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试说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2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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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中国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取得突出的成就,形成中国兵家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这既表现为《左传》等史书和儒、墨、道、法学派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论述;更体现为以《孙子兵法》、《司马法》为代表的成熟兵书的纷纷面世。它们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更深的层次考察,诸子论兵之作的丰富和兵书理论体系的完善,在当时是互为关系、相辅相成的,即兵书的发展,给予诸子军事思想的成熟以有力的推动;而诸子的基本理论,又对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战国晚期思想文化嬗变上的重大特征之一,是思想融汇、学术兼容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稍晚出的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等,就开始较多地受到诸子学说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传递当时各家学说的不同政治文化信息。

   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的影响,比较集中地体现为在战国兵书中,较多地带上政治伦理学的色彩。这是由中国古代学术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为政治、伦理思想占有主导地位,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所谓“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氾论训》),指的都是这个含义。近人梁启超在其名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言”中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这一基本特色:“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使得战国兵书注重将军事问题较大限度地从属于政治伦理学的主体,换言之,就是使其许多军事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诠释。战国兵书中都有大段、大段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论述,而且一般都放在全书的首篇或靠前位置,例如《司马法》的“仁本”、“天子之义”;《尉缭子》的“天官”、“兵谈”、“制谈”、“战威”诸篇;《孙膑兵法》中的“见威王”;《六韬》中的“文韬”;《吴子》中的“图国”等等,就是明证。它们均不是纯粹从军事学的角度立论,而是从政治学的本体基础上对军事问题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总结。这应该说是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施加影响的必然结果。

   儒、道、墨、法、名、阴阳是战国时期主要的思想学术流派,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中对诸子学说的汲取和提炼,也主要表现为对这六家学派思想理论的接受。

   儒家学说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它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它的基本精神对战国兵书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儒家学说在战国时虽有孟、荀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如思孟学派更为恪守孔子的立场,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特别重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的特色,侧重于对“礼制”和“礼教”的阐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即讲究“仁义”,提倡“礼乐”,严格等级名分,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重视“民本”,追求由“小康”臻于“大同”的理想社会,等等。它们的影响所及,使得战国兵书普遍注意强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注意民心的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战国兵书指导原则(宗旨)上的浓厚儒学色彩。具体言之,即表现为当时兵书通常以儒学精神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目的,认识战争的成败。

   战国兵书中有关战争目的与性质的论述,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儒家在把握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精神。它们对军事活动必要性以及根本宗旨之认识,基本上与儒家“吊民伐罪”的原则相一致。这就是《尉缭子·武议》所说的“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然而,它们同儒家一样,称赞寝兵息战为圣德之治,肯定“兵不血刃”而定天下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司马法·仁本》);“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六韬·武韬·发启》)。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尉缭子·兵令上》)。指出一味依赖武力,频繁用兵,乃自取其辱之道,必然招致败亡:“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见威王》)。

   战国兵书对于战争成败之关键的理解,也大多本于儒家的看法。它们认为战争的成败得失,多取决于政治的清明与否,仁义礼乐的推行与否:“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天子之义》)。强调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尉缭子·战威》);“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子·图国》)。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战国兵书之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这是儒家思想对当时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影响。这种“民本”思想,在《司马法·仁本》中的表述,就是“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在《尉缭子·战威》中,是“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而《六韬·武韬·发启》中则表述为:“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战国兵书中这些渗透着儒学精神的军事“民本”概念,如果不单纯考虑其实施的效果,而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那么就应该承认它含有相对的真理颗粒,值得后人借鉴和给予抽象的继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国兵书深受儒学的寖染与影响,集中体现为是对儒家荀子军事思想的认同与接受。众所周知,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军事从属于政治、民心归向决定战争胜负的认识尤为深刻与透彻。他著有专门的兵学专论《议兵篇》,并在《王制》、《君道》诸篇中对军事问题多有阐释,可谓是儒家人物中探讨兵学问题最为深入的一位。他不遗余力地肯定“仁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强调指出“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荀子·王制》)。

   为了达到这一理想,荀子认为,一是要提倡附民爱下,力行仁政:“行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荀子·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同上)。二是要“隆礼重法”。荀子视礼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认为只有尊奉礼义,遵循制度,尚贤使能,教化百姓,顺从民心,才能造就军事上的强盛:“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廓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荀子·君道》)。否则,便会民众离心,导致军破国亡:“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同上)总之,在荀子看来,“礼乐”是军队强盛,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上不隆礼则兵弱”(《荀子·富国》);“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荀子·王霸》)。三是注重将帅个人的道德修养。在治军中认真贯彻“军礼”的基本前提下,荀子十分强调将帅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对将帅品德修养问题做出了全面的阐发:“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荀子·议兵》);“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同上)。认为能够做到以上几点,这样的将帅以是杰出的将帅,“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同上)。四是提倡守常经、行正道,反对一味追求“功利”、执迷“诡诈”:“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阨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荀子·议兵》)。

   战国兵书受荀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六韬》为例,其战争观理论就不无荀子思想的烙印。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六韬》作者认为:“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武韬·发启》)这就是说,能否在战争中克敌制胜,进而取得天下,其决定因素决不在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在于是否顺应天下的民心民意,是否合乎天地间的道义公理。若战争的动机与目的能够顺应民心、合乎道义,就能得到天下万民的支持,就能无往而不胜,反之,则天下之人地成为你的对抗者和劲敌,就必然导致失败。

   关于战争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六韬》作者提出了“爱民”的思想,具体内容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文韬·国务》)也就是说,实施统治,制定和采取各项治国措施,都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要保障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统治者要将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悉心爱护,与其同忧同乐,“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武韬·发启》)只有在政治上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政通人和,上下一心,这才是取得战争胜利最根本的保证。而细加体会,我们能发现,所有这些理念,与荀子的兵学观可谓是如出一辙。

   法家学说对战国兵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家的要义是“尊主卑臣”,提倡“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卷一三零《太史公自序》),“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诸子略》),主张“循名以责实”,强调加强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法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政治权力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它比“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儒学显得更为高明。兵书要积极发挥自己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现实功能,自然完全有必要融合和和汲取法家学说的某些内容。

   从现存的战国兵书内容来看,它们都充分吸收了法家厉行赏罚的主张,极力提倡在军事活动中明赏严罚,以保证军队上下统一号令,强化军事纪律。这就是《尉缭子·制谈》中所言的“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这里不仅讲求赏罚,而且将赏罚直接与奖励耕战结合起来,这与《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的思想实有相一致之处。另外像《六韬·龙韬·将威》中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吴子·治兵》中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等等,也同样体现了法家的赏罚理论。从实际操作角度看,法家的赏罚严明主张的确符合军事活动的组织要求,因此为战国兵书所广泛吸收,其中尤以《尉缭子》一书最为显著。

战国兵书普遍强调军队的集中管理,主张以君权至上为军事活动的遵循规范,这显然是深受法家“尊主卑臣”、“专制独断”理论的影响。《尉缭子·原官》对这一问题是如此论述的:“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意思是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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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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