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迎平:施蛰存划“右派”的前因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1 次 更新时间:2018-11-30 00: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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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迎平  

   施蛰存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在经历了1954年对恩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再写原创的文章了,认为为了自保和生存,“丢掉文学创作”“对我大有好处”。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①学校领导也是大会小会鼓励教师们大鸣大放。《文汇报》新增的一个杂文专栏的编辑不断地催促施蛰存写稿,沉寂了很久的施蛰存认为,文学的春天真的到来了,知识分子将能够自由地创作、批评和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开始,施蛰存只是试探性地写一些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如1956年7月15日写的《百家争鸣,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向》,这篇文章只是对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一个响应。或者写一些“闲话”文章,如发表在1956年10月12日《文汇报》的《闲话重阳》,闲谈重阳的登高、饮菊花酒以及插茱萸等等风俗,纯属风俗知识的介绍一类。

   1956年11月23日,施蛰存在《文汇报》发表了《夏原和知识分子》一文,看上去还是“闲话”,其实,并非闲话。文章以11月18日《文汇报》“读者的话”栏目登载的有关艺术家夏原的事情为引子,引出自己的感想。夏原在抗战时期从事木刻艺术,曾有以贵州苗家生活为题材的木刻作品,解放后因为“自高自大”被送进劳动教养所当作游民处理。施蛰存在文章中说:“一般地说来,自高自大当然不是美德,它不但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容易影响别人的进步。……据我的看法,自高自大大多是自尊心的恶化发展。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工作者,凭他自己的学养,常常容易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成就。……因此,自高自大的发展,往往是不自觉的。唯有能够从自己的甘苦中体会到别人的甘苦,才能养成‘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杜甫的胸襟。……正因为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发展,所以应该采取极自然的教育方法,以消弭于无形。如果采取打击他的自尊心的方法,我以为是毫无好处的。”②施蛰存的意思是,对这样有自高自大缺点的知识分子不要盲目打压,因为盲目打压,要么促成这自尊心的狂妄发展,以非常突出的自高自大态度来敌对思想改造;要么使其变成一个自卑自小的唯唯诺诺的人。施蛰存说:“我所谓极自然的教育方法,就是给他以工作。一切人都能从适当的工作中受到教育。……一定要适当的工作,使他不能不努力去做。他既不轻视这工作,也不憎畏这工作,他就不会再自高自大了。……自高自大虽然从自尊心发展而成,但自尊心与自高自大却截然是两个东西。我们要消弭的是自高自大,可不必连自尊心都一起铲除。”③施蛰存的主张是不要将人一棒子打死,要人尽其用,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样既有利于人才的择用,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为夏原当时的状态,对他个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施蛰存说:“夏原如果从前确是个非常自高自大的人,可是‘几年来,他到处奔走,要求职业,连机关的传达都乐于去做’,这说明他的自高自大已经消耗到连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心都崩溃了,然而人们还把他当作一个游民处理,这又怎么能怪他要认为是‘宗派主义的排挤’呢。”④施蛰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对待知识分子一定要给他们出路,要给他们发挥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但施蛰存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等问题的讽刺,在当时是犯忌的。

   1956年12月15日,施蛰存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咬文嚼字》,看上去也只是“咬文嚼字”的事,其实不尽然,他说:“语言文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政治社会起了一个大变动的时候,它也立即跟着来一次大变动。……‘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诗代替了旧诗,当时以为这一变动似乎是最大的了,但从今天看来,也还只是一种书面语文的改革,其影响还没有波动到口头语言。解放以来,语言文字的变动才是真大,非但今天的白话文已不是‘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连今天的口头语也已不是‘五四’时代的口头语了。”施蛰存举出很多具有政治色彩的例子,如“坦白”、“靠拢”、“支援”、“联系”、“打通思想”、“克服困难”等等,它们都已经成为目前每个人的口头语。以“坦白”为例,施蛰存说:“我最欣赏‘坦白’这个词语,这不知是谁的天才创造。他把一个状词用成动词,像我们这些被旧的语文习惯拖住辫子的人,决不敢作这样的尝试。可是这个词语帮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小的困难。在这个词语未诞生以前,我们常常用‘招认’,‘供认’,或‘招供’,这些词都像用在罪犯身上的,在非罪犯身上就不适当。或者用‘承认’,意义似乎又轻淡了些。倘若用‘忏悔’,又像是一个教友的口气了。现在我们都用‘坦白’,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⑤施蛰存对“新名词”的讽刺,就是对政治的嘲讽。

   接着,施蛰存在1957年4月26日和27日《文汇报》连续发表了《倒绷孩儿》、《第二第三》两篇文章,其实是一篇文章的两个部分,是真正的“咬文嚼字”,谈的是简化字的一些弊端。

   施蛰存在1957年5月11日发表的《外行谈戏》中渐现锋芒,提出了戏剧界存在的问题。这篇文章刊出后,看到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施蛰存的胆子就更大了。

