表现一种叙事的美感。

   江南,烟雨迷蒙,河流纵横,这一独特的水乡世界使得“河流”意象如影随形地出现在江南作家笔下。不同的是,河流意象所呈现的内容是有差别的:在汪曾祺的笔下,河流意象所蕴含的是小桥流水人家似的诗意图景;在陆文夫的笔下,河流意象所孕育的是寻常巷陌的人间烟火;在格非的笔下,河流意象所承担的是叙事的推进和氛围的营造;而到了苏童笔下,河流意象所承载的是暴力、血腥、残忍一并交杂的南方的腐烂与堕落。比如格非在小说《褐色鸟群》一开始即写道:“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13)“深黛色的河流在孤零零的木桥下冥寂地流淌。我竭力在桥上寻找她的影子。”(14)与“河流”意象相伴生的,是对于雨(尤其是梅雨)的钟情。阴雨连绵所带来的潮湿之气和霉变之味,成为江南世界独有的象征和标志。苏童在《妻妾成群》中这样写道:“秋天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候,窗外天色阴晦,细雨绵延不绝地落在花园里,从紫荆、石榴树的枝叶上溅起碎玉般的声音。这样的时候颂莲枯坐窗边,睬视外面晾衣绳上一块被雨淋湿的丝绢,她的心绪烦躁复杂,有的念头甚至是秘不可示的。”“陈佐千快快地和颂莲一起看着窗外的雨景,这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潮湿难耐起来,花园里空无一人,树叶绿得透出凉意。远远地那边的紫藤架被风掠过,摇晃有如人形。颂莲想起那口井,关于井的一些传闻。”(15)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温暖的诗意色彩,而是充满了异样的、令人厌倦的生活气息,这种气息同江南的自然气候密切相关,而这也奠定了当代江南小说独特的叙事基调。格非的《褐色鸟群》同样四处弥漫着雨的气息:

   一天深夜,歌谣湖一带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下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停。我拥着薄薄的棉被坐在床上吸烟。现在梅雨季节来临了。我看是绿色的田野上空,雨幕像密密的珠帘一样悬挂着。大风将白楼的木栅栏院门刮得砰砰直响。我谛听着大雨中的各种声响,又渐渐入眠了。到了晌午的时候,我恍惚听到楼下有人在砸门。我想那大概是白楼花园里的园丁。可是下着这么大的雨,园丁来干吗?砸门声越来越响。我懒洋洋地披上衣服下楼开门。我轻轻地拨开门闩,大风扑面直灌进屋来。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冷战。

   那个女人站在雨中。(16)

   这个站立在“雨”中的女人,虽然在格非的小说中籍籍无名,但因了这软糯潮湿的气氛,却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中的梅珊、颂莲,这些披着古典的传统外衣的女子,在苏童历史化的叙事口吻和神秘化的抒情风格中,无不流露出典雅、精致却也哀伤、忧郁的感人气质。江南潮湿低沉的空气里,泥土腐烂的气息以及女性凄清幽怨的感怀相互混杂,共同营造出了苏童小说颓废、低婉的美学情调和神秘、病态的叙述氛围。张清华在《天堂的哀歌——苏童论》中指出:苏童的小说“具备了他特有的既古典浪漫,又高贵感伤的气质”,“它的叙事中氤氲着一个古老的文化模型,一种久远又熟悉的色调,一种种族历史所特有的情境和氛围”,“它们在神韵上同南朝作家以及江南文人常有的纤巧、精致、抒情和华美气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宛如杜牧的诗、李煜的词,充满着哀歌一样的感人魅力”。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江南意象,苏童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审美风格。葛红兵说:“苏童无意于展现时代,也无意于刻画人物,他试图揭示的其实只是某种心态、意绪与幻觉,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人公的命运与观念实际上都是虚拟的、象征化的。而实实在在地被苏童看重的则是她们的生存感受、她们的虚荣、她们的欲望、她们的恐惧、她们的空虚,这些通过井、萧、阳痿、醉酒等一系列意象弥漫开来。”(17)苏童很好地将历史、文化、故事、人物、氛围糅合到“枫杨树乡”这片江南土地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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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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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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