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杨向鹏:涂尔干社会学思想中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及其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3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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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   杨向鹏  
但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继续依循涂尔干本人的理论逻辑,对两个问题进一步聚焦和明确。第一个问题:关于物理特性社会事实与心理特性社会事实的区别。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特性的论述是,物理特性的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先在性、强制性和整体性,不具有精神性(或心理性);心理特性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先在性、强制性、整体性、精神性(或心理性)。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否具有或涉及精神特性(或者说心理特性),是社会事实两种客观实在性的关键不同所在。因此,物理特性社会事实与心理特性社会事实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因为它们都是一种客观实在性),而在于心理特性社会事实的客观实在性是与人的意识、心理、情感、价值等主观因素相关的,也就是说,心理特性的社会事实具有建构的性质。由此可见,社会事实的实在性与建构性是“涂尔干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涂尔干问题”的深层:因果分析与功能分析

   在更深层次上,“涂尔干问题”进一步延伸为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的纠葛。就其实质而言,这一对矛盾也离不开实在性与建构性这样一个问题。如前所述,特纳对涂尔干的功能分析方法提出了颇多批评,指出其功能关系与因果关系的混淆并包含了目的论和循环论证问题。这也意味着,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前提在于厘清功能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对于这一问题,特纳的回答是“功能解释是因果理论的复杂形式”,“它们涉及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功能分析是因果分析的一种形式”,“功能分析涉及因果分析”。显然,无论是特纳还是涂尔干本人,对上述问题都没有提供清晰的答案。

   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奠基人,处于社会学初创时期的涂尔干认识到,社会学必须与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相区别,建立一套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制度,并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事实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过程等各种现象进行解释。对于涂尔干,功能分析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沃特斯对此曾这样评论:“要搞清楚一桩社会事实可能具有怎样的功能,就要看‘它满足了什么样的需要’。社会事实和系统需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各部分的运作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之间的关系。”[33]这其中贯穿的逻辑是:要明确某一社会事实的功能,就要确定它满足了什么样的系统需要,而这就使得对某一社会事实的功能分析指向了它与某种社会目标的关系,暗含了某种目的论的结果。涂尔干意识到,功能分析需要排除与目的论的瓜葛,不能根据个体的意向、情感、欲望、价值来解释社会事实的功能,他因此对区分社会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作了特别阐述:“我称那些具有最普遍形态的事实为正常现象,称其他事实为病态现象或病理现象。如果把以最常见的形态最平凡地出现于同一种内的属性归纳为一个整体,即归纳为一种抽象的个性,将由此得到的假设的存在称为平均类型,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平均类型是正常类型,而一切不符合健康标准的现象都是病态现象。”[34]涂尔干力图划清功能与目的的界分:对于一个健康的机体,每一个器官都发挥着有用的职能,每一种内部状态都反映出某一外部条件,从而保证有机体的平衡;另一方面,某些生理构造并不直接发挥任何作用,而是作为有机体总体条件的一部分存在。也就是说,将功能分析的结论表达为具体的普遍性、平均数、机会、概率等,社会正常现象或病态现象通过不同的经验数据呈现出来,可以避开目的论和循环论证的问题。

   然而,只要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目的论和循环论证就是难以排除的,涂尔干显然明白这一点,他反复重申,社会事实的功能并不等同于具有这种功能的原因,因为,某一社会事实的功能是以其特有属性为前提的,但不能反过来说这一功能产生了社会事实本身。他这样强调社会事实的研究方法准则:“因为构成正常现象的外部特征的普遍性本身是一种可以解释的现象,所以通过观察使这种性质直接得到确认后,我们就必须设法对它作出解释。当然,我们可以事先肯定,这种普遍性之存在并非没有原因,但确切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原因尤为重要。”[35]但是,从这些阐释看不出功能分析撇清了与目的论的关系。

   涂尔干进一步强调:“要想把原因查明,只知道我们希望什么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种希望。”[36]正是在这里,当涂尔干把社会现象的原因与人的主观希望联系在一起考察时,他终于触及了功能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功能与人的主观需求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意向、情感、欲望、期待、价值等参与到了改变社会事实的过程中,促使社会事实产生出满足自身需要的功能。如涂尔干所言:“我并不想说人的意向、需求和欲望从不积极地介入社会的进化。相反,它们肯定会作用于社会事实赖以存在的条件,而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们不仅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从无中创造出任何东西,而且它们对于社会进化的介入本身,不管带来什么结果,都只能根据其动因而产生。”[37]尽管社会事实的功能不能归结为人的主观需求,也不能以人的主观需求来解释社会事实及其功能的原因,但人的主观意向的确会以满足某种需求作为目标,这促使人的意向、情感、欲望、期待、价值等对客观过程的积极介入,将能动的建构意图作用于既有的社会事实,达到主观预期的目的。

   至此,我们的结论应该比较清晰了:功能关系与因果关系的纠葛以及功能分析与目的论的难解难分,均来自于社会事实的二重性,来自于社会事实的存在方式既是实在的也是建构的这一本质。

  

四、余论:“涂尔干问题”的当代价值


   “涂尔干问题”有着深邃的内涵。一定意义上说,涂尔干社会学思想中的不甚清晰之处是奠基者思想源头丰富性的一种展现,其理论“剩余”和思想“残篇”的价值也为后人预留了继往开来的基础。