   嗣后,他写了《才与德》寄给《文汇报》。这篇文章已不再是“闲话”了,直接质疑了国家的用人制度:“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⑥这篇文章充分体现出施蛰存的超前思想,表现出他的忧患意识和对共产党领导的祖国的深深的热爱。施蛰存认为干部用人“才”比“德”重要,不是他不重视“德”,而是他觉得有“德”之人实在太少,所以,“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这么高瞻远瞩的思想,可以说是“人人心中所想,而笔下所无”的好文章,当然也是真正的“鸣放”内容。但是文章寄出之后,施蛰存却有些恐慌,建国以来历次思想运动的情形,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施蛰存感觉有些不对,赶紧给编辑部打电话请求退还稿件,但编辑说,来不及了,已经排好了版面。

   从1956年11月23日发表《夏原和知识分子》,到1957年6月5日刊出《才与德》,可以看出,施蛰存一直在思考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之后的前途问题,认为新中国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要让知识分子有用武之地,使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洪子诚说:“这也是强调专业标准以维护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的另一种言说。”⑦

   在《才与德》发表后的第九天,形势急转直下,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文章说:“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姚文元正是因为这篇狠毒的批判文章得以受到重用和升迁。然而,就是姚文元的这个开头,使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从此进入地狱。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认为《文汇报》“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汇报》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复刊的,《文汇报》的编辑希望给知识分子一个稳定的鸣放平台,其复刊社论明确表态:“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全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空气日益浓厚,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这方面,《文汇报》将以一定的篇幅作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并组织报道,反映各方面争论的问题,推动‘百家争鸣’,以繁荣我国的学术,加速向科学进军。”⑧邵力子在《文汇报》复刊贺词中说:“最近为了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决定仍在上海继续发刊。”⑨《文汇报》积极配合中央精神的行为,也曾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毛泽东甚至直接对《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说:“你们的报纸办得好。”⑩周扬也说:“现在的情况《人民日报》胆子还是小,就数《文汇报》胆子大,什么都放,什么都不怕。当然,也是我们让它这样做才做的,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共产党事先不讲一句话,它还是要怕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放’出许多东西来,我们还要继续‘放’。”(11)《文汇报》的大胆“鸣放”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配合党中央精神的,怎么会一下子全错了?

   《文汇报》的同仁有些想不通,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所主张的自由“鸣放”,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说:“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12)他们没有看懂这“潜台词”。而且“鸣放”的内容也是有限制的,毛泽东说,鸣放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13)当然,他们也不懂毛泽东的辩证法,毛泽东说:“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14)

   不论想不想得通,中央都动了,《人民日报》都有态度了,《文汇报》不能不动。何况,毛泽东还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印出来发给了党内的干部,毛泽东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15)《文汇报》同仁知道该怎样“何去何从”,也明白这一次要把握好短期的“主动权”,不愿意“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一定要“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于是,1957年6月18日,离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录以备考》的文章只隔了三天,《文汇报》就发表了夏之风批判施蛰存的文章《也谈才与德》。当然,文章的语气不是特别尖锐,有人猜测夏之风是《文汇报》编辑黄裳的笔名:“感到是黄裳的文风,在《文汇报》老人中,这几篇文章无人能写得出来,非他莫属。”(16)因为黄裳是施蛰存的朋友,批判施蛰存也是接到的任务,不得已,所以语气比较缓和。黄裳也回忆说:“1957年蛰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因此贾祸。其实这是一篇正确的针对时弊的好杂文。其时风雨如晦,报社急于认错,痛改前非。当时我还是个编委,在被揪出以前,还得写社论,写依照宣传口径的各种文字。当时有‘还债’之说,凡在鸣放中在本报发表的‘毒草’,都要一一批驳、消毒。《才与德》是名篇,这批判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于是胡说八道一通以应命。这是我对蛰存口诛笔伐的一段公案。其实蛰存的杂文是写得非常出色的。”(17)

紧接着,6月20日,《人民日报》批判施蛰存的文章出来了,这是署名阿木的《辟〈才与德〉》,语气已不委婉,措辞很锋利,定性十分明确。文章说,施蛰存的《才与德》“对今天的干部政策放了恶毒的一箭”,而且阿木将施蛰存过去的旧账一起算,说:“施蛰存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施蛰存,依然以‘第三种人’的‘公正’姿态,向党、向革命吐出诬蔑性的唾沫!”(18)《人民日报》给施蛰存定了性,其他的报纸就没有了顾虑,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向施蛰存袭来。大多数的文章,都是旧账新账一起算,“第三种人”、“洋场恶少”等“雅号”不断出现。批判施蛰存最用力的是姚文元,如果说黄裳是不得已,姚文元就是别有用心,是为了踩着人梯往上爬。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施蛰存是老朋友,施蛰存结婚时姚蓬子还去松江参加婚礼。但是反右刚开始,姚蓬子就无中生有地说施蛰存一贯为国民党效劳。儿子姚文元对施蛰存更是大打出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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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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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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