   第一,“涂尔干问题”也是“社会学本体论”问题。

   社会事实的二重性或“心-物”关系贯穿在对人类社会两大系统的认识和解释之中。这里所说的两大系统即社会的自然系统与社会的人文系统。我们曾指出:社会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涉及两类要素系统,即社会的自然基础与社会的人文环境,“任何具体的和现实的社会,都不外是社会的自然系统与社会的人文系统交互关系的总和。”“社会不是孤立的自然系统或人文系统的产物,而是以其自然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为基本特征的,这也就是社会构成的关系二重性。”[38]对于社会学而言,无论是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社会运行等等研究,社会事实的“心-物”二重性是贯穿其中的基本脉理,笔者因而也称之为“社会学本体论”问题。

   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说,“社会学本体论”问题也可以表述为,面对社会事实的“心-物”两种实在性,研究者以怎样的方式对这种实在性进行观察、把握和解释。一方面,社会世界具有物理实在性,这是独立于并外在于人类的实在性;另一方面,社会世界还具有人文实在性,这是存在于人文世界并内在于人类心智中的实在性。毫无疑问,这两种实在性也是两种客观性——物理世界的客观性与心智世界的客观性,依赖于人类心智的客观性也是一种客观性,因为它毕竟不同于个人心理而且不能归结为个人心理。

   进一步说,人类社会两大系统即社会的自然系统与社会的人文系统分别体现了社会的两种实在性和客观性,其一,物理世界的实在性和客观性,是独立于人类并外在于人类的心灵、意识、情感、欲望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性是非建构性的;其二,人文世界的实在性和客观性,是依赖于并内在于人类心智的实在性和客观性,与人类的心灵、意识、情感、欲望、价值取向等密切相关,这种客观实在性是建构性的。因此,社会事实或社会世界的实在性与建构性,是“涂尔干问题”或“社会学本体论”问题的核心所在。

   第二,“涂尔干问题”凸显了人类对社会实在的建构。

   社会事实的“心-物”二重性影响了人类对社会世界及其实在性和客观性的认识方式和呈现方式。一方面,社会的自然系统作为无精神性、无智能性的物质现象,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实在性和客观性,规定了人类对其认识的真实性和呈现的客观性,即认识必须符合自然事物及其规律性,并以不受主观性影响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会的人文系统是在自然系统基础上形成的,与人类的精神现象和心智结构密切相关,人类对其认识必然带有这样那样的主观因素,并采取不同的主观形式将认识结果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产生的社会实在具有明显的建构性。由此可见,社会世界中的一部分现象与人们的意识、思想、情感高度相关,尽管它们也是一种客观性,但其中包含了人赋予的主观内容,是人的主观意义的外化形成的社会世界,人们的思想、观念、知识、信念以及兴趣、情绪、感受、期待、评价等参与其中,人们的认可、同意、相信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说,人类精神和心智重构了社会的实在性和客观性,建构甚至创造出了一个社会世界。

   相比于原有社会事实的“心-物”二重性,这部分建构或创造出的社会世界既非单一的物性也非单一的心性,已不是物性与心性的简单集合,有其独特的实在性、客观性和规律性。作为“由社会行为主体(人和人的组群)的行动建构起来的,是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构关系的产物”[39],这类事物不能归结为或等同于自然的物理现象,也不能还原为个人的心理现象,社会世界中的语言、货币、财产、政府、银行、婚姻、制度以及文化现象等,就属于这类事物。它们来自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它们的存在不仅与人的思想、观念、意向、价值等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由于人们的认可、同意、相信才成为了社会事实。正如约翰·塞尔所言:“实在世界的一些部分,世界中的一些客观事实,只是由人们的同意才成为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着一些只是因为我们相信其存在才存在的事物。”[40]

   第三,“涂尔干问题”内含了人类对社会实在建构的目的性。

   如前文指出的,涂尔干已经看到了人类思维对社会实在的建构性,有些类别的社会事实依赖于集体意识,如家庭、契约、刑罚、国家、制度甚至社会本身等,是通过人们的观念才具有实在性的,人们的同意和共享使其具有了社会效果。但这里也是涂尔干思考的不清晰所在,人们建构或创造的这类社会事物,它的独特实在性、客观性和规律性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以往的传统是被发明和重构,现实一部分实在世界也是被发明和重构的,或者说社会世界本身就是不断被发明和重构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人们对社会世界进行建构和创造既是认识和呈现过程,更是行动和实践过程,是认知与实践亦即“知-行”能动地融合为一体的过程。人们不仅对自己的意图、愿望、期待进行描述和表达,而且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使之成为现实的存在。因此,这类社会事物融入了人们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它们也因之具有与自然系统不同的实在性、客观性和规律性。正是在此过程中,因果关系与功能关系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人类重构了的这类社会实在中,因果关系与功能关系是“互缘”的连带关系,或者如特纳所说“功能解释是因果理论的复杂形式”,作为因果分析的一种形式,功能分析当然会涉及因果关系。可以理解,为了撇清功能分析与因果关系及目的论的关联,涂尔干作了大量的阐述,最终却是徒劳无功的。

事实上,人类对社会世界的不断发明和重构是各门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涂尔干问题”可以说是这一问题的经典形式。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社会的实在性与建构性构成了非常重要的学理脉络。譬如,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历史的叙事化、历史叙事与社会及文化的关联;在经济学中,通过发明和描述新的需求,并将陈述变为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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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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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